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后，在战场上起义和投诚的国军将领越来越多，他们当中，只有郑洞国一人是被部下挟持投诚的。郑洞国是湖南石门人，出生于1903年，父亲以种田为生，农闲的时候就当裁缝，补贴家用。但在那个乱世，人们的生活都很苦，一年到头也做不了几件新衣裳，因此郑洞国家的裁缝生意并不好。
好在郑洞国学习很努力，成绩也很好，给了父亲不少安慰。中学毕业后，郑洞国回乡当了一名小学老师。1924年，得知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后，郑洞国弃文从武，考入了黄埔一期，和杜聿明、胡宗南等人成了同期校友。抗战爆发后，郑洞国先是率部在长城一带和日军血战，并在南天门全歼了日军精锐“骷髅队”，一战扬名。
之后他又率部先后参加了长城抗战、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鄂西会战和长沙会战等战役战斗，功勋卓著。1943年，郑洞国出任新一军军长，率部在缅甸战场上重挫日军，扬威异域，并因此获得了一枚青天白日勋章。抗战胜利后，郑洞国率部进入东北和我军作战，先后给杜聿明和卫立煌做副手。辽沈战役爆发前，国军在东北只剩下了沈阳、长春、锦州三大孤立据点及周围少数中心城市，处境极为被动。
为了避免东北数十万国军陷入全军覆没的境地，郑洞国多次向老蒋建议，主动放弃长春，将主力集中在沈阳和锦州之间，这样就能化被动为主动，处在能战、能守和能退的有利位置。但老蒋却拒绝了郑洞国的提议，理由是长春曾是伪“满洲国”的首都，轻易放弃的话将产生不利的“国际影响”，这个脑回路也是没谁了。
老蒋不仅拒绝了郑洞国的建议，还派他到长春坐镇，郑洞国后来回忆：“从那时以后，直到长春和平解放前夕，我度过了一生最为艰难和最痛苦的一段时光。”1948年6月5日，东北野战军首长下达了《围困长春的办法》，基本要义是：“断绝对长春的交通与一切商业关系，使粮食、柴草、蔬菜等生活资料，不流入长春，使守军得不到长市外围的供应。同时用炮火及高射武器控制空域，使敌机不敢低飞投掷和着陆，以此限制其空运。”
此后，东北野战军十万围城部队开始了对长春长达150多天的围困。长春守军的补给只能靠空运来维持，不久后大房身机场失守，空运断绝，长春城内开始出现粮荒。新七军和60军的六名师长联名给老蒋写信，请求派兵解围。老蒋给他们回信：“希望你们艰苦卓绝，支持到底。”随后老蒋又亲自给郑洞国发了一封密电，命令他长期固守，叫他把长春市民的一切物资粮食完全收归公有，然后计口授粮，按人分配。
郑洞国认为老蒋的这个办法不可取，他自己推出了一个《战时长春粮食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准许市民留下能吃到九月的粮食，其余的粮食，一半卖给部队用作军粮，一半可以自由交易，但交易的时候必须按照政府制定的价格，哄抬粮价者严惩。不料此举不但没能解决粮食问题，还导致投机倒把瞬间盛行，粮价一路飞涨，到十月份的时候，一斤高粱米的价格已经达到了两亿五千万元（东北流通券）的天文数字。
随着冬天的来临，长春守军在忍饥挨饿的同时还面临着燃料不足的难题。为了取暖，国民党守军开始拆民房，砍市内的树木，甚至把马路上的柏油也挖起来当燃料了。郑洞国后来回忆：“七月以来，市内已有饿殍出现，许多老百姓因粮食吃光或被军队搜光，只得靠吃树叶、草根度日，结果因身体极度虚弱而病死、饿死的人愈来愈多。有的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下就死去了。”
内外交困，郑洞国知道再守下去只能是死路一条，他决心率部突围，能出去一个算一个。但就在突围前一天，曾泽生率60军起义了，长春一半防区被解放军占领。两天后另一支部队新七军也放下了武器，郑洞国率部分亲信困守长春中央银行大楼，并给老蒋发了一封诀别电，准备自杀身亡。紧要关头，部下涌了进来，挟持郑洞国投诚。新中国成立后，郑洞国先后在水利部和政协任职，1991年病逝，受到了两岸的共同追悼，骨灰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