狀元郎何 何以成為“靖康罪首”？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四十三）紹興元年（1131）四月己巳條：

參知政事秦桧言，“臣昨與何 、陳過庭、孫傅、張叔夜同扈二聖出疆，今臣偶獲生還，驟蒙聖獎，擢居政府，而 、過庭、叔夜皆死異域，體骸不全，遊魂無歸，可為傷恻。欲望聖慈，特依近者聶昌體例，追贈 等官職，仍給其家恩澤，以為死事之勸。”诏贈 、過庭、叔夜并開府儀同三司，官子孫各十人。

“靖康之變”中，北宋欽宗朝宰執何 、陳過庭、孫傅、張叔夜同時陷敵，并随“二聖北遷”，身死異域，後同獲南宋朝廷追贈。

但當時人對于追贈何 一事始終有非議，同書（卷四十四）五月丙午條：

故正議大夫何 贈觀文殿大學士，官子孫七人。初，殿中侍禦史章誼論， “折沖無謀，守禦無策，堅請淵聖再幸敵營，此陛下父兄之仇，而中國招禍之首，雖死異域，當行追貶。望寝贈典，以允公議。”事既行，參知政事秦桧力明其死節深為金人所重。上曰：“ 能如此，不可不示激勸，但比張叔夜等三人，稍損可也。”

視何 為“招禍之首”者，絕非章誼一人。繼章誼之後，次年，胡松年舊事重提，“靖康之禍，何 輕脫寡謀，宜為罪首。”（《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二》）另外，早在建炎之初，孫觌便有此一問，“首俾二聖辱在泥途”“凡此誤朝，誰為禍首？”（《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十一》）

章誼、胡松年、孫觌均與何 為同時代人，“靖康之變”中，孫觌更陪同欽宗、何 兩入“敵營”，這些人言之鑿鑿地質疑何 在“靖康之變”中的行止，顯然其來有自。那麼，何 究竟何許人也？為何會被視為“靖康罪首”？

一

何 ，字文缜，今四川仁壽人，政和五年（1115）進士及第，為該榜狀元。《三朝北盟會編·何 傳》說：“兄棠，字文植，弟榘，字文度，皆好學，能詩，以才知名。”何氏三兄弟中，何 尤為突出，“天姿俊逸，善屬文。”其人英俊潇灑，寫得一手好文章。

徽宗在位期間，何 在政治上鮮有作為，值得一書的，唯有宣和六年（1124），“言事者論 宗蘇氏，謂轼為鄉黨、曲學，出之。”但徽宗随即“留為禦史中丞，（何 ）論王黼奸邪”，“王黼既解政，栗亦罷”。這一事件的背景是徽宗朝蔡京、王黼兩黨交鬥延及人事變動，何 隻不過是秉承徽宗的“聖意”行事而已。（王開春：《韓駒宣和六年被黜原因蠡測》）

一年之後，徽宗禅位，“欽宗即位，（何 ）複為禦史中丞。”（《東都事略·何 傳》）其後，何 相繼為翰林學士、中書侍郎、門下侍郎，最後除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即右相。不足百日間，何 周遊三省，直至超擢為宰相，以緻于汪藻也在《代何 辭免右仆射表》中感歎其超擢之速，“未閱十旬之久，遍膺三省之除。”（《浮溪集》）

縱觀北宋一朝，由狀元而官至宰相者，此前隻出現在真、仁兩朝，僅呂蒙正、王曾、李迪、宋庠四人而已，且宋庠入相僅一年，便于1051年罷相。其後，直至1126年底何 登庸，期間再無狀元拜相，何 由此成為北宋最後的狀元宰相，更是其中最年輕的一位。

正如前引《何 傳》所說，“識者謂其才藻宜在兩禁，恨柄用之太早，況當變故之際也。”何 甫一拜相，其同年、也是該榜榜眼潘良貴便對欽宗皇帝直言不諱，“靖康召對，（潘良貴）因論時宰何 ……不可用，恐誤國事。”（《默成文集·序》）

但是，靖康年間，風雲突變，因緣際會，被普遍認為并不适任的何 驟然登上權力巅峰。究其根本，是靖康以來政治形勢的急劇演化、發展所緻，隻是何 拜相，未能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之将傾，反而将徽、欽父子，乃至于除高宗之外的整個趙宋皇族拖入萬劫不複的深淵。

二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徽宗倉惶退位，嫡長子趙桓即位，是為欽宗，次年改元靖康。靖康元年正月初七，金軍便兵臨城下，包圍了北宋都城汴京，宋、金之間被迫簽訂城下之盟。其中，北宋割讓太原、真定、中山三鎮，并以巨額金銀犒軍，金人于二月十日退兵。

金人甫一退兵，宋廷便開始反悔，認為“三鎮國家邊面所系”，“祖宗陵寝在焉”，“決不可割”，三鎮守臣都拒不奉诏，堅守不降。為此，北宋朝廷不得不轉而組織力量，救援三鎮，尤其是河東重鎮太原。可惜太原不僅未能解圍，反而錯失進一步構築防禦體系的最後時機，并将剩餘的宋軍精銳消耗殆盡，河北重鎮真定等也因為守軍被征調赴太原解圍，導緻城内空虛而相繼陷敵。

戰場上接連敗北之後，宋廷又被迫重回議和一途，“許以三鎮稅租之數”。（《靖康要錄箋注·卷十二》）北宋朝廷打算以三鎮租稅贖回三鎮，遭到金人嚴詞拒絕。十一月七日，前往議和的使臣王雲“自軍前單騎馳歸，不數日至，中外大駭。果雲：‘事勢中變，欲得三關（即三鎮）而止。不然，便至汴都’”。（《靖康要錄箋注·卷十二》）

為此，北宋朝廷需要就是否割讓三鎮重新做出抉擇。哲宗紹聖年間，司馬光、文彥博、趙卨、範純粹等一幹大臣因為“以棄地之罪削除名籍，投竄嶺海，禁锢子孫，累赦不宥，可謂酷矣”。有鑒于此，欽宗朝的宰執們無人敢于決斷，紛紛“卷舌不言，自為計耳”。何 就是其中的代表，他的應對之策便是典型的“鴕鳥”政策，“至是，何 謂宰相唐恪曰：‘三鎮之地，割之則傷河外之情，不割則太原、真定已失守矣，不若任之。’”（《三朝北盟會編·卷六二》）

宰執們久議不決，欽宗本人同樣不敢公然置祖宗之地于不顧，“陛下受祖宗之天下，尺地豈可與人 ？”（《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三十》）于是，轉而希望借百官集議之名來堵住悠悠衆口。“金人必欲三鎮，今與之，其害如何？欲不與之，其利如何？朕當從衆而行之，不敢自任。”宰相唐恪回避，預議的百官們再次分裂為兩大陣營：其一，以門下侍郎耿南仲為首，主張“棄地而和”；其二，以中書侍郎何 為首，“欲戰”，“何 其首也。”（《靖康要錄·卷十二》）

結果，主張“棄地而和”的一派勝出。門下侍郎耿南仲以及附和耿南仲的知樞密院事聶昌，均以“割地使”的名義，被欽宗強令出使金營，宰相唐恪則因依違其間，遭到汴京百姓的唾棄，而最終乞罷。

十一月八日百官集議，二十五日，金軍第二次包圍汴京。此時，唐恪已經罷相，而耿南仲、聶昌出外，朝廷中樞為之一空。閏十一月一日，何 得以“序遷”拜相，而與何 持同一立場的孫傅、陳過庭、馮澥等則入主二府，成為執政，他們共同執掌起北宋的軍、政大權，而何栗的同年秦桧則除禦史中丞。

三

除了拒絕割三鎮之外，何 的另一重要主張是固守汴京。其實，早在金軍第二次南侵之前，名将種師道臨終時就建議欽宗，“金人……若複來，是必集諸國大舉，鋒銳不可當……欲乞大駕幸長安，以避其鋒。”（《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十）宰相唐恪也建議欽宗，“今宜……西幸洛（陽），連據秦、雍，領天下親征，以圖興複。”

種師道與唐恪均主張欽宗應該暫時出城避敵，卻被何 嗤之以鼻，而支撐何 做出決斷的唯一理由，似乎僅有蘇轼的一篇舊文，“（何 ）引蘇轼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蘇轼的這篇文章，出自《東坡志林》，題目便是《周東遷失計》，蘇轼認為，周平王遷都導緻“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由此，何 認為，宋廷一旦遷都，必然重蹈東周的覆轍。

殊不知時移勢易，所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何 此舉無異于刻舟求劍。宋、金之間的形勢和力量對比已經有天壤之别。宣和七年底，金東、西兩路大軍南下伐宋，其中，東路軍繞過河北重鎮真定、中山，直抵汴京，但金軍第一次圍城，事屬突然，宋廷随後便在大臣李綱的強勢主導下，積極防禦，并調集各地勤王兵馬，尤其是西軍名将種師道等率兵趕到，給予金軍實質上的威脅。而金西路軍則被阻擋在太原城下，難以按計劃和東路軍會師于汴京，導緻東路軍孤軍深入不測，在獲得北宋割地、賠款的承諾之後，便匆匆撤離。

金人再次兵臨城下之際，種師道已經病逝，另因朝廷指揮不當，其弟種師中在解圍太原的途中戰死，而太原在堅守了250多天之後，也最終被攻破，金西路軍得以渡過黃河。随後，金西路軍兵分兩路，一部西向阻斷北宋西軍的勤王之路，另一部則東向直抵汴京城下，和東路軍會師，聯合攻城。

反觀北宋，最為金人忌憚的西軍精銳已經在南征方臘、宣和北伐以及解圍太原的連續征戰中消耗殆盡，更主要的是宋軍接連敗北，名将凋零，士氣崩壞，朝廷又朝令夕改，指揮無方，導緻各地勤王兵力解體。金人早已洞悉北宋朝廷的虛實以及屈膝、懦弱的脾性，而志在必得。

毋庸置疑，此時北宋朝廷與其坐困愁城，不如暫避鋒芒，但是，在何 的力主下，欽宗君臣卻擺出一幅勢與汴京共存亡的架勢。

四

何 拜相之際，一位從九品京官追溯欽宗朝以來命相的種種弊端，直斥“何 ……書生也，平居高談闊論，是古非今，使人昵于名實而不知所守，置之翰苑可也，若使之輔佐英主，安國家，定社稷，實非所長。”北宋王朝的曆史和命運不幸被這位小人物言中，正如本文開篇章誼所述，宰相何 “折沖無謀，守禦無策，堅請淵聖再幸敵營……而中國招禍之首。”（《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四十四。）

考諸史冊，章誼的話，可謂一語中的，試一一析之。

第一，所謂“守禦無策”。

何 主張固守汴京，但是金軍大兵壓境，何 、孫傅等人在此期間的“禦敵之策”卻荒誕至極，主要有以下三途：

其一，“禱河神”。北宋都汴梁，“形勢渙散，防維為難。”（《讀史方輿紀要·卷四十七》）金軍一旦渡過黃河，便可直抵汴京城下，且宣和七年底，宋軍棄守，金軍順利渡河，更可謂前車之鑒。是以，守住黃河防線是當務之急，但是，何 等人卻将防河的重責寄托在“河神”的垂憐上。

對此，時任中書舍人孫觌在奏疏中寫道，“臣承乏直學士院，被旨撰祝冊，禱河神，望其冬三月河流不冰……可謂兒戲。”（《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十五》）何 等人沒有尋求守禦之策，而是寄望于黃河不結冰，進而将金軍阻斷在黃河北岸，以保汴京無虞。

其二，“創奇兵”。《孫子兵法·勢篇》雲，“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李筌注曰，“邀截掩襲，萬途之勢，不可窮盡也。”是以，所謂“奇正”主要是指設伏、掩襲等用兵政策，但是，何 等人掩耳盜鈴，“預以‘奇兵’自名”，“創‘奇兵’，何 領之，有識者莫不以為笑。”（《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十六》）

其三，擇“六甲神兵”。“有卒郭京者……用六甲訣……何 、孫傅與内侍輩尤尊信，傾心待之。”（《九朝編年備要》，卷三零）“（郭）京耀兵于市，鬼顔異服，所招募不問武藝，但擇其年命合六甲法，又相視其面目，以為去取。”（《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十九》）

“六甲神兵”是“靖康之變”中最為荒唐的一幕。汴京被圍困一個月之久，但由于城防堅固，金人始終未能攻破，之後，這群烏合之衆第一次被派上用場，甫一對敵，便一觸即潰，而始終不得其門而入的金軍卻乘虛直入，最終導緻汴京陷落。

第二，所謂“折沖無謀”。

城破之後，金人邀北宋宰相、親王出城議和，據《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十）引《靖康遺錄》載，何 “遲回良久不決，（李）若水謾罵雲，‘緻國家如此者，皆汝輩爾，今社稷傾危，爾輩萬死何足塞責！’栗不得已乃上馬，而足戰不能跨，左右扶上，出朱雀門，所執馬鞭三墜地。”

何 如此懦弱不堪，入金營之後，更是唯唯諾諾。可一旦與金人簽下降書，便自以為折沖有術，萬事大吉，以緻于洋洋得意，竟然在金使面前吟唱出一句，“細雨共斜風，作輕寒。”此句出自蘇轼詞作《浣溪沙·細雨斜風作曉寒》，這也再次證明了何 作為蘇轼擁趸的本色。

有關何 的輕脫、寡謀，《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十一）進一步引《朝野佥言》，“栗歸都堂，曾無愧色，見執政，但喜講和而已，與作會飲酒、食肉，談笑終日，自古大臣愚昧、無恥，未有若此之甚者。”

第三，所謂“堅請淵聖再幸敵營”。

金人堅持邀欽宗出城“會盟”，以确定兩國之間的和議，又一度将欽宗放還，這一行為反映出金人尚未就是否廢黜欽宗一事達成一緻。後來，再次邀欽宗入金營“會盟”時，大計已定，以至于連金國使臣都忍不住提醒欽宗，“陛下不必親出，姑為書，或遣親王、大臣以行，如何？”

但是，“何 獨以謂必須親出，上信之。”結果，欽宗從此一去不返，此後，金人便以欽宗為餌，賺太上皇、皇太後、皇後、太子、親王、公主、驸馬、宗室等，整個趙宋皇族被迫傾巢而出，任人宰割，而北宋王朝于焉傾覆。

何 堅請欽宗再次出城，正是源于他對自己“折沖有術”的盲目自信，天真地以為自己和金人簽下的那一紙和議，便可保大宋皇帝無虞。何 、孫傅等一幹人的天真和無謀，讓徽、欽父子以及趙宋皇族徹底淪為階下囚，以緻于國族淪喪。

被臣下們脅迫出城之際，徽宗掩面大哭，“宰相誤我父子。”敵營中，父子相聚，欽宗痛定思痛，痛斥何 等人，“某國家為公等誤，一至于此。”（《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十一）

當然，作繭自縛的何 、孫傅等人，也未能幸免于難，最終死于非命，隻是《清明上河圖》上那場繁華、绮麗的夢，就這樣毀于一旦，隻留下一部《東京夢華錄》供後人憑吊。

五

《宋史·欽宗紀》“贊曰”：“惜其亂勢已成，不可救藥；君臣相視，又不能同力協謀，以濟斯難，惴惴然講和之不暇。卒緻父子淪胥，社稷蕪茀。帝至于是，蓋亦巽懦而不知義者欤！”

可見南宋人将“靖康之禍”完全歸咎于何 ，有失公允，且有為徽、欽父子諱飾之嫌。當然，這同樣不足以掩飾何 束手無策、措置無方的事實，正如《東都事略·何栗傳》所說：“ 才疏而術浮，無圖回天下之志，使之遭時承平，從容廟堂，商古今，談治忽可也。而況艱難之際，倚之而謀國，豈不殆哉？”

但正所謂積重難返，靖康時局實非一人之力可以扭轉。作為何 的參照，李綱曾“成功”地組織、上司了第一次汴京保衛戰，後來，南宋孝宗朝宰相陳俊卿在為《丞相李公（即李綱）奏議》做序時說，“使公之謀盡用，則胡騎必無再下之禍。”而理學家朱熹則在《後序》中進一步寫道，“使公之言……用于靖康，則宗國必無颠覆之禍。”

李綱和南、北宋之際的理學中人交遊廣泛，而陳俊卿曾是朱熹的舉主，更和朱熹同屬理學中人，陳俊卿死後，朱熹不遠千裡趕往吊唁，且為其撰寫行狀。朱熹是理學開創者“二程（程颢、程頤）”門人楊時的再傳弟子，靖康中，楊時則是李綱黨人，并與李綱父子交遊頗深，是以，朱熹一再為李綱回護。（《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七、第一百三十》）但是，即便和李綱等人有這一重深厚淵源，當其門人詢問，“靖康之禍，若得前輩者一二人，莫可主張否？”朱熹也不得不承認“也難主張”。（《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三十》）

毋庸置疑，“靖康之禍”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大憾事，今人對于導緻“靖康之禍”的諸般因素的探讨，需要更為客觀的立場和寬廣的視野，比如徽宗朝以來愈演愈烈的專制與黨争，非常時期徽、欽之間的倉促禅位，徽、欽父子之間的沖突與權力之争，終北宋一朝“強幹弱枝”的“祖宗之法”，以及欽宗的猶豫不決和朝令夕改等等，無不是最終導緻“靖康之禍”的重要因素，而這一切還都有待進一步發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