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27日，香港中文大學曆史系科大衛教授在華東師範大學第五屆地方文史進階研修班，以線上方式進行了題為“從生活的獨幕喜劇到社會經濟史”的講座。講座由華東師範大學曆史學系馮筱才教授主持。
科大衛所說的“生活的獨幕喜劇”是對英文單詞“ephemera”的翻譯，很多圖書館用這個詞來代表某一類的收藏，這類收藏品是那些在生活中短暫使用的東西。比如電影票，人們不會将這類物品留存很久，往往用完就會丢棄。牛津大學收藏了很多英國的這類物品，比如18世紀戲院門票、火柴廣告、鐵匠招紙等等。民間文書也屬于“生活的獨幕喜劇”，科大衛提到自己對這類物品開始感興趣是在1980年代，便零零碎碎收藏了一些，借此機會展示出來與大家共同分享。
田土文書
科大衛展示的這批田土文書原本屬于香港中文大學曆史系一位畢業生，現已捐贈給香港中文大學。他提醒研究者，要像考古一樣注意材料的原貌。把同一批材料包在一起就是當時人們處理檔案的辦法。
科大衛認為，某些處理民間文書的方式存在很大問題，即材料從離開原主人到抵達收藏者的過程中，外層包裝被打開了，并分别進行登記。這樣的處理方式會造成很多後果，一是容易喪失關于這批材料的諸多資訊，二是破壞了同一批材料的連貫性，以後的研究者要全面收集材料并重建立立材料的連貫性就非常困難。徽州文書也存在類似的情況，現在看到的徽州文書被收藏于不同機構，甚至有些本屬于同一家的文書也零散地見于不同機構。有鑒于此，文史工作者一方面需要去收藏這些地方資料，另一方面，儲存這些資料的時候也要盡量維持原貌。
《重修玉皇廟記》
碑刻也是一種常見的民間文獻，收錄與整理碑刻文獻的時候也要注意儲存原貌。科大衛提到他在使用《澤州碑刻大全》的時候，就遇到了困難。其中的《重修玉皇廟記》是刻于金泰和七年，非常珍貴。隻是該書隻收錄了碑陽，而沒有收錄碑陰。然而，碑陰記錄了這個地方的管理架構，是很重要的資訊。科大衛實地看到這塊碑後，才知道碑陰的這些重要資訊沒有被收錄進去，對此感到十分遺憾。地方文史資料的整理方式，很大程度影響了這批資料價值的發揮。
《鵝湖鄉事往還尺牍》
佛山市博物館儲存了一本手抄書信集《鵝湖鄉事往還尺牍》，是民國三年執行縣政府的規定，關于族長提名的來往信件。通過這些信件可以看出，被提名的人士長期熱心佛山鎮内的公共事務，通過自己行業的行會，設立善堂，并且被佛山大魁堂任命為佛山糧倉的值理。他在當地的地位比較高，已被自己所屬的選區即“鋪”的士紳及耆老選為谘議局的佛山議員，并成為該鋪委員會的主任。這份材料讓我們從一個微觀的角度入手看到民國初年地方社會的情形。
《潭岡鄉鄉會董事局議案簿》
另一個例子可見于《潭岡鄉鄉會董事局議案簿》，這是許舒先生在香港一間二手書店發現的，科大衛與許舒共同購得。除了會議記錄外，這批資料還有官司記錄、地契以及1919年籌款的一本小冊子。大多數年份的會議記錄都有副本，副本現存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正本現存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利用這些文獻以及“宗族複興儲蓄會”的規章檔案、潭岡鄉地圖，科大衛寫了《宗族社會主義與公家掌控：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潭岡鄉》這篇文章。
這批材料還原了重建廣東新會潭岡鄉的故事，潭岡鄉在村鬥中遭到破壞，1919年該村阮氏在鄉會的贊助下，以借貸方式籌款重建該村。此項工作有一個特色，那就是土地歸公。所有的祖業均須無限期置諸鄉會管理之下，個人财産則定期為十年左右，都有明文規定。所得收入用于償還債款和鄉村福利。鄉會董事定期在香港聚會，鄉務交由一位受雇的司理負責，司理向董事書面報告大小事務。同理的報告或詳或略，此外還有董事局的答複，這些都可以在董事局的會議記錄中找到。
科大衛感慨以前的研究者發愁資料不夠，現在則是資料多到看不完。這樣的情況下，應該要發現新問題、提出新問題，若還在問沒有資料的年代的舊問題，那就太落後了。他提到趙思淵的《清前期徽州鄉村社會秩序中的土地登記》利用新發現的資料，向前多走了一步。
科大衛特别指出，學者不能止步于對于地方文獻的興趣，而要從這樣的感情出發，将自己對材料的了解寫成文章。這樣才可以與其他學者進行對話，糾正和完善其中可能出現的錯誤。高校的學者不了解當地的情況，很容易對地方文獻出現誤讀，是以在這方面需要地方工作者的幫助。
最後，在與會人員交流環節，科大衛強調了田野筆記的重要性，如果沒有田野筆記而單純依靠記憶，就相當于自己創造曆史材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他說，我們研究中國社會的時候，一定是某一個地點某一個時間的社會，但我們也不能停留在這裡；因為了解中國整個大環境，同樣至關重要。不了解大環境，也就無法了解地方社會。
（本文已經科大衛教授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