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雖然醫療條件落後，但是人們也是盡可能地在自己的認知範圍内對疫情進行控制。
我國周代就對瘟疫有了記載，是世界上明确有文字記載瘟疫最早的國家之一
關于瘟疫在我國史料中很早就有了記載。
比如《周禮·天官·冢宰》記載：“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疠疾。”《呂氏春秋·季春紀》中記載：“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
我國史料及醫書中記載的瘟疫實際上就是現在官方術語傳染病。
疫在我國古代文獻中又稱作瘟疫。瘟和疫同義，均指傳染病。顧名思義“瘟”字與氣候升溫有關。
《黃帝内經》
《黃帝内經》之《素問·本能病》篇說：“厥陰不退位，即大風早舉，時雨不降，濕令不化，民病溫疫”。晉朝葛洪《肘後備急方》對瘟疫也有論述，認為“傷寒、時行、溫疫，三名同一種。
唐朝王冰以後的《素問》遺篇，認為瘟疫與五運六氣變化異常有一定的關系，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疠”之稱。說明古人已經意識到瘟疫的緻病原因不同于一般的六淫外邪，而是一種疫毒之氣。
可以說我國古代在很早就知道傳染病的危害了，而且對其成因及危害有了非常詳盡的描述，對比中世紀歐洲黑死病泛濫的時候大部分歐洲人認為是上帝的懲罰，高下立判。
古代醫書對瘟疫的治療及預防有詳盡的描述
古代中醫藥學在與瘟疫長期的鬥争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有一套較為完整的理論與臨床治療方法。
《黃帝内經》支出：“正氣存内，邪不可幹。”意思就是瘟疫雖然可怕，但隻要提升人體免疫力，瘟疫病毒就難以攻破人體防線。同時還指出“避其毒氣”，就是讓我們要避免接觸傳染源。這些現在傳染病的預防大同小異。
吳有性
明朝醫家吳又可對溫疫進行深入細緻的觀察、探讨。他所著的《溫疫論》是我國論述溫疫的專著，對溫疫進行了詳細的論述。吳又可在《溫疫論》中，還創制了不少獨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劑。《溫疫論》是我國醫學文獻中論述急性傳染病的一部劃時代著作，至今仍可用來指導臨床，具有重要的曆史意義與現實意義。
其實仔細翻看古代醫書，對瘟疫有不少詳盡的介紹以及方子，中醫和現代醫學是相輔相成，雖然有缺陷但也是不斷進步和改進的。
古代官方及民間對瘟疫的防治手段
古代王朝在穩定階段對于疫情是非常重視的，因為農耕社會，勞動力就是第一生産力，人口是最大的财富。
一、隔離法很早就被我國用于治療瘟疫。中世紀歐洲黑死病泛濫，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歐洲人才想到隔離患者，而我國在很早就用到了隔離法。
我國早在先秦時已出現了将傳染病人隔離的現象，在《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中，秦國便有将麻風病人集中遷移到“疠所”居住的規定。西漢元始二年（2年），不少地方發生旱災，并發蝗災，随之爆發疫情。《漢書·平帝紀》記載，當時朝廷采取的辦法是，“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政府在給災民免費發藥，提供醫療、救治服務的同時，專門騰出空房子來安置患者。
睡虎地秦墓竹簡
可見早在先秦、兩漢時期，我國就對瘟疫采取了隔離法，可以說領先于當時各國。
二、用藥劑診療。光隔離肯定是不行的，治療瘟疫的藥劑是少不了的，我國古代朝廷在瘟疫之年基本都有給民間免費提供醫書、藥方的做法。比如著名的中醫典籍《聖惠方》、《慶曆善救方》、《簡要濟衆方》、《集驗方》、《四時攝生論》等所載的方子，都是北宋官府推薦的，其中有不少方子現代中醫仍在使用。
南宋紹興二十六年（1156年），臨安出現瘟疫，朝廷推出了“柴胡制藥”，這是一種類似現代中成藥“柴胡飲沖劑”的成藥，相當有療效，史載“活者甚衆”。
再比如明朝嘉靖二十年（1541年）五月，京城爆發“疾疠”，嘉靖皇帝親自檢驗、創制“濟疫小飲子”方，散發給群眾，效果也相當好。
三、将死者填埋，防止瘟疫擴散。在我國古代也很早就認識到死去的瘟疫患者也是傳染源，這些人必須填滿。一般就由當地官府出資，出錢讓人填埋屍體。比如北宋仁宗年間，京城大疫，仁宗趙祯就下诏，掩無主屍，賜給棺材：“一棺給錢六百，幼者半之”；南宋甯宗趙擴，在流行病發生時也曾向貧民及疫死的軍人家屬賜藥、發棺殓費。
趙祯
四、注意個人衛生，保護水源。黑死病時的歐洲人根本沒有意識到瘟疫和水源污染、肮髒的動物有聯系，而我國古代很早就開始對飲用水源的保護，水井就是中國古人保護飲用水源而發明的，古人還會給井加欄、上蓋，以防止蟲、鼠、人掉入。
五、禁止食用病死、被污染等問題畜禽肉。早在我國東漢時，不食死、病畜肉、魚肉成為民間常識。當時的醫學專家、中國古代“醫聖”張仲景，在其所著《金匮要略·禽獸魚蟲禁忌并治第二十四》一章中所記，不少都是飲食禁忌：“肉中有如朱點者，不可食之”、“六畜自死，皆疫死，則有毒，不可食之”。
可見古代中國人是很智慧的，除了沒有現代醫學知識外，對疫情的了解和控制實際上已經達到當時所能達到的最高水準了。
古代由于醫療技術、科技水準限制，大疫的破壞依然很嚴重，尤其是亂世中瘟疫殺傷力驚人，人類進入現代社會，科技、醫療水準高度發達，疫情的危害已經大大減少了，而且對疫情的控制也得心應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