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南生，我的夫妻科學家

楊南生（1921.12.29—2013.3.5），福建省海澄縣人，我國探空火箭和固體火箭發動機事業的開拓者和創始者之一，著名航天專家。1943年7月畢業于西南聯合大學機械工程系。1947年10月赴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攻讀機械專業博士學位。1950年10月回國參加革命工作，1956年9月加入中國共産黨。楊南生先後任國防部五院四分院副院長，七機部四院副院長兼總工程師，航天部四院科技委主任、技術顧問，航空航天部、航天工業總公司、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科技委顧問等職務。楊南生是第五、第六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共産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先後榮獲全國科學大會先進個人獎、航天部一等功、國防科工委“獻身國防科技事業”榮譽證章等榮譽。1985年獲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同年當選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

200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大慶，我在天安門觀禮台采訪。

當第二炮兵（後改稱火箭軍）方陣簇擁着中國最新戰略飛彈出場時，廣場上瞬間沸騰。我身邊一群應邀從海外回國參加國慶觀禮的中國留學生，邊跳邊喊：“祖國，我驕傲！……”

那一刻，我的心越過天安門，飛到一個人身上。

他是一個科學家，一輩子研究固體火箭。作為新中國第一批回歸的海外留學生，他自1950年從英國回來後，便帶着周恩來總理簽署的任命書，從上海去了荒無人煙的内蒙古戈壁，率領一支年輕的固體火箭隊伍，創造了中國固體火箭事業的傳奇。他被譽為中國固體火箭事業的奠基者、領軍者；他是中國最早當選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的科學家之一。

這個人就是我長大以後，在這個世界上找到的夫妻楊南生。

耄耋之年的他，依舊滿懷着一生的癡愛。知道我在天安門采訪，會看到期待中的飛彈方陣，他像小孩子一樣興奮：“你能看到那些寶貝，我真高興！我一輩子的努力就是為了這一天！”

沖天第一炮

我是1984年采訪全國兩會時認識楊南生的。

我曾跟随《楊南生傳》的作者伏萍走訪了楊南生為中國航天奮鬥過的每一個地方，知道了對于我們國家、對于這個世界來說，他是誰。

楊南生是1950年迎着新中國的五星紅旗，沖破重重阻撓從英國獲得博士學位後回到祖國的第一批海外留學生。他先是在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參與研制生産出中國第一輛解放牌汽車，之後調入中科院力學所。這期間，他加入了中國共産黨，成為最早一批加入黨組織的歸國專家。

1960年，楊南生奉命從北京調往上海新組建的中科院上海機電設計院，任副院長（院長空缺）兼總工程師，他的任務是設計試驗小型的探空火箭，為衛星上天探路。

楊南生白天主持開展各項設計試驗，晚上給技術人員開設基礎課，其中英語、塑性力學是他講授的主課。塑性力學是他在英國留學時主攻的學科，這門學科對火箭等高精尖端科研領域有十分重要的價值。每堂課前他都詳盡地寫出講義，刻印出來，發給每個人，最後集結成25萬多字的塑性力學專著。

1960年2月19日，中國自行設計制造的T-7M試驗型液體探空火箭，在上海南彙老港的東海灘塗發射場用手搖卷揚機高高豎起；一台借來的50千瓦發電機放在地上，四周用蘆葦一圍，頂上再蓋一張油布，變成了發電站；加注火箭推進劑時，沒有專用加注裝置，就用自行車的打氣筒作為壓力源；沒有跟蹤火箭用的自動遙測定向天線，幾個人就用手不停地轉動天線；發射總指揮楊南生下達指令時，沒有步話機，沒有擴音器，就靠揮動手臂打啞語，扯着嗓門兒喊。

随着“發射”一聲令下，火箭成功地飛上了碧藍的天空！

這枚火箭隻飛行了8公裡，卻把新中國的太空夢推向了雲端。

1960年5月28日晚上，毛澤東來到上海新技術展覽會，觀看了T-7M火箭。他微笑着問：“這家夥能飛多高？”

“8公裡。”一旁的人回答。

毛澤東笑了，舉起手中的産品說明書使勁揮了揮說：“了不起呀，8公裡也了不起！我們就是要這樣，8公裡、20公裡、200公裡地搞下去！”

闖開固體火箭的大門

1964年6月，楊南生接到周恩來總理簽署的編号為64422的任命書：任命楊南生為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四分院副院長。

他從上海到達内蒙古四分院即後來的航天部第四研究院，是當時唯一擔負固體火箭發動機研制工作的研究院，它的成立是嚴峻國際形勢下的臨危受命。當時固體飛彈是蘇美等超級大國武器裝備上的“王牌”。他們已相繼研制出系列固體戰略飛彈及固體運載火箭，布控在中國的周邊。同時，固體火箭技術是他們對中國嚴密封鎖的“禁區”。要打破蘇美大國的威懾，中國必須搞出固體飛彈。錢學森在國防部一次會議上指出：“固體發動機是方向，我國要搞洲際飛彈，一定要把大型固體發動機研制出來。”

研究院孕育的第一個“嬰兒”，是直徑300毫米的固體發動機。

固體燃料發動機一直是一個世界難題。楊南生想辦法找到了荷蘭愛思唯爾公司1960年出版的一本《火箭推進》（ROCKET PROPULSION）原版專業著作，在這本厚厚的上百萬字的論著中，尋找有關固體火箭技術的每一點蛛絲馬迹。

很多人在楊南生手上看到過這本書，但沒人能看得懂。他在這本書的封面上貼了一張小标簽，上面寫着兩個字“天書”。

他每天熬夜攻讀，宿舍裡的燈光在淩晨1點前從來沒熄過。每有一點收獲，他就記下來，分門别類寫在小卡片上，第二天找有關技術人員會同研究。這部“天書”成為他和他的隊伍在黑暗中向前一步一步探索的燈光，雖然微弱，但極其珍貴。一位“老固體”說：楊先生就是憑着這本“天書”，帶着我們闖出了固體探索的黑暗時期。

固體火箭的第一大攔路虎是推進劑不穩定燃燒；第二大攔路虎是藥柱裂紋；第三大攔路虎是脫粘。這些在今天的航天人眼裡完全不是問題的技術名詞，卻是楊南生那一代人以其年複一年的探索奮鬥乃至冒着生命的危險攻克下來的。

一位老航天感言：“楊先生的科學頭腦是我們科研中的定海神針！”

楊南生不僅有一個學者的頭腦，還有一顆戰士的心。

澆鑄工廠中的房間的一位老勞工回憶：“在解決脫粘問題的過程中，每一次試驗操作，楊院長都要到現場和我們一起幹。其中澆鑄是最關鍵的一步，也是試驗最危險的環節。為了能把握澆鑄的可靠性，他總是站在澆鑄台旁邊指揮，有一次甚至自己跳上澆鑄台拿着攪拌棍攪拌，被我們強行拉了下來。看到楊院長這股勁，我們勞工真是感動，人人都往前沖。一是楊院長都拼命了，我們還怕啥？二是我們信得過他，啥也不怕！”

1965年7月，楊南生任隊長，率領着20多人的試驗隊，帶着300毫米固體發動機配制成的試驗飛彈，開赴酒泉試驗基地。1發、2發、3發……他們先後分兩批打了6發彈，全部成功。

“勝利了！勝利了！”楊南生和大家抱在一起，興奮得嗓子都喊啞了。

中國固體火箭的“頭生子”——300毫米固體發動機的誕生，标志着中國固體火箭事業完成了從無到有的曆史性突破，标志着中國航天事業邁出了具有重大意義的一步，它是固體火箭事業乃至航天事業的一座裡程碑。它向世界昭告：中國從此有研制固體火箭的能力了！

錢學森出席四院工作會議時，興奮地說：“你們自力更生，不經仿制，短短幾年就獲得很大成功。這是很了不起的，是中華民族的驕傲！”

為“東方紅一号”而戰

1967年初，四院接受了國家工程任務——為發射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号”的長征運載火箭研制第三級發動機。“東方紅一号”衛星計劃代号為“651”工程，四院成立了以楊南生為總指揮的“651”工程上司小組。這一年，為“東方紅一号”上天準備的直徑770毫米的實用型固體發動機的研制工作全面開啟。

那年春寒料峭，人們看到楊南生提着個行李箱從機關工作區住進了生産廠區的一間辦公室。他說，這樣可以省了每天來回跑路的時間，晚上還可以到基層去。

冬天的内蒙古戈壁灘，滴水成冰，白毛風、刀子風此起彼伏，碰上沙塵暴那就像一堵移動的城牆。楊南生騎着一輛破自行車，穿着一件舊軍大衣，戴着一頂自己縫制的狗皮帽子，每天從早到晚頂着風沙奔波在各生産工廠中的房間、研究所、試驗站之間。

試驗站是楊南生去的最多的地方。那時内蒙古的試驗站完全沒有一丁點兒現代化的設施，既沒有先進的錄像裝置，也沒有觀察室，試驗場所不過就是在地面上建一個土台子，防護掩體就是與土台子3米之隔的一道水泥牆，牆上有一個鑲着防震玻璃的視窗，是為安裝錄影機用的，從來沒有人站在這裡觀察過，因為一旦發生爆炸，試車台周圍幾百米都可能被炸飛。

但楊南生是個例外。每一次試驗，他一定要撲在這個距離發動機隻有幾步之遙的視窗前，隔着一層防爆玻璃觀察發動機從點火到燃燒的全部過程。負責安全保衛的從業人員每次都阻止，不準他靠近，多次向他提出“警告”。他總是帶着歉意誠懇地說：“隻有親眼看到從點火到燃燒的全過程，我才能準确掌握試驗中發動機的狀态與可靠性。即使失敗了，我也能清楚失敗在哪一個環節上。不然，我們怎麼在失敗中往前進呢？”

那一年，一台發動機頭部位置發現藥柱裂紋，楊南生決定挖藥修補發動機，就是把出現裂紋的藥柱挖出來，重新補藥。在發動機裡挖藥，無異于在老虎嘴裡拔牙。楊南生召開會議讨論，他說：“我們的大膽來自于大量的科學實驗，這的确是一步險棋，但國家急需，值得出手一試。”

挖藥現場，楊南生不顧人們阻攔，堅持和“敢死隊”隊員一起輪番鑽進發動機操作。兩天兩夜，18個人日夜奮戰，裂紋處的藥終于全部挖出，同時重新補藥、固化，最後發動機試車成功。

那年寒冬，楊南生日夜奔波，右腿因坐骨神經痛，不能走路。他就用右腳踩着自行車的腳蹬子，用左腳在地上一下一下劃拉着溜車前行，就這樣依然四處奔波。内蒙古戈壁大青山的荒漠中，楊南生單腿蹬自行車的畫面成為研究院一代人的記憶。人們稱他為“沙漠走單騎”。後來，楊南生的另一條腿也不聽使喚了，他就讓人用一輛排子車拉着他去需要去的地方。

三年艱苦卓絕，終于迎來曙光。

1970年3月27日，楊南生率領四院發射隊，到達酒泉基地，參加“東方紅一号”衛星發射。

4月14日，錢學森率領發射基地負責人李福澤、楊國宇，火箭研制負責人任新民、楊南生、戚發轫等，乘專機到達北京人民大會堂，連夜向周恩來總理等中央上司同志彙報衛星發射前的各項測試情況。

彙報從晚上7點一直進行到午夜12點。

會後，任新民、楊南生、戚發轫被送到國防部大樓，趕寫各自部分的報告。他們要向黨中央簽署軍令狀。

楊南生很多年後回憶，他握着筆，感覺千鈞重。

他一夜未眠。當他終于在報告末尾鄭重地簽下“楊南生”三個字時，窗外已是東方破曉。

1970年4月24日，共和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号”轟然飛上太空，第三級發動機的最後一推，把衛星準确送入預定軌道，《東方紅》樂曲傳遍全球。

中國航天時代的大幕從此拉開。

“巨浪一号”逞英豪

“東方紅一号”衛星成功發射的前夕，國防部即向第四研究院正式下達了研制中程固體潛地飛彈的任務，也就是後來如雷貫耳的“巨浪一号”。等待楊南生的，是更艱難的挑戰。對潛地飛彈戰術技術總體方案的設計，是楊南生要攻克的第一關。

他帶領技術人員，日夜不停地讨論、研究、論證，設計圖紙堆積如山，最終拿出了一份科學、嚴謹、周密的技術設計方案。楊南生稽核後，簽上名字，方案正式生效實施。推送飛彈的發動機是楊南生要攻克的第二關，也是“巨浪一号”的靈魂。

總體方案确定了“巨浪一号”采用兩級直徑均為1400毫米的固體發動機結構。這兩級發動機不但要采用新型複合推進劑，而且要采用一系列複雜的控制系統裝置，涉及當時國際上的很多新技術，難度很大。既沒有預研成果，更沒有可借鑒的圖樣，是再一次白手起家。

當年的工程師程崇漢回憶：核潛艇下水時間迫近，但是幾次試車發動機都從尾部穿火而告失敗。楊副院長把我們幾個從事絕熱、包複的同志叫到動力站試車現場。發動機剛從試車台卸下不久，仍有餘溫。楊副院長首先鑽進發動機殼體裡面去，我們也随他鑽進去，殼體裡很熱，氣味很是難聞。絕熱、包複層燃燒後的餘膠粘得身上、腳上一團黑。楊副院長由于年歲大，行動不便，粘得更多。他給我們講解試驗為什麼失敗，絕熱、包複的薄弱部位在何處。他又用商讨的口吻引導我們，絕熱、包複的缺陷應該如何解決，采取什麼技術措施。最終我們的飛彈武器按時傳遞，它無比自豪地昂首從太平洋飛上藍天，這是我們共和國的一大驕傲，其中浸透了楊副院長的多少心血和智慧啊！

從春到夏，從秋到冬，楊南生和他的隊伍曆經無數坎坷艱難，“巨浪一号”兩級發動機終于試驗成功。

1982年，“巨浪一号”——中國第一枚潛地飛彈，終于進入水下發射試驗階段，取得圓滿成功。

為新型戰略飛彈做預研

之後，楊南生告别塞外基地，再一次隐姓埋名，紮進秦嶺深山，為中國新一代戰略飛彈開始了曆時10年的科學預研。

對未知的新技術一向保持高度敏感與興趣的楊南生，把自己的目光和大腦始終緊緊地瞄在世界固體技術發展的前沿，千方百計盡一切可能得到專業外文期刊、著作，随時研判和鎖定固體技術發展的最新方向。

楊南生有一句名言：“技術指揮員不讀專業外文期刊，就像黨委書記不讀《人民日報》一樣！”

作為一名技術上司者，楊南生帶領着這支尖刀兵，在秦嶺深處再次創下一個又一個讓世界為之側目的輝煌。

——他們成功研制出中國第一個遠地點發動機，并創造了這一發動機在多次發射中至今無一失敗的世界航天史紀錄。

——他們成功研制出中國第一個傳回式衛星制動機，使中國成為繼美國之後世界上第二個掌握衛星回收技術的國家。

——他們成功完成了新型戰略飛彈的一系列預研工作，實作了“三年三大步”，三年搞出三個大發動機，先後攻克了玻璃鋼複合材料殼體、柔性全軸擺動噴管、新型材料喉襯等一系列大型發動機的新技術難關。

1983年12月25日，新型試驗飛彈直徑2000毫米的金屬殼體和玻璃纖維纏繞殼體綜合試驗發動機相繼試車，雙雙獲得圓滿成功。

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就此向四院發來賀信，指出：這一成功，标志着我國固體火箭推進技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為研制性能精良的第二代固體火箭奠定了堅實的技術基礎。

正是基于這一堅實的基礎，之後不久，1984年10月1日中國東風5号洲際飛彈在共和國的國慶大典上第一次亮相，之後幾年陸續推出東風-31、東風-41、“巨浪二号”等一系列新型戰略飛彈。中國有了不怕任何恐吓威脅的底氣。

“我為自己是一個對國家有用的人而自豪”

1985年10月，在國際宇航聯合會（IAF）第三十六屆大會上，楊南生作為中國第一批科學家當選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

2012年，航天固體動力事業建立及四院建院50周年之際，楊南生以最高票數當選航天固體動力事業及四院“十大感動人物”。

為什麼每一個走近他的人都會喜愛上他？因為他始終裸露着一顆赤子之心。

研究院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都愛戴和尊敬這位陽光、快樂的大專家。

楊南生尤令人敬重的，是他對于寵辱的雲淡風輕，從不計較個人得失，總是将善意給予他人。

“東方紅一号”衛星上天後，上面訓示内蒙古基地派一名代表去北京天安門城樓接受國家上司人接見。基地所有人都認為這個代表非楊南生莫屬，可最終派了一位勞工出身的技術員。那位技術員從北京回來後，見到楊南生，激動而又不安地說：“楊院長，我很慚愧，這個榮譽應該是你的啊！”

楊南生緊緊地握着他的手說：“你代表我們四院每一個人，你的榮譽是我們共同的榮譽。今天，我也從你的手中分享這份喜悅！”

一位在楊南生手下工作過多年的老工程師說：“楊院長最讓我敬佩的，是他作為一個科學家的純粹，腦子裡從來沒有一丁點兒為個人的雜念和精明。很多人做了成績就想到好好總結上報，撈個什麼榮譽，而他腦子裡壓根沒這根弦。不少搞技術的人，是通過技術達到權力、名利、利益，而他是把科學技術強大國家作為理想而奮鬥的人！”

楊南生從西南聯大畢業後考取了最後一批“庚子賠款留學生”，他即是抱定了将來一定要學成歸國，以實業報國，以科學振興國家的決心。在英國以優異成績拿到博士學位後，楊南生堅決婉辭了學校的挽留，回到剛剛成立的新中國的懷抱，懷着對祖國深厚的熱愛投身于新中國的科研事業，一生隐姓埋名，奮戰在戈壁沙灘深山老林，為中國的固體火箭事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奉獻了畢生的智慧與生命。

楊南生常對我說：“我為自己是一個對國家有用的人而自豪。”他在晚年的筆記中寫下最多最深重的話語就是“永葆赤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