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4月10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办公室被前来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通。这一天，牵动国人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的“
名誉损害案
”将在日本东京高等法院第21庭进行二审判决。
图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馆长朱成山和其他人一样都在非常焦急地等待审判的最终结果，在他的屋子里，已经85岁的李秀英老人在家人的陪伴下也早早到来，此次的判决将会带来怎样的结果，李秀英不知道，但她曾非常坚定地说过，“
只要我不死，官司就要打到底，就算我死了，还有儿子、孙子呢，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绝不容许抹煞
！”
中午12时35分，朱成山办公室的电话声急促响起，李秀英律师团成员及翻译日本吉原雅子打来了国际长途电话，她兴奋的告诉朱成山及当时在场的所有人，李秀英赢了！她再次打赢了！
顿时，众人热泪盈眶，李秀英老人更是止不住地哭泣，她指着自己身上的伤疤哭着对前来的记者朋友们说：“
他们（被告及日本右翼分子）说我是假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这（伤疤）难道是假的吗？我身上的伤疤就是铁证！
”说完泣不成声......
虽然赢了并不意味着李秀英老人可以得到更多金钱上的补偿，但是赢了却意味着66年前她在那场浩劫中所遭受的苦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日本人的承认，即便日本人至今都没有为南京大屠杀而做出过官方的道歉，但她相信这一天必将到来！
图丨李秀英
官司虽然打赢了，但是日本侵略者曾给她带来的伤害却将永远地伴随着她的一生，肉体上的折磨或许可以通过时间得到抚平，但精神上所遭受的创伤又如何能够得到解脱？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入南京城，在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30多万中国军民被日军有组织地屠杀，然日军的暴虐行径绝不止于此，除了对男人进行有组织屠杀外，日军还对南京城内的妇女进行惨不忍睹的侵犯及折磨，其过程之残忍变态，笔者实在不忍细说。
借用美国学者苏珊·布朗米勒在《违背我们的意愿》一书中的评价就是：
发生在南京的强暴可能是战争期间强暴平民的所有事件中最恶劣的一桩。
而作为当时南京大屠杀的见证者，德国商人拉贝及美国医生威尔逊等南京国际安全区的负责人更是对这种暴行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慨，他们将日军的暴行以不同的方式记录下来，这些都成为了日后中国受害者向日本索赔的强有力证据，再加上南京大屠杀期间他们为保护中国百姓所做的一切，在这里再次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图丨时任国际安全区主席拉贝
1919年，李秀英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她的父亲、兄弟及叔伯们不是军人便是警察，由于她的母亲在她13岁那年就去世了，所以在父辈兄长们的影响下，李秀英亦变得男性化。
这里的“男性化”指的并不是生理，而是心理包括性格，特殊的成长环境使得李秀英身上没有当时中国女性所独有的温柔顺从，而是造就了她泼辣果敢及暴躁的性格脾气，加之她从小就偷偷跟父亲练习了一些拳脚，以致于在1937年的那一天，她敢于向准备侵犯她的3名日本兵主动发难。
时间来到1937年，这一年李秀英19岁且已经结了婚，丈夫在军队里任职，如果没有那场浩劫，相信他们一定会非常幸福的相伴终生，然而日本人的炮火很快就从上海烧到了南京。
蒋介石虽然表面上向全国人民承诺要誓死坚守，但实际上当时的南京根本守不住。
图丨南京大屠杀元凶之一松井石根
就在南京陷落前夕，李秀英的丈夫因为军人的身份而不得不逃离，本来他想带着李秀英一起离开，可是当时李秀英已经怀孕七个月了，如果贸然挤上逃离南京的火车会非常危险，毕竟当时所有人都不相信日本人进入南京城后会进行大规模屠杀，所以思来想去，李秀英和丈夫都一致决定让李秀英留下，由父亲和婆婆陪伴着她。
丈夫离开后不久，为了保险起见，李秀英和父亲还有婆婆来到当时拉贝等外国人成立的国际安全区。到了安全区，他们住在了五台山小学，这里曾是南京外国小孩上学的地方，想必住在这里一定非常安全了。
安顿好一切后，李秀英就静静地等待着战争的结束，当日本人离去，丈夫归来后，一切又都美好起来了。
然而没多久南京城陷，李秀英不仅没有等来丈夫，反而等来了恶魔，一群即将把她推入无底深渊，一生都将折磨着她的恶魔......
图丨南京大屠杀元凶之一朝香宫鸠彦
日本人入城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即便是外国人设立的国际安全区，日本人也会时常以“检查有无中国军人”为借口公然闯入，在搜捕中国军人的同时还搜寻妇女以供他们享乐。
12月19日，一群日本士兵闯进了李秀英居住的五台山小学，他们先是将年轻的中国男子拖出学校，然后再进去抓捕妇女。此时南京城已经陷落七天，日本人疯狂而残忍的行为李秀英早已有所耳闻，几个日本兵拿着上了刺刀的枪，气势汹汹地逼着年轻的姑娘跟着他们走，当时李秀英躲在婆婆身后，当日本兵上前来抓她的时候，李秀英当即做了一个决定，她宁愿去死也不愿受辱，于是便毫不犹豫的朝地下室的墙上撞去。
李秀英的自杀确实令她躲过一劫，满脸是血的李秀英晕倒在地，日本人见状以为她已经死了，于是便离开了。然而李秀英自杀并没有成功，日本人走后，她的父亲和婆婆见她还有气息便大声呼喊并为她包扎，当她恢复意识后，发现自己还是躺在地下室里，日本士兵已经掳着几名年轻妇女离开了，但李秀英知道，日本士兵还会再回来的，如果他们再来，自己该怎么办？
一开始李秀英还是想死，但经过第一次自杀后此时的李秀英身体很孱弱了，她没有力气再去撞墙，想要去上吊，可惜地下室又没有地方栓绳子。
图丨侵华日军
想死又死不了，李秀英只能放弃自杀的念头，后来她又想到，日本人也是人生的，也要吃饭，既然如此，他们也会怕死，既然怕死，那么下次他们再来，就跟他们拼命，宁可一死，也不能被他们强暴。
几天以后，3名日本兵再次闯入学校及地下室，其中2名日本兵先将其中几名妇女拖出房间，剩下1名日本兵看到躺在床上的李秀英后便走上前来，这名日本兵企图解开李秀英的衣扣，但就在这时，李秀英突然从床上跳起来，一把抓住挂在日本兵腰间的刺刀的刀柄，拔出刺刀。
李秀英本想第一时间刺死这个日本兵，而日本兵虽然一开始被李秀英夺去了刺刀，但久经训练和战场的他还是快速做出反应，他先是牢牢的抓住李秀英的手不让她用刺刀刺自己，然后用力的掰开李秀英的手指，企图将她的手掰开。
虽然李秀英练过一点武术，她的手劲比一般女子要大，但与训练有素的日本兵相比，她还是相对柔弱了些，眼见自己的手就要被掰开，情急之下的李秀英张嘴用牙拼命的咬住日本兵的手，日本兵疼的哇哇直叫，不得已他只能大声呼喊门外的两个同伴，向他们求救。
图丨威尔逊医生救治李秀英
听到呼叫声的另外两个日本兵很快就跑进来，他们先是被眼见的景象所震慑住了，他们难以想象在这个时候，一个中国女人竟然能够且敢于做出这种事情，但随即便举起刺刀刺向李秀英。
不过，由于李秀英身材比那个日本兵要高大一点，两人扭打在一起后为了保护自己，李秀英尽全力将那个日本兵摆在自己前面以保护自己避免受到另外两个日本兵的伤害。而另外两个日本兵出于对同伴的保护，几刀下去也确实没能刺中李秀英。几刺不中的日本兵顿时变得怒不可遏，为了尽快救同伴脱身，他们当即对准李秀英的头，狠狠地刺了下去。
头部被刺中后，李秀英很快就丧失了力气，之后，3名日本兵先后朝她的脸部、腹部和腿部乱刺，不一会儿李秀英全身是血倒在地上，3名日本兵以为她必死无疑，便停止暴行扬长而去。
日本兵走后，她的父亲和婆婆以为她已经死去了，悲痛之余他们请了几个人在学校的后院挖了个坑，打算将李秀英安葬在那里。然而幸运的是，在下葬的前夜，有人发现她还有微弱的呼吸，因为这个人看见血泡从她的嘴里冒出来，同时李秀英发出了疼痛的哼哼声，就这样李秀英捡了一条命回来。
得知李秀英没死，大家立即将她送到鼓楼医院，美国医生威尔逊亲自操刀，在为她缝了37处刀伤后总算是将她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图丨南京大屠杀元凶之一谷寿夫
值得注意的是，李秀英的遭遇得到了当时身在南京包括拉贝、马吉、麦卡伦在内的很多外国人的注意，他们对李秀英的遭遇进行了不同方式的记载，时至今日，威尔逊救治李秀英的录像，照片及相关文字记录依然会清晰地出现在很多重要场合及众多纪录片中，这些录像照片和文字记录成为了日本在南京实行大屠杀的一个铁证！
李秀英得救了，但是不幸的是，她腹中的胎儿没能幸存，就在她昏迷之时她流产了。
身体的重创，孩子的离去令她痛苦万分，但不幸中的万幸，她活了下来，不仅活了下来，她日后还和丈夫重聚了。
抗战胜利后，作为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和证人，李秀英多次出庭作证，痛斥日军在南京的残暴行径。
1995年，在党和政府的支持帮助下，李秀英等众多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开始向日本政府提出诉讼和索赔，然而对于李秀英等人，日本官方却从来不予承认，日本右翼分子甚至公然宣称不仅李秀英等所谓的证人是假的，连南京大屠杀也是子虚乌有，最多也只是个别日本士兵在南京犯下的影响非常小，规模非常小的错误，所以，李秀英等人的索赔无一例外的全部败诉。
随着李秀英等人败诉的是日本国内右翼分子的日益猖狂。
图丨李秀英手拿《南京大屠杀的大疑问》
1998年，日本右翼分子松村俊夫在日本出版《南京大屠杀的大疑问》一书，在书中，松村俊夫公开指责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李秀英、夏淑英等人为假证人，并声称所谓南京事件只不过是作为军队行动枪杀300人而已。
在当时，松村俊夫的质疑得到了日本国内众多右翼分子的强有力的支持和宣传，随着日本国内对南京大屠杀的否认和质疑声越来越大，已经步入耄耋之年的李秀英愤怒异常，为力证自己和南京大屠杀的真实存在，她不顾自己年迈于1999年再次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松村俊夫及相关出版商、发行人赔偿自己的名誉损失1200万日元，并在日本主流媒体公开道歉。
对于松村俊夫等右翼分子的无耻行径，当时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专门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商讨如何应对，李秀英老人也参与了那次会谈。会谈的结果就是大家一致支持李秀英老人起诉松村俊夫等人，而且在国内的联系下，日本国内很多有良知和正义感的律师如渡边春己、尾山宏、九川信夫等人都自发地提出要无偿为李秀英提供法律援助和诉讼，为此他们还曾先后数十次来到南京做专门的调查和取证工作。
图丨李秀英与拉贝之子
在众人的努力下，在拉贝、马吉、麦卡伦等人留下的铁证面前，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最终不得已于2002年12月和2003年2月先后两次承认了松村俊夫等右翼分子败诉。
只不过，法院判定松村俊夫赔偿的金额不是李秀英最初要求的1200万日元，而是150万日元，在当时折合人民币只有10余万元，除此之外，对于李秀英要求松村俊夫公开道歉，法院也没有支持。
总而言之，这场官司虽然胜利了，但赢得非常有限，在铁一样的证据面前，日本法院依旧有意偏袒松村俊夫，所谓法律的正义也只是保护他们本国的“颜面”和“形象”而已，这表明了在日本国内，淡化甚至不承认南京大屠杀事实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或许在绝大多数日本人的认知中，南京大屠杀只是相关资料中的几个字而已，这几个字甚至都不会出现在日本的官方正式文件或者书本著作中。
李秀英的官司赢了，只能代表日本司法机关承认松村俊夫本人对李秀英本人的名誉侵害，但这并不代表日本法院对南京大屠杀真实存在的肯定，也不代表日本官方的承认，不得不说，这是这场官司所留下的最大的遗憾。
2004年12月4日，李秀英老人在当年救过她生命的南京鼓楼医院去世，享年86岁。
图丨李秀英去世
或许，李秀英老人在离去的前一刻还想象着未来的某一天能收到来自日本官方的道歉吧，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我们都无法到她的墓碑前告诉她老人家日本人道歉的事实，因为如今的日本依旧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依旧不愿向中国及众多受害者道歉，他们甚至在静静地等待着这些幸存者去世，等到所有幸存者都不在了，所谓的证人也就都不在了，到那时事实也就成了子虚乌有。
李秀英老人去世时，全国尚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千余人，而如今这个数字已经屈指可数，日本人在等待他们的死亡，时间也在慢慢消磨掉他们的生命，可是，他们究竟何时才能等来一个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