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彭鋒老師賜稿
原文載孫家骅、黃志繁主編《江西宋史研究文集》，2021年，引用時請注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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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紙荒唐言，誰解其中味
——洪邁創作《夷堅志》之由再探
文丨 彭鋒
江西師範大學曆史系
彭鋒老師
洪邁是南宋著名學者，《夷堅志》是其撰寫的一部著名筆記。洪邁的筆記，論影響力，除去《容齋随筆》之外，就當屬《夷堅志》了。這部筆記是其著述中最大的一部，卷帙浩繁，達四百二十卷之多，篇幅在宋人筆記中亦屬罕見，可謂“巨帙”，加上又成于一人之手，更彰顯出它的特異之處。
《夷堅志》内容異常豐富，搜集的故事類型多樣，涉及社會人事、自然精怪，跨越現世與冥界，書中很多宋代人物以真名實姓出現，真可說是上天入地巨細靡遺之作。作為宋代最具代表性的志怪筆記，古往今來，人們對此書表現出來的興趣絲毫未減。
洪邁為什麼會撰寫出這樣一部篇幅巨大的志怪筆記？我們該如何準确定位洪邁的這部書，其撰寫這部書的背後有無更深切的動機？難道真的僅僅是他一時興起之作,真的就僅僅是一部志鬼怪異事的筆記小說,還是在某種曆史情境下的必然産物?我們應将其納入什麼樣的解釋脈絡之下進行考察才較為合理？
日本學者大塚秀高曾從一個文學研究者的角度對洪邁創作《夷堅志》的動機和成書作過探讨，認為其最初動機“是為了使其父在金國的奇見異聞傳至後世”，後随着書内容的擴大，洪邁從“單純的史料整理者轉變為有無史料性的監督者”，并重點剖析了洪邁三族在成書過程中的角色參與[1]，這也成為研究這一問題的嚆矢。筆者在閱讀後仍覺有未盡之處，故在此提一些不一樣的看法以作補充，同時就正于方家。
在回答上述問題之前，我們先将前賢對這部書的一些看法分述如下。明人胡應麟在《少室山房集》卷一百四《讀〈夷堅志〉五則》有如下記載，說：
野處（洪邁）文譽噪一時，《容齋随筆》等筆力铮铮，而《夷堅》猥薾彌甚，……談者率以《廣記》五百卷所輯，上自三皇，下迄五季，宜靈怪充斥簡編，而洪以一人耳目，一代見聞，逐千載而角之，其誕曼亡征，固勢所必至也。今閱此書紀載，不僅止語怪一端，凡禨祥夢蔔璅雜之譚，随遇辄録，以逮詩詞谑浪，稍供一笑，靡不成書，其卷帙易盈而速，就職此故也。然取數至四百餘，亡論靈怪不足征，即叢談傅會不啻什之五六，惜無從起而質之。宋有國二百年耳，野處宦達南渡，其時僅僅百載餘，而怪力亂神紛然若是，去莊列之夷堅幾何哉？餘生肅皇帝（明世宗朱厚熜）季世，濟承平，今馬齒半百，竒衺詭異事，自生平未一覩焉，則傳之耳者率誕妄足推矣。乃餘遇《志怪》之書辄好之無異于洪氏也，豈野處之為是，姑假以優遊晩歲，若蘇長公之談鬼耶？[2]
胡應麟徑直揭示此書之所為作隻在“姑假以優遊晚歲”。清人阮元《揅經室外集》卷三則載：
案《夷堅志》十集，每集二十卷。《支志》十集，每集十卷。《三志》十集，每集十卷。四志甲乙二集二十卷。共四百二十卷。小說家唯《太平廣記》為卷五百，然卷帙雖繁，乃搜輯衆書所成者。其出于一人之手，而卷帙遂有《廣記》十之七八者，唯有此書，亦可謂好事之尤者矣。[3]
阮元則認為實屬“好事之徒”所為。至于說為何能夠成書如此之速，原因在于該書不僅隻在于記鬼怪之一端，而是“禨祥夢蔔璅雜之譚”以緻“詩詞谑浪”之語，靡不成書，又由于這個因素，使得這部書與《太平廣記》一樣，落得個“誕曼亡征”的壞名頭，故其“誕妄足推矣”。其實此書這一弊病，在宋人著述中就已經指出，明人隻不過巢襲而已。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一《夷堅志》條：
稗官小說，昔人固有為之者矣。遊戲筆端，資助談柄，猶賢乎已可也，未有卷帙如此其多者，不亦謬用其心也哉！且天壤間反常反物之事，惟其罕也，是以謂之怪。茍其多至于不勝載，則不得為異矣。世傳徐铉喜言怪，賓客之不能自通與失意而見斥絕者，皆詭言以求合。今邁亦然。晚歲急于成書，妄人多取《廣記》中舊事，改竄首尾，别為名字以投之。至有數卷者，亦不複删潤，徑以入錄。雖叙事猥釀，屬辭鄙俚，不恤也。[4]
陳振孫的語氣中不無責怪怨憤之意。世間怪事千千萬，多到難以盡數，而洪邁卻不惜大力氣，搜集材料撰述此書，是心思沒有用到正途上，又因一味求速，言辭鄙俚，叙事猥爛，且又有人投其所好，節抄《太平廣記》條目投進，而洪邁亦有未及仔細甄别處，故而嚴重影響書的價值。陳振孫對于《夷堅志》的指責同樣得到四庫館臣的認同。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二《夷堅支志》條：
是書所記，皆神怪之說，故以《列子》“夷堅”事為名。考《列子》謂“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正謂珍禽異獸，如《山海經》之類。邁雜錄仙鬼諸事，而名取于斯，非其本義。然唐華原尉張慎素已有《夷堅錄》之名，則邁亦有所本也。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夷堅志》甲至癸二百卷，支甲至支癸一百卷，三甲至三癸一百卷，四甲四乙二十卷，共四百二十卷。”趙與時《賓退錄》亦載：“《夷堅志》三十二編，凡三十一序，不相重複。各節錄其序之大略，頗為詳備。”此本僅存自甲至戊五十卷，标題但曰《夷堅志》，以其序文校與時之所載，乃支甲至支戊，非其正集。惟與時記支丙作支景，謂避其曾祖之嫌名，而此仍作丙，殆傳寫者所改欤？胡應麟《筆叢》謂“所藏之本有百卷”，核其卷目次第，乃支甲至三甲，共十一帙。此殆胡氏之本，又佚其半也。朱國桢《湧幢獨幕喜劇》不知為《志》中之一集，乃雲：“《夷堅志》本四百二十卷，今行者五十一卷，蓋病其煩蕪删之。”則誤之甚矣。陳振孫譏邁為謬用其心，其說頗正。陳栎《勤有堂随錄》則謂：“邁欲修國史，借此練習其筆。”似乎曲為之詞。然其中詩詞之類，往往可資采錄，而遺聞瑣事，亦多足為勸戒，非盡無益于人心者。小說一家，曆來著錄，亦何必拘于方隅，獨為邁書責欤？[5]
四庫館臣對《夷堅志》在諸家書目的著錄情況作了概述，并肯定洪書在“詩詞”、“勸誡”上的價值。上舉諸家的說法，雖情理可通，也代表人們一種普遍的看法，然其弊在解釋的過于表淺。
與上述說法不同的是，曆史上同樣還存在另外一種觀點，值得提出來加以讨論，而且這一種觀點可能更接近事實的本相，有利于挖掘洪邁撰寫此書背後的深沉動機。
宋人王質曾仿洪邁《夷堅志》作有《夷堅别志》一書。王質（1135—1189）字景文，号雪山，其生活時代和洪邁大緻相當。早遊太學，博通經史，文章節氣見重當時，除《夷堅别志》外，尚著有《詩總聞》、《雪山集》等。《夷堅别志》二十四卷，内容、義例與洪邁《夷堅志》相類。王質在為該書寫的自序中，約略談到己書與洪書的異同，其序略曰：
志怪之書甚夥，至鄱陽《夷堅志》出，則盡超之。餘平生所嗜，略類洪公。始讀《左傳》、《史記》、《漢書》，稍得其記事之法，而無所施，因志怪發之。久之習熟調利，滋耽玩不能釋。間自觀覽，要不為無補于世，而古今文章之關鍵，亦間有相通者。不以是為無益而中畫，愈裒所見聞益之。事五百七十三，卷二十四，今書之目也。餘心尚未艾，書當如之，則将浸及于《夷堅》矣。凡《夷堅》所有而洊見者删之，更生佛之類是也；凡《夷堅》所有而未備者補之，黃元道之類是也。其名仍為《夷堅》，而别志之，辨于鄱陽也。得歲月者紀歲月，得其所者紀其所，得其人者記其人，三者并書之，備矣。阙一二亦書，皆阙則弗書。醜而不欲着姓名者婉見之，如《夷堅》碓夢之類是也；醜而姓名不可不著者顯揭之，如《夷堅》人牛之類是也。其稱某人雲，又某人得諸某人雲，若己所見，各識其所自來，皆循《夷堅》之規弗易。所書甲子之一為期，過是弗書，耳目相接也；所書鬼神之事為主，非是弗書，名實相稱也；于《夷堅》之規皆仍之，其異也者，筆力瞠乎其後矣。[6]
由王質的自序文字可知，洪邁的《夷堅志》在當時的影響力是很大的，達到“志怪之書甚夥，至鄱陽《夷堅志》出，則盡超之”的程度。另一方面，王質的《夷堅别志》又正是在洪邁《夷堅志》影響下的産物，在撰寫體例和内容收集上皆循洪氏《夷堅志》而來，也即其自言的“于《夷堅》之規皆仍之”，所不同者“筆力瞠乎其後矣”。王氏《夷堅别志》自序中的觀點，對了解《夷堅志》非常重要，藉此觀點或可透視洪邁撰作之由，甚至可由此為徑路，略窺古代學者文史書寫傳統之一二。
王質說平生所作撰述和洪邁大緻相同，其中“始讀《左傳》、《史記》、《漢書》，稍得其記事之法，而無所施，因志怪發之”一句尤為重要，意思是他從《左傳》、《史記》、《漢書》等書中習得了記事之法，但苦于無地施展，因而藉志怪之書抒發出來，也就是說他是以史家之筆述志怪之書。雖然王質此處說的是自己，但他不經意的一句“餘平生所嗜，略類洪公”，接下去則徑言自己以史筆撰志怪之書，頗有以己度人的意味。胡應麟也在抄錄王質序文後加句案語，說“王景文《夷堅别志》序尚可以知其纂輯之概……觀此序，則洪志義例可推，其叙事當亦可喜，今所傳甚猥淺”。[7]
如果說王質和胡應麟據王序之說所下的判定還隻是隐約以類相推，不足憑信的話，那麼到了宋末元初士人陳栎口中，則明确将洪邁著述《夷堅志》的理由揭示出來：
《夷堅志》乃容齋洪景盧邁，又号野處，谥文敏公，藉以演史筆，虛誕荒幻，明明如此。今謂《莊》、《列》為虛誕荒幻而廢之，可乎？此二字出《列子》“夷堅聞而志之”一句，謂未嘗見其事而記之耳。“夷堅”，即《左傳》中所謂庭堅，即臯陶也。[8]
四庫館臣對陳栎之說雖棄若敝履，認為是“曲為之詞”，不過一己之偏見，甚至連被駁斥的資格都沒有。遺憾的是，四庫館臣卻也并沒有給出一種更合理之解釋。倒是明人田汝成，繼陳栎之後，借給《夷堅志》刻本作序之機，叙及此書“之所由作”：
予則謂宇宙之大，事之出于意料之外者，往往有之。若姜嫄之孕，傅嵓之夢，獨非大神大怪者哉？而垂之六經，非漫誣以資談谑者，固仲尼之所存筆也。然則不語者，非不語也，不雅語以駭人也。茍殃可以懲兇人，祥可以慂吉士，則雖神且怪，又何廢于語焉！何也？蓋治亂之軸，不握于人，則握于天。天有常運，人有常經。天亂其運，則善惡倒植。人亂其經，則賞罰無章。天亂則人治之，于是乎爵于朝，戮于市，播于大诰，而鑄于刑書。人亂則天治之，于是乎翼于無形，呵于無聲，錫奪其赀基，而延縮其壽夭。是惟天人交輔以持世，故彜倫是以常存，而乾坤賴以不毀也。人之為治也，顯而易見。天之為治也，幽而難明。略其易見，而表其難明，此《夷堅志》之所由作也。夫人分量有限，而嗜望無涯，苦海愛河比比沈汨，不欆之以天刑，喻之以夙賦，則觊觎者何觀焉。……則《夷堅》所志豈種種矯誣者哉。[9]
這是筆者見到的最為直接論述洪邁撰述《夷堅志》理由的文字，雖論述比較模糊，且也不見得有多深刻，但他提出的志怪“垂之六經，非漫誣以資談谑者”的觀點頗可珍視。要之，洪邁編著《夷堅志》一書，其目的并非單純如館臣以為的僅僅是示人以懲戒，導人以向善而已，其動機更非簡單如胡應麟所言為了“優遊晚歲”。
實際上洪邁紹興二十九年（1159）即開始撰述此書，這一年他才三十七歲，而這部書的撰寫刊刻也同樣經曆過漫長歲月。《夷堅支志乙集序》雲：
紹熙庚戌臘，予從會稽西歸，方大雪塞塗，千裡而遙，凍倦交切，息肩過月許，甫收召魂魄，料理策簡。老矣，不複着意觀書，獨愛奇氣習猶與壯等。天惠賜于我，耳力未減，客話尚能欣聽，心力未歇，憶所聞不遺忘，筆力未遽衰，觸事大略能述。群從姻黨，宦遊岘、蜀、湘、桂，得一異聞，辄相告語。閑不為外奪，至甲寅之夏季，《夷堅》之書緒成辛、壬、癸三志，合六十卷，及支甲十卷，财八改月，又成支乙一編。于是予春秋七十三矣，殊自喜也，則手抄錄之，且識其歲月如此。慶元元年（1195）二月二十八日，野處老人序。[10]
由此觀之，洪邁“獨愛奇氣”的習性由少及老一直保持着，《夷堅志》的編纂工作也一直持續到他去世前幾年，在這一期間，洪邁還同時撰述有其他著作，如著名的《容齋随筆》等，故他并非一心一意隻緻力于《夷堅志》的編著。從這一角度而言，上述“優遊晚歲”的說法顯然站不住腳，從三十七歲即開始為“優遊晚歲”作準備，于情于理是很難說通的。
相反，綜合來看，王質、陳栎、田汝成及胡應麟的觀點就更值得重視。特别是王、陳之說，尤值得探讨。陳栎既然已經明言洪邁撰寫《夷堅志》是為了“藉以演史筆”，而胡應麟則更進一步認為洪邁作《夷堅志》之義例可拿王質《夷堅别志》相推而得。
下文就拟以洪邁及其所撰筆記為中心來詳加讨論，談一些筆者自己的看法。
從洪邁自己的人生經曆來看，其自身已具備很好的學養，又自小對異怪之事抱有興趣。《宋史》說他“幼讀書日數千言，一過目則不忘，博極載籍，雖稗官虞初，釋老傍行，靡不涉獵……尤以博洽受知孝宗，謂其文備衆體。考閱典故，漁獵經史，極鬼神事物之變，手書《資治通鑒》凡三”。[11]洪邁所讀之書既廣，所知之事日多，故具備極好的先天撰述的條件。
紹興三十二年（1162）邁累遷為起居舍人。尋為翰林學士、充賀金主登位使，出使金朝。回來後孝宗已即位，坐使金辱命，罷官。乾道三年（1167）遷起居郎，拜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仍參史事（洪邁父皓及兄适、遵皆曆此三職，邁又踵之）。邁數領館職、史職。淳熙十三年（1186）拜翰林學士，又上《四朝史》。光宗即位，進煥章閣學士、知紹興府，尋奉祠。
這些人生經曆，對于洪邁的著作撰述或多或少有一定影響，特别是入史館、任史職、預修國史這段經曆，給他的著作，即便是像《夷堅志》這樣的志怪筆記，都烙上了很深的印記。
就在洪邁任史職的同年十二月十八日，已“序《夷堅乙志》二十卷，合甲、乙二書，得六百事”，可知在史館時，就已從事《夷堅志》的編纂工作。結合之前洪邁的人生經曆來看，作為史官，洪邁的史家意識在其撰寫的筆記著作中已隐然可見。
既然談到洪邁的筆記著作，自然繞不開《容齋随筆》，而《容齋随筆》與《夷堅志》二者之間是有相同之處的，不無遺憾的是，胡應麟雖取二者比較，所得認識卻仍停留在“《容齋随筆》等筆力铮铮，而《夷堅》猥薾彌甚”的層面上。事實上，在《容齋續筆》卷六“炀王炀帝”條中留有洪邁有意存史補史的條目：
金酋完顔亮隕于廣陵，葛王褒已自立，追廢為王，而谥曰炀。邁奉使之日，實首聞之。接伴副使秘書少監王補言及此，雲北人戲诮之，曰：“奉敕江南幹當公事回。”及歸，觐德壽宮奏其事，高宗天顔甚悅，曰：“亮去歲南牧，已而死歸。人皆以為類苻堅，唯吾獨雲似隋炀帝，其死處既同，今得谥又如此，豈非天乎。”此段聖語，當不見于史錄，故竊志之。[12]
上引條文，很好地诠釋了洪邁在撰述筆記時有意識的儲存史料的作法，也同樣将其出使經曆寫入筆記中，是史官意識影響下著述心态的真實寫照。至于前面引述諸家之議論，病《夷堅志》行文之猥爛繁瑣，言辭鄙俚，以緻篇幅冗贅等等，實際上洪邁似乎也别有話說。《容齋随筆》中洪邁特列有《文煩簡有當》一條，引歐陽脩進《新唐書表》“其事則增于前，其文則省于舊”之句，對于歐公此語，提出更切實的看法，他說“夫文貴于達而已，繁與省各有當也”。又特拈出《史記》和《前漢書》衛青傳的一段話作比較，以執行個體說明《前漢書》的記述雖然“比于《史記》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記》為樸贍可喜。”同書卷六又有“左氏書事”一條，舉《左傳》書晉惠公背秦穆公事為例，稱贊“左氏于文反複低昂，無所不究其至”的優點。[13]
據此似可以推斷，洪邁在書寫其他文字的時候，注重的亦當是文字的“樸贍可喜”，運用的是類似《左傳》“反複低昂，無所不究其至”的筆法，故在求簡化約上不像歐陽脩那般精益求精，也不輕易對材料進行過度裁減删削。這或許是他以自身史家之筆進行撰述的一貫風格，展現在筆記的撰述上同樣如此，他是有意在筆記材料中儲存史料，或以備修纂國史之用，或用來補國史之阙。
《容齋随筆》既然具有此種性質存在，那麼，這一史筆落實到《夷堅志》上是否也同樣如此呢？答案是肯定的，下面舉幾個執行個體。
《夷堅丁志》卷第十九“謝生靈柑”條：
溫州民謝生母，老病不肯服藥，以夏月思生柑，不啻饑渴，謝生抟手無策。家有小園種此果，乃夜拜樹下，膝為之穿裂。诘旦，已累累結丹實數顆。跪摘以奉，母食之，痼疾遂瘳。聞者傳為孝感，遠近士大夫争賦詩詞歌誦其美，目曰“靈柑詩軸”。郡守王溉巽澤诒書它邦，誇廣其事。惜不上諸朝，揭之史策，使繼姜詩孟宗之芳塵以示不朽。時淳熙十四年（1187）也。按：此條見三志壬卷第五。[14]
《夷堅志補》卷一“蕪湖孝女”條：
蕪湖詹氏女，姿貌甚美，母早亡，父老而貧，以六經教授鄉裡，稱為詹先生。女與兄事之甚謹，間售女工以取給。手鈔《列女傳》，每暮夜，必熟讀數四而後寝，雖大寒暑不廢。淮寇一窠蜂張遇，自池陽來犯縣，縣人皆竄，其父泣謂女曰：“吾老矣，死固無恨，奈爾何？”女曰：“父獨何憂，我計久已決，今日豈得父子俱生邪！”頃之賊至，欲殺其父兄，刃将下，女趨而前，拜曰：“吾父貧且老，殺之何為！”觀将軍意不在金帛，妾雖醜陋，願奉巾栉，以贖父兄之命。不然，将并命于此，無益也。”賊即舍之，父兄皆得脫。女麾令急去，曰：“無相念，善自保，我得為将軍妻，無憾矣！”遂随賊行數裡，過東市橋，即躍入水而死。賊歎愕不已。女時年十七。後數日，其兄夜夢女來别，曰：“幸活吾父兄，吾已死，故與兄訣。”既旦，兄慘慘不怿，妻怪問之，具以夢告，大驚曰：“我亦夢小姑來，如平生，亟相别去。”明日，始知其果死。周少隐曰：“女子以柔靜之姿，當白刃在前，于倉促危殆之際，乃能雍容說賊，以活其父兄，又能歸潔其身，以死其節，可謂全德矣！”其鄉人謂此女平日好讀《列女傳》，胸中包括古今，故能作此大丈夫事。竊謂不然，蓋其天資之美，非學而能。今世士大夫，口誦聖賢之言，委身從賊，僥幸以偷生者，不可勝數，曾一女子不若！故備錄之，異日用補國史也。[15]
細讀上引兩則筆記，叙述豐贍有理，細節生動感人，其中“謝生靈柑”條的“惜不上諸朝，揭之史策，使繼姜詩孟宗之芳塵以示不朽”和“蕪湖孝女”條的“今世士大夫，口誦聖賢之言，委身從賊，僥幸以偷生者，不可勝數，曾一女子不若！故備錄之，異日用補國史也”，一條明确表示未能揭之史冊的遺憾，故《夷堅志》中此條有補國史之阙的意味；另一條更明言可“異日用補國史也”，與之前引述的《容齋續筆》卷六“炀王炀帝”條“此段聖語，當不見于史錄，故竊志之”有異曲同工之妙，從撰述動機和态度上而言，是兩相一緻的。
通過以上論證，大緻可以初步判斷洪邁《夷堅志》“之所由作”，并非如人們所說的，僅是筆墨遊戲之作，或“優遊晚歲”之書。而是恰如陳栎、胡應麟所推測的那樣，以史筆而有意為之，并寓褒貶在其中，在一些條目之後，如史書一般加有評論性文字。除去普遍認為的諷喻規戒之功效外，這部書更集中展現的是一位負責任的史官有意儲存之資料和強烈的史學價值觀念。
筆者不禁進一步追問，洪邁為何會用史家之筆來撰寫《夷堅志》這樣一部志怪的筆記，其中是否有更深沉之原因可以追溯？如若将其放置于傳統史學著述大架構下來看，庶幾可得一合了解釋。
清代大學者顧炎武曾敏銳指出“列傳之名，始于太史公，蓋史體也。不當作史之職，無為人立傳者，故有碑、有志、有狀而無傳……自宋以後，乃有為人立傳者，侵史官之職矣。”[16]由此而見，為人立傳本是專為史官的職責，是由司馬遷所創之史體，一般人很難輕易突破這層觀念，且作為史家之祖的司馬遷，在《史記》中已有注重“志奇”、“志怪”的傳統，這種關注下層小人物的基因一直被史官所延續，隻是随着史學的發展，特别是官修史學的發展，這一傳統在正統官方史學的記載中日趨暗淡消散，色彩也很難再明豔起來。
原來對于小人物的記載，轉而進入史官私人的著述當中，進入文人集部叙述當中，這一趨勢至唐宋之後表現尤其明顯。唐代韓愈和柳宗元文集中就記載不少下層小人物的事迹，宋代較有名的如蘇轼和歐陽修等也撰有小人物傳記，著名如蘇轼作的《方山子傳》和歐陽脩所撰《桑怿傳》等，歐、蘇二公以獨特之筆，采文史互見之法記述他們的事迹。而這些作品的作者，多半有任職史館的經曆或者自身史學修養非常高。逸出于正統史學列傳之外的集部私傳将原本在傳統史學書寫中占有一席地位的下層小人物事迹納入。長時段來看，大概後來随着史學的發展，官權力介入史學書寫程度越來越深，将司馬遷開創的“志奇”、“志怪”書寫傳統排擠出去了。
綜合來看，洪邁既曾為史官，又參與過編修國史，所見材料之多可以想見，無論官私材料，均在其搜集資料的範圍内，但并不是所有搜集的材料都可以進入國史，故剩下的一大部分邊角料，很有可能被其納入筆記小說著述的範圍内，特别是将裡面的奇人異事、冥界鬼怪事處理進去。這樣的著作，往往“談說理道或近于經，又有類注疏者；紀述事迹或通于史，又有類志傳者……紀述見聞無所回忌，覃研理道務極幽深，其善者足以備經解之異同，存史官之讨核，總之有補于世，無害于時。”[17]
上面提到的顧炎武這一觀點，到了章學誠的時候有了更進一步的闡發。他說“負史才者不得當史任，以盡其能事，亦當搜羅舊聞，核其是非，自着一書。”[18]若從這個角度考察印照洪邁一生之撰述曆程，則更有助于我們了解《夷堅志》撰述之由。不再擔任史職的洪邁，在此後的撰作中，同樣秉持了史筆，搜羅舊聞勒成一編，成《夷堅志》一書。
總之，洪邁編撰的這部《夷堅志》，絕不是一般意義上說的為“優遊晚歲”而作，而是具有深沉的内涵，其原動力當來自于他所具備的傳統史學意識以及作為史官為後世存史補史的責任感。我們閱讀此書，似當在這一點上多加留意。明白了這個道理，再來看《夷堅志》一書，真不啻為一幅宋代社會風俗異常豐富的畫卷，可說是一部宋代社會史的百科全書。宋人的存想冥報，恩怨情仇，精神異能，善行果驗、自然精怪之類皆能在書中一一展現，其價值是可以想見的。
注 釋
[1] ［日］大塚秀高：《洪邁與〈夷堅志〉——在曆史與現實之間》，《中哲文學會報》1980年第5号；《〈夷堅志〉是如何成書的——論洪邁三族在〈夷堅志〉編纂中所參與的角色》，《文學研究》2016年第2期。
[2] ［明］胡應麟著《少室山房集》卷一百四《讀〈夷堅志〉五則》，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 ［清］阮元著，鄧經元點校《揅經室外集》卷三《夷堅〈甲志〉二十卷〈乙志〉二十卷〈丙志〉二十卷〈丁志〉二十卷提要》，中華書局，1993年，第1238頁。
[4] ［宋］陳振孫著，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一《夷堅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36頁。
[5]［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二《夷堅支志》，中華書局，1965年，第1213頁。
[6]［宋］馬端臨著，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點校《文獻通考·經籍考》卷二百十七《夷堅别志》，中華書局，2011年，第6062頁。
[7]［明］胡應麟著《少室山房筆叢》卷二九《丙部九流緒論下》，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第286頁。
[8] ［元］陳栎著《定宇集》卷八《附錄》，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9] ［明］田汝成著《田叔禾小集》卷一《夷堅志序》，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田藝蘅刻本。
[10] ［宋］洪邁著，何卓點校《夷堅志·夷堅支志乙集序》，中華書局，1981年，第795頁。
[11] ［元］脫脫等著《宋史》卷三百七十三《洪邁傳》，中華書局點校本，1985年，第11570頁。
[12] ［宋］洪邁撰，孔凡禮點校：《容齋随筆》，中華書局，2005年，第291頁。
[13] 同上，第80頁。
[14] ［宋］洪邁著，何卓點校《夷堅志·夷堅丁志》卷第十九《謝生靈柑》，第700頁。
[15] ［宋］洪邁著，何卓點校《夷堅志·夷堅志補》卷一《蕪湖孝女》，第1554頁。
[16] ［明］顧炎武著，陳垣校注《日知錄校注》卷十九《古人不為人立傳》，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071頁。
[17] ［明］胡應麟著《少室山房筆叢》卷二九《丙部九流緒論下》，第283頁。
[18] ［清］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卷四《内篇四·黠陋》，中華書局，1985年，第426頁。
一宋史研究資訊一
編輯：潘夢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