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李隆基開元時期封王的有他的五位兄弟。具體包括甯王李憲、申王李撝、岐王李範、薛王李業，以及玄宗叔伯兄弟即睿宗兄谥章懷太子之子邠王李守禮。
甯王李憲，本名成器，睿宗時以長立為皇太子。玄宗發動政變殺韋氏及其黨羽，扶睿宗即位稱帝，因有大功，李憲乃讓位于李隆基。在世時，不幹政，畏懼小心，縱情聲色，開元二十九年（741年）卒，年六十三。申王李撝本名成義，玄宗次兄。開元十二年（724年）卒，年四十一。岐王李範，本名隆範，開元十四年（726年）卒，年四十。薛王李業本名隆業，開元二十二年（734年）卒。邠王李守禮，玄宗伯父弟谥章懷太子李賢之子。開元二十九年（741年）卒，年七十。而玄宗于寶應元年崩于長安西内神龍殿，享壽七十八歲，在諸兄弟中年壽最長。
洪邁在《容齋續筆》卷二《開元五王》篇中認為，開元五王均在開元年間都已去世，至天寶年間，已沒有一個活在這個世界上了。楊貴妃是天寶三載方才入宮的。是以元稹的《連昌宮詞》說：“百官隊仗避岐、薛，楊氏諸姨車鬥風。”及李商隐在詩中所說：“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都是違反當時曆史事實的失誤。
而實際上洪邁以此來取笑元稹和李商隐，這是誤解。天寶三載，乃是冊封楊貴妃的年代。貴妃的入宮，是在武惠妃死後不久，即玄宗将她度為女道士時就已入宮。兩《唐書》及《資治通鑒》均載武惠妃死于開元二十四年（736年）。太真入道的時間，據《南部新書》、《楊太真外傳》及《新唐書·玄宗紀》記載是在開元二十八年十月，玄宗駕幸溫泉宮之時。至于玄宗臨時召玉環入宮，恐更在公開度玉環入道之前。此時甯王、邠王仍在世。
宋王楙《野客叢書》卷二十四《楊妃竊笛》記張祜詩：“日映宮城霧半開，太真簾下畏人猜。黃繙綽指向西樹，不信甯哥回馬來。”又曰：“虢國潛行南韓随，宜春小院映花枝。金輿遠幸無人見，偷把邠王小管吹。”蓋為紀實。這就指正洪邁天寶三載說的謬誤。又史以紀實，詩以寄意，兩者互有聯系，又有差別。以詩證史，自可立說，要不能過泥于文字。洪邁以“開元五王”為題，文章的主題應落在玄宗與其兄弟即五王的互相關系上。
史稱：“上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寝。諸王每旦朝于側門，退則相從宴飲、鬥雞、擊球，或獵于近郊，遊賞别墅，中使存問相望于道。上聽朝罷，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于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或講論賦詩，間以飲酒、博弈、遊獵，或自執絲竹；成器善笛，範善琵琶，與上共奏之。諸王或有疾，上為之終日不食，終夜不寝。業嘗疾，上方臨朝，須臾之間，使者十返。上親為業煮藥，回飙吹火，誤爇上須，左右驚救之。上曰：‘但使王飲此藥而愈，須何足惜！’成器尤恭慎，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結；上愈信重之，故讒間之言無自而入。然專以衣食聲色畜養娛樂之，不任以職事。群臣以成器等地逼，請循故事出刺外州。六月，丁巳，以宋王成器兼岐州刺史，申王成義兼幽州刺史，豳王守禮兼虢州刺史，令到官但領大綱，自馀州務，皆委上佐主之。是後諸王為都護、都督、刺史者并準此。”（《資治通鑒卷二百一一卷·唐紀二十七·唐玄宗開元二年》）
又載：“上禁約諸王，不使與群臣交結。光祿少卿驸馬都尉裴虛己與岐王範遊宴，仍私挾谶緯；戊子，流虛己于新州，離其公主。萬年尉劉庭琦、太祝張谔數與範飲酒賦詩，貶庭琦雅州司戶，谔山茌丞。然待範如故，謂左右曰：‘吾兄弟自無間，但趨競之徒強相托附耳。吾終不以此責兄弟也。’上嘗不豫，薛王業妃弟内直郎韋賓與殿中監皇甫恂私議休咎；事覺，賓杖死，恂貶錦州刺史。業與妃惶懼待罪，上降階執業手曰：‘吾若有心猜兄弟者，天地實殛之。’即與之宴飲，仍慰谕妃，令複位。”（《資治通鑒卷二百一十二·唐紀二十八·唐玄宗開元八年》）
從以上所引文字中可以看到：玄宗表面上是兄弟之間情真意切，實際上是把兄弟都安置在他的視線之内，嚴加管束。禁約王宮百官，不令與諸王交結。隻允許五王在宅院内吃喝玩樂。即把他們分别孤立起來，不讓他們有任何作為；又養尊處優地把他們供養起來。這五王無論是醉也好，醒也好，内心世界能歡暢痛快嗎？隻是誠惶誠恐地苟延殘喘而已。
在玄宗的圈養政策下，五王過着紙醉金迷、姬妾成群、糜爛寄生的的生活。他們終年隻能以飲酒、奏樂、擊球、鬥雞、架放鷹犬、馳馬、射箭、打獵等為伴，不能有自己的獨立思想，實際上和行屍走肉、酒囊飯袋無異。諸王有時也閑來無事，與賀知章、張旭、王維、李龜年、杜甫等文人雅士同為醉友，以取樂。杜甫有《江南逢李龜年》詩“岐王宅裡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聞名于世。
也難怪諸王在開元年間一個個死去。楊氏諸姨可以“車鬥風”，五王就不可能那麼威風了。史載玄宗親信“王毛仲等本起微賤，皆崇貴傾于朝廷，諸王每相見，假立引侍，獨範見之色莊。”（《舊唐書》卷九十五）實際上岐王李範也隻是色厲而内茬。
玄宗在兄弟與後妃之間，後妃是放在前列的。對五王的方針，隻是養起來，博一個天子友悌，笃于昆季的美名而已。這也許就是洪邁欲言猶止的地方。養起來的方針是曆代統治者對内部政敵采取的一種方法，既表現出統治者的寬容，又壓縮潛在政敵的社會活動餘地，這樣的政策古今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