解放戰争進入第二年後，在戰場上起義和投誠的國軍将領越來越多，他們當中，隻有鄭洞國一人是被部下挾持投誠的。鄭洞國是湖南石門人，出生于1903年，父親以種田為生，農閑的時候就當裁縫，補貼家用。但在那個亂世，人們的生活都很苦，一年到頭也做不了幾件新衣裳，是以鄭洞國家的裁縫生意并不好。
好在鄭洞國學習很努力，成績也很好，給了父親不少安慰。中學畢業後，鄭洞國回鄉當了一名國小老師。1924年，得知黃埔軍校招生的消息後，鄭洞國棄文從武，考入了黃埔一期，和杜聿明、胡宗南等人成了同期校友。抗戰爆發後，鄭洞國先是率部在長城一帶和日軍血戰，并在南天門全殲了日軍精銳“骷髅隊”，一戰揚名。
之後他又率部先後參加了長城抗戰、台兒莊戰役、武漢會戰、鄂西會戰和長沙會戰等戰役戰鬥，功勳卓著。1943年，鄭洞國出任新一軍軍長，率部在緬甸戰場上重挫日軍，揚威異域，并是以獲得了一枚青天白日勳章。抗戰勝利後，鄭洞國率部進入東北和我軍作戰，先後給杜聿明和衛立煌做副手。遼沈戰役爆發前，國軍在東北隻剩下了沈陽、長春、錦州三大孤立據點及周圍少數中心城市，處境極為被動。
為了避免東北數十萬國軍陷入全軍覆沒的境地，鄭洞國多次向老蔣建議，主動放棄長春，将主力集中在沈陽和錦州之間，這樣就能化被動為主動，處在能戰、能守和能退的有利位置。但老蔣卻拒絕了鄭洞國的提議，理由是長春曾是僞“滿洲國”的首都，輕易放棄的話将産生不利的“國際影響”，這個腦回路也是沒誰了。
老蔣不僅拒絕了鄭洞國的建議，還派他到長春坐鎮，鄭洞國後來回憶：“從那時以後，直到長春和平解放前夕，我度過了一生最為艱難和最痛苦的一段時光。”1948年6月5日，東北野戰軍首長下達了《圍困長春的辦法》，基本要義是：“斷絕對長春的交通與一切商業關系，使糧食、柴草、蔬菜等生活資料，不流入長春，使守軍得不到長市外圍的供應。同時用炮火及高射武器控制空域，使敵機不敢低飛投擲和着陸，以此限制其空運。”
此後，東北野戰軍十萬圍城部隊開始了對長春長達150多天的圍困。長春守軍的補給隻能靠空運來維持，不久後大房身機場失守，空運斷絕，長春城内開始出現糧荒。新七軍和60軍的六名師長聯名給老蔣寫信，請求派兵解圍。老蔣給他們回信：“希望你們艱苦卓絕，支援到底。”随後老蔣又親自給鄭洞國發了一封密電，指令他長期固守，叫他把長春市民的一切物資糧食完全收歸公有，然後計口授糧，按人配置設定。
鄭洞國認為老蔣的這個辦法不可取，他自己推出了一個《戰時長春糧食管理暫行辦法》，規定準許市民留下能吃到九月的糧食，其餘的糧食，一半賣給部隊用作軍糧，一半可以自由交易，但交易的時候必須按照政府制定的價格，哄擡糧價者嚴懲。不料此舉不但沒能解決糧食問題，還導緻投機倒把瞬間盛行，糧價一路飛漲，到十月份的時候，一斤高粱米的價格已經達到了兩億五千萬元（東北流通券）的天文數字。
随着冬天的來臨，長春守軍在忍饑挨餓的同時還面臨着燃料不足的難題。為了取暖，國民黨守軍開始拆民房，砍市内的樹木，甚至把馬路上的柏油也挖起來當燃料了。鄭洞國後來回憶：“七月以來，市内已有餓殍出現，許多老百姓因糧食吃光或被軍隊搜光，隻得靠吃樹葉、草根度日，結果因身體極度虛弱而病死、餓死的人愈來愈多。有的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下就死去了。”
内外交困，鄭洞國知道再守下去隻能是死路一條，他決心率部突圍，能出去一個算一個。但就在突圍前一天，曾澤生率60軍起義了，長春一半防區被解放軍占領。兩天後另一支部隊新七軍也放下了武器，鄭洞國率部分親信困守長春中央銀行大樓，并給老蔣發了一封訣别電，準備自殺身亡。緊要關頭，部下湧了進來，挾持鄭洞國投誠。新中國成立後，鄭洞國先後在水利部和政協任職，1991年病逝，受到了兩岸的共同追悼，骨灰葬于八寶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