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團隊-披瀾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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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金戈鐵馬、枕戈待旦、倒戈一擊......我們經常能在與戰争有關的成語和熟語中看到“戈”的影子，甚至就連“幹戈”這個詞彙都被用來代指戰争，也在一個側面說明“戈”這種武器對于我國古代冷兵器戰争的影響之久遠。不過，雖說如此，戈的輝煌卻并沒有延續多久，最遲到戰國末期，戈在近戰武器中的核心地位就徹底被其他兵器取代，就連由戈演化而來的戟、鈎等兵刃，也在随後的歲月裡衰落下去，逐漸淪為儀仗用具，那麼，這又是為什麼呢？
想要了解這一過程，就要詳細講述一下戈的演變。
最早的戈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那時的戈為石質，但是，由于結構過于簡單，隻能算是早期的形制。到了青銅時代，戈才開始煥發生機，考古學家僅在殷墟遺址就出土了710餘件戈。現存最古老的青銅戈是出土于河南偃師二裡頭遺址的兩件青銅器，按照類型劃分，一件為長26厘米的直内無胡戈，另一件為長32.5厘米的曲内無胡戈。
“曲内”、“無胡”、“直内”是對戈形制的描述。按照外形來分，戈可以大緻分為8類，分别為直内無胡、直内有胡、曲内無胡、曲内有胡、短銎無胡、短銎有胡、管銎無胡、管銎有胡八種。
“戈援”是戈柄垂直伸出的刃部，一般來說援上下均需開刃，再加上前端伸出的“鋒”，使得戈可以啄擊也可推擊敵人。和勾啄的攻擊方式相比，“推擊”似乎有些另類，不過，《淮南子·人間訓》中有“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左傳·文公十一年》也記載“富父終甥椿其喉以戈,殺之”，可見，推擊的确也是戈的攻擊方式之一。
和戈援相對的，是所謂的戈内，這一部分主要起到綁束固定的作用，使戈身和木柲的連接配接更加牢固，這主要是通過金屬柄上的被稱為“穿”的空洞完成的。到了後來，為了進一步固定，人們還在援和内之間加上了一種名為“闌”的結構，連接配接處的上部分稱為上闌，下端則是下闌。
援的最下端，被稱為胡，一開始這一部分的作用類似于戈内，通過加工的戈穿捆綁繩子來提高牢固性，防止勾啄時脫落，但到了西周之後，這一部分金屬也要開刃，可以提高戈整體的殺傷力，提高切割的距離。
至于“ 銎”，似是一種被放棄的設計，商代和周代曾經出現過一段時間，鑄造者在戈内部分鑄造圓套，使用時将木柲直接套在上面即可，但是，這種加裝方式并不完美，推擊、啄擊敵人時牢固性還算尚可，可一旦使用勾殺這種動作，那麼戈柲和戈刃就很容易發生脫離。這在實戰中，幾乎是緻命的。
▲河南安陽郭家莊商墓出土的銎内有胡戈
二裡頭三期遺址出土的那兩柄早期青銅戈，都屬于“無胡戈”。結構相對簡單，事實上，不隻是二裡頭，一直到商代早期，出土的青銅戈都屬于“無胡戈”，也就是說，這一階段的戈由于無胡部鋒刃，且鋒刃和戈柄之間多為直角，無法使用殺傷力巨大的勾殺動作，隻有啄擊和推擊兩種攻擊方式。是以，這一時期的戈，雖然同樣屬于軍隊的常備武器，但并沒有像商、周、乃至春秋時那樣，成為大多數戰士的标配，而是和矛、殳和斧钺之類的兵器一道，成為作戰時并列的選項。
戈的地位變化發生于商代。這一階段，戰車開始出現在戰場上，《呂氏春秋·簡選篇》：“成湯以良車七十乘,必死五千人”，當然，呂不韋的時代距離商湯滅夏隔着數個世紀，如果隻是他的一家之言，可信度存疑，但《司馬法》也多次提到夏代一種極可能是戰車的戎車。而商代，則是有實物一車兩馬形制的實物戰車出土，武王伐纣時戰車的數量就更是直接寫進了《牧誓》之中。
《夏商時期的戈與野戰方式淺說》的作者認為，随着戰車的出現和成熟，原始而混亂的徒步混戰被更考驗陣型和配合的車戰替代，而利于揮砍的戈這才成為商代最重要的近戰兵器。
不過，這種推測最大的問題在于，至今為止，考古人員依舊沒能挖掘出任何一柄适用于車戰的商代長柄戈或者商代長矛，甚至早期的戈很多都是80cm，單手斧的程度。商代出土長度的長柄武器，以1952年殷墟大司空村出土的140cm矛柲為典型代表，這支矛柲即使是安裝上矛頭後，長度也隻有155cm，略高于同一時期出土的最長青銅戈，而這種長度，用于春秋時期常見的戰車錯毂戰，顯得實在是有些兒戲。是以，這些長度大多不過150cm的青銅戈，真的能因為車戰而盛行，繼而影響商代青銅戈的保有量嗎？這一點我們很難給出确定的答案。相反，如寶雞竹園溝和北京琉璃河等地，出土的周代青銅器物中，就有多件長逾400cm的車戰長矛。這樣的形制，也進一步印證了《考工記》“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的說法不虛。
即使車戰導緻戈的流行這一猜測，并不合理，但有一點卻是事實，從出土的商代青銅文物來看，青銅戈出現的頻率的确要遠遠高于青銅矛。抛開殷墟西北崗那個對長矛似乎有偏執愛好的商王墓不談，如今出土的周代青銅兵器中，戈的數量要比矛多出至少四成。
之是以出現這種情況，可能與愈發正規且專業的步戰方式有關。商代軍隊的作戰方式，相較于夏朝有所轉變，在裝備配置和訓練等方面，更加職業化。1976年，考古學家曾在陝西省城固縣寶山鎮蘇村小冢村西北發掘出一個封閉的商代銅器窖藏，據推測，裡面存儲的可能是一支商代百人隊所配備的軍事裝備，其中除了95件戈及其變種戣外，還有大量的青銅面具和盾牌，以及282件可用來安裝在皮胸甲上提高防護力的銅泡。從盾牌、頭盔數量反向分析，人們猜測這支百人小隊在作戰時需要擺成密集的作戰隊形，才能發揮這些防具的防護作用。也就是說，此時的商人，就已經開始依靠密集陣來對抗敵人了。
在這種密集陣當中，長度略長于斧钺、刀劍的青銅戈，恰恰得以發揮最大的效能。他們以盾牌為防護，使用青銅戈啄擊和推擊敵人，迫使他們露出破綻。在戰國之前，參軍是一種權利，隻有貴族和處于核心圈的國人方能進入軍隊參戰。這就意味着，這些參戰的軍人大多數是訓練有素的精銳，在他們手裡，青銅戈這種多面手的武器才能顯露出它的猙獰面目。不過，商周時期，雖然是戈類武器發展的巅峰，但在這種強勢的背後，我們也應當注意到，戈也在适應着時代發生着變化。
▲江陵雨台山楚墓出土的長胡刃内戈
單以商代為例，就像我們前面說的那樣，早期的青銅戈多為無胡設計，雖然能進行啄擊和推擊，但并不利于勾殺，為了增加勾殺動作的傷害性，商代晚期乃至西周時期的青銅戈逐漸向中胡和多穿發展，一方面增加勾殺動作的殺傷力，同時減少勾殺時戈頭脫落的可能性。這對于青銅戈效能的提升無疑是巨大的，尤其是對于那些經過訓練的專業軍人而言，他們的勾殺動作并非兩部分，而是一次發力，利用戈鋒與胡部的角度帶動橫向作用力切開人體組織或者貼身皮甲——這種切割帶來的傷害對于無甲和皮甲目标而言，無疑是毀滅性的。
另外，商代雖然沒有出土長度超過兩米的長柄戈，但是春秋晚期長沙浏城橋楚國墓葬中，出土過長度超過3米的長柄戈，戰國時期，也出土過長度在1.4米左右的木柄銅戈，這種長度的戈，已經不是單手可以輕松握持住的武器了。從一些出土的銅器圖文來看，這種戈是一種威力更大，攻擊性更強的步戰雙手戈。可見，至少到了春秋時代，戈就已經分化出車戰用戈和步戰用戈兩種不同的分類。值得注意的是，長沙浏城橋楚國墓葬中也出土過1柄91厘米長的銅戈，可見那些長度在60到90厘米左右的短戈并沒有被淘汰，而是繼續以盾戈配合的方式發揮着威力。
而一些細節上的修改同樣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戈的殺傷力，為了提升戈的實戰效果，原先并不開刃隻用來固定的戈内部分，也被打磨開刃，這樣一來，在戰鬥時，即使轉換目标，士兵也無需調轉戈刃就能以戈内的鋒刃殺傷敵人。這種形制的戈又被稱為長胡刃内戈，這也是戈這種武器最終定型後的樣式。但令人可惜的是，随着車戰在春秋時期的日益盛行，戰車錯毂甲士短兵交接成為了一種常态，為了把握錯毂時瞬間的攻擊機會，人們開始更加重視車戰兵器的長度優勢，在這一點上，戈始終無法與矛相比。
武器必須要考慮靈活度的問題，是以不能無限增加其長度，這主要是考慮到金屬刃頭的重量對于使用者體能的限制。正因如此，矛在長度上的開發潛力要遠高于戈。畢竟，相比于結構簡單的矛頭，戈無論再簡化結構，其戈刃都要重上許多，如果戈想要和矛一樣制作成相同的長度，那麼它揮砍起來的靈活性就無法保證，這在車戰中無疑是緻命的缺陷。更重要的是，揮砍、切割之類的攻擊方式雖然對無甲目标殺傷力驚人，但對于青銅甲、鐵甲的殺傷力始終不足，當人們從青銅時代進入鐵器時代後，這種殺傷力的差距非但沒有減少，反而日益增加。在這種結構差異導緻的殺傷力差距面前，人們對戈的那些優化，很難改變其衰落的命運。
▲廣東省博物館館藏渾鑄戟
除了這些改變外，戈也衍生了諸多變種武器。如我們熟悉的“戟”，也是一種由戈和矛合一而成的武器，在攻擊方式上，它保留了戈的揮砍功能和矛的刺擊功能，這樣的結合似乎使長戟同時具備了戈矛兩種兵器的優勢，然而實際上，戟雖然在成熟後逐漸代替了戈，并成為漢代五兵之一，但卻并沒有如人們預期般取代長矛。
在鐵器盛行的戰國晚期，鐵戟開始淘汰青銅戟列裝軍隊，而這種由新材料制作的蔔字型戰戟最大的特點之一就是它那非常适宜鈎殺敵人的直角橫枝。然而，面對防護日漸強悍的铠甲，鈎殺這種攻擊動作和揮砍一樣，能造成的傷害越來越弱，即使是選擇刺擊，橫伸的蔔字枝杈反而有可能導緻卡刃。以至于到了後來，那種與矛刺呈九十度角的蔔字戟逐漸被橫枝向上翹起的改型蔔字戟所取代。
這種境況，是戈和戟同樣面臨的窘迫，防護類兵器的防禦力超過了前者的攻擊上限，以至于在面對這些鐵罐頭時，這些昔日的兵器大佬，反而不如那些看起來平平無奇的槍矛來得靠譜。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戈和戟的日漸式微，實在是“非戰之罪”。
參考文獻：
1.《中國古代實戰兵器圖鑒》
2.張楊力铮《從出土青銅兵器組合看商、西周時期軍隊配備與作戰方式及其演進》
3.石曉霆、陶威娜《夏商時期的戈與野戰方式淺說》
4.鐘少異《金戈鐵戟——中國古代兵器的曆史與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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