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4月10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辦公室被前來的人們圍得水洩不通。這一天，牽動國人的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李秀英的“
名譽損害案
”将在日本東京高等法院第21庭進行二審判決。
圖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館長朱成山和其他人一樣都在非常焦急地等待審判的最終結果，在他的屋子裡，已經85歲的李秀英老人在家人的陪伴下也早早到來，此次的判決将會帶來怎樣的結果，李秀英不知道，但她曾非常堅定地說過，“
隻要我不死，官司就要打到底，就算我死了，還有兒子、孫子呢，南京大屠殺的曆史絕不容許抹煞
！”
中午12時35分，朱成山辦公室的電話聲急促響起，李秀英律師團成員及翻譯日本吉原雅子打來了國際長途電話，她興奮的告訴朱成山及當時在場的所有人，李秀英赢了！她再次打赢了！
頓時，衆人熱淚盈眶，李秀英老人更是止不住地哭泣，她指着自己身上的傷疤哭着對前來的記者朋友們說：“
他們（被告及日本右翼分子）說我是假的（南京大屠殺幸存者），這（傷疤）難道是假的嗎？我身上的傷疤就是鐵證！
”說完泣不成聲......
雖然赢了并不意味着李秀英老人可以得到更多金錢上的補償，但是赢了卻意味着66年前她在那場浩劫中所遭受的苦難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日本人的承認，即便日本人至今都沒有為南京大屠殺而做出過官方的道歉，但她相信這一天必将到來！
圖丨李秀英
官司雖然打赢了，但是日本侵略者曾給她帶來的傷害卻将永遠地伴随着她的一生，肉體上的折磨或許可以通過時間得到撫平，但精神上所遭受的創傷又如何能夠得到解脫？
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入南京城，在此後一個多月的時間裡，30多萬中國軍民被日軍有組織地屠殺，然日軍的暴虐行徑絕不止于此，除了對男人進行有組織屠殺外，日軍還對南京城内的婦女進行慘不忍睹的侵犯及折磨，其過程之殘忍變态，筆者實在不忍細說。
借用美國學者蘇珊·布朗米勒在《違背我們的意願》一書中的評價就是：
發生在南京的強暴可能是戰争期間強暴平民的所有事件中最惡劣的一樁。
而作為當時南京大屠殺的見證者，德國商人拉貝及美國醫生威爾遜等南京國際安全區的負責人更是對這種暴行表現出了極大的憤慨，他們将日軍的暴行以不同的方式記錄下來，這些都成為了日後中國受害者向日本索賠的強有力證據，再加上南京大屠殺期間他們為保護中國百姓所做的一切，在這裡再次向他們緻以崇高的敬意！
圖丨時任國際安全區主席拉貝
1919年，李秀英出生在一個軍人家庭，她的父親、兄弟及叔伯們不是軍人便是警察，由于她的母親在她13歲那年就去世了，是以在父輩兄長們的影響下，李秀英亦變得男性化。
這裡的“男性化”指的并不是生理，而是心理包括性格，特殊的成長環境使得李秀英身上沒有當時中國女性所獨有的溫柔順從，而是造就了她潑辣果敢及暴躁的性格脾氣，加之她從小就偷偷跟父親練習了一些拳腳，以緻于在1937年的那一天，她敢于向準備侵犯她的3名日本兵主動發難。
時間來到1937年，這一年李秀英19歲且已經結了婚，丈夫在軍隊裡任職，如果沒有那場浩劫，相信他們一定會非常幸福的相伴終生，然而日本人的炮火很快就從上海燒到了南京。
蔣介石雖然表面上向全國人民承諾要誓死堅守，但實際上當時的南京根本守不住。
圖丨南京大屠殺元兇之一松井石根
就在南京陷落前夕，李秀英的丈夫因為軍人的身份而不得不逃離，本來他想帶着李秀英一起離開，可是當時李秀英已經懷孕七個月了，如果貿然擠上逃離南京的火車會非常危險，畢竟當時所有人都不相信日本人進入南京城後會進行大規模屠殺，是以思來想去，李秀英和丈夫都一緻決定讓李秀英留下，由父親和婆婆陪伴着她。
丈夫離開後不久，為了保險起見，李秀英和父親還有婆婆來到當時拉貝等外國人成立的國際安全區。到了安全區，他們住在了五台山國小，這裡曾是南京外國小孩上學的地方，想必住在這裡一定非常安全了。
安頓好一切後，李秀英就靜靜地等待着戰争的結束，當日本人離去，丈夫歸來後，一切又都美好起來了。
然而沒多久南京城陷，李秀英不僅沒有等來丈夫，反而等來了惡魔，一群即将把她推入無底深淵，一生都将折磨着她的惡魔......
圖丨南京大屠殺元兇之一朝香宮鸠彥
日本人入城後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即便是外國人設立的國際安全區，日本人也會時常以“檢查有無中國軍人”為借口公然闖入，在搜捕中國軍人的同時還搜尋婦女以供他們享樂。
12月19日，一群日本士兵闖進了李秀英居住的五台山國小，他們先是将年輕的中國男子拖出學校，然後再進去抓捕婦女。此時南京城已經陷落七天，日本人瘋狂而殘忍的行為李秀英早已有所耳聞，幾個日本兵拿着上了刺刀的槍，氣勢洶洶地逼着年輕的姑娘跟着他們走，當時李秀英躲在婆婆身後，當日本兵上前來抓她的時候，李秀英當即做了一個決定，她甯願去死也不願受辱，于是便毫不猶豫的朝地下室的牆上撞去。
李秀英的自殺确實令她躲過一劫，滿臉是血的李秀英暈倒在地，日本人見狀以為她已經死了，于是便離開了。然而李秀英自殺并沒有成功，日本人走後，她的父親和婆婆見她還有氣息便大聲呼喊并為她包紮，當她恢複意識後，發現自己還是躺在地下室裡，日本士兵已經擄着幾名年輕婦女離開了，但李秀英知道，日本士兵還會再回來的，如果他們再來，自己該怎麼辦？
一開始李秀英還是想死，但經過第一次自殺後此時的李秀英身體很孱弱了，她沒有力氣再去撞牆，想要去上吊，可惜地下室又沒有地方栓繩子。
圖丨侵華日軍
想死又死不了，李秀英隻能放棄自殺的念頭，後來她又想到，日本人也是人生的，也要吃飯，既然如此，他們也會怕死，既然怕死，那麼下次他們再來，就跟他們拼命，甯可一死，也不能被他們強暴。
幾天以後，3名日本兵再次闖入學校及地下室，其中2名日本兵先将其中幾名婦女拖出房間，剩下1名日本兵看到躺在床上的李秀英後便走上前來，這名日本兵企圖解開李秀英的衣扣，但就在這時，李秀英突然從床上跳起來，一把抓住挂在日本兵腰間的刺刀的刀柄，拔出刺刀。
李秀英本想第一時間刺死這個日本兵，而日本兵雖然一開始被李秀英奪去了刺刀，但久經訓練和戰場的他還是快速做出反應，他先是牢牢的抓住李秀英的手不讓她用刺刀刺自己，然後用力的掰開李秀英的手指，企圖将她的手掰開。
雖然李秀英練過一點國術，她的手勁比一般女子要大，但與訓練有素的日本兵相比，她還是相對柔弱了些，眼見自己的手就要被掰開，情急之下的李秀英張嘴用牙拼命的咬住日本兵的手，日本兵疼的哇哇直叫，不得已他隻能大聲呼喊門外的兩個同伴，向他們求救。
圖丨威爾遜醫生救治李秀英
聽到呼叫聲的另外兩個日本兵很快就跑進來，他們先是被眼見的景象所震懾住了，他們難以想象在這個時候，一個中國女人竟然能夠且敢于做出這種事情，但随即便舉起刺刀刺向李秀英。
不過，由于李秀英身材比那個日本兵要高大一點，兩人扭打在一起後為了保護自己，李秀英盡全力将那個日本兵擺在自己前面以保護自己避免受到另外兩個日本兵的傷害。而另外兩個日本兵出于對同伴的保護，幾刀下去也确實沒能刺中李秀英。幾刺不中的日本兵頓時變得怒不可遏，為了盡快救同伴脫身，他們當即對準李秀英的頭，狠狠地刺了下去。
頭部被刺中後，李秀英很快就喪失了力氣，之後，3名日本兵先後朝她的臉部、腹部和腿部亂刺，不一會兒李秀英全身是血倒在地上，3名日本兵以為她必死無疑，便停止暴行揚長而去。
日本兵走後，她的父親和婆婆以為她已經死去了，悲痛之餘他們請了幾個人在學校的後院挖了個坑，打算将李秀英安葬在那裡。然而幸運的是，在下葬的前夜，有人發現她還有微弱的呼吸，因為這個人看見血泡從她的嘴裡冒出來，同時李秀英發出了疼痛的哼哼聲，就這樣李秀英撿了一條命回來。
得知李秀英沒死，大家立即将她送到鼓樓醫院，美國醫生威爾遜親自操刀，在為她縫了37處刀傷後總算是将她從鬼門關拉了回來。
圖丨南京大屠殺元兇之一谷壽夫
值得注意的是，李秀英的遭遇得到了當時身在南京包括拉貝、馬吉、麥卡倫在内的很多外國人的注意，他們對李秀英的遭遇進行了不同方式的記載，時至今日，威爾遜救治李秀英的錄像，照片及相關文字記錄依然會清晰地出現在很多重要場合及衆多紀錄片中，這些錄像照片和文字記錄成為了日本在南京實行大屠殺的一個鐵證！
李秀英得救了，但是不幸的是，她腹中的胎兒沒能幸存，就在她昏迷之時她流産了。
身體的重創，孩子的離去令她痛苦萬分，但不幸中的萬幸，她活了下來，不僅活了下來，她日後還和丈夫重聚了。
抗戰勝利後，作為南京大屠殺的幸存者和證人，李秀英多次出庭作證，痛斥日軍在南京的殘暴行徑。
1995年，在黨和政府的支援幫助下，李秀英等衆多南京大屠殺幸存者開始向日本政府提出訴訟和索賠，然而對于李秀英等人，日本官方卻從來不予承認，日本右翼分子甚至公然宣稱不僅李秀英等所謂的證人是假的，連南京大屠殺也是子虛烏有，最多也隻是個别日本士兵在南京犯下的影響非常小，規模非常小的錯誤，是以，李秀英等人的索賠無一例外的全部敗訴。
随着李秀英等人敗訴的是日本國内右翼分子的日益猖狂。
圖丨李秀英手拿《南京大屠殺的大疑問》
1998年，日本右翼分子松村俊夫在日本出版《南京大屠殺的大疑問》一書，在書中，松村俊夫公開指責南京大屠殺的幸存者李秀英、夏淑英等人為假證人，并聲稱所謂南京事件隻不過是作為軍隊行動槍殺300人而已。
在當時，松村俊夫的質疑得到了日本國内衆多右翼分子的強有力的支援和宣傳，随着日本國内對南京大屠殺的否認和質疑聲越來越大，已經步入耄耋之年的李秀英憤怒異常，為力證自己和南京大屠殺的真實存在，她不顧自己年邁于1999年再次向日本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松村俊夫及相關出版商、發行人賠償自己的名譽損失1200萬日元，并在日本主流媒體公開道歉。
對于松村俊夫等右翼分子的無恥行徑，當時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專門召開專家學者座談會，商讨如何應對，李秀英老人也參與了那次會談。會談的結果就是大家一緻支援李秀英老人起訴松村俊夫等人，而且在國内的聯系下，日本國内很多有良知和正義感的律師如渡邊春己、尾山宏、九川信夫等人都自發地提出要無償為李秀英提供法律援助和訴訟，為此他們還曾先後數十次來到南京做專門的調查和驗證工作。
圖丨李秀英與拉貝之子
在衆人的努力下，在拉貝、馬吉、麥卡倫等人留下的鐵證面前，日本東京高等法院最終不得已于2002年12月和2003年2月先後兩次承認了松村俊夫等右翼分子敗訴。
隻不過，法院判定松村俊夫賠償的金額不是李秀英最初要求的1200萬日元，而是150萬日元，在當時折合人民币隻有10餘萬元，除此之外，對于李秀英要求松村俊夫公開道歉，法院也沒有支援。
總而言之，這場官司雖然勝利了，但赢得非常有限，在鐵一樣的證據面前，日本法院依舊有意偏袒松村俊夫，所謂法律的正義也隻是保護他們本國的“顔面”和“形象”而已，這表明了在日本國内，淡化甚至不承認南京大屠殺事實的情況是非常普遍的，或許在絕大多數日本人的認知中，南京大屠殺隻是相關資料中的幾個字而已，這幾個字甚至都不會出現在日本的官方正式檔案或者書本著作中。
李秀英的官司赢了，隻能代表日本司法機關承認松村俊夫本人對李秀英本人的名譽侵害，但這并不代表日本法院對南京大屠殺真實存在的肯定，也不代表日本官方的承認，不得不說，這是這場官司所留下的最大的遺憾。
2004年12月4日，李秀英老人在當年救過她生命的南京鼓樓醫院去世，享年86歲。
圖丨李秀英去世
或許，李秀英老人在離去的前一刻還想象着未來的某一天能收到來自日本官方的道歉吧，但遺憾的是，時至今日，我們都無法到她的墓碑前告訴她老人家日本人道歉的事實，因為如今的日本依舊不承認南京大屠殺的事實，依舊不願向中國及衆多受害者道歉，他們甚至在靜靜地等待着這些幸存者去世，等到所有幸存者都不在了，所謂的證人也就都不在了，到那時事實也就成了子虛烏有。
李秀英老人去世時，全國尚有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千餘人，而如今這個數字已經屈指可數，日本人在等待他們的死亡，時間也在慢慢消磨掉他們的生命，可是，他們究竟何時才能等來一個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