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3月23日，在醫院的病房内，一群政府從業人員圍在了病床前，當着一個老婦人的面，大聲宣讀了黨中央的決定。
這個女人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是紅極上海灘的才女，也是汪僞特務頭子家中的紅人
。
病床上的女人安靜地聽完了所有的内容，目光堅定地看着前方，卻依然不難發現，她的眼睛裡噙的都是淚花。她安靜地說了一句：
“我終于盼來了。”
半年後，在北京的香山寓所内，這個女人再次翻開了當初病床前的檔案，眼睛裡的情緒十分複雜。
她默默地打開了一個藥瓶，然後安靜地喝了下去。手邊放着的是一本回憶錄，和一篇才華橫溢的紀念文章。
她靜靜地閉上了雙眼，身邊隻有一個塑膠娃娃陪着她，沒有朋友，沒有親人，更沒有夫妻和子女。
她叫關露，她死後人們為她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追悼會上，夏衍說：
“解放後30年關露内心一直非常凄苦。她的死必有原因。”
那麼關露的身上到底發生過什麼事？她到底經曆了什麼，為什麼會孤獨地離開人世？她既然盼到了自己想要的東西，為什麼還會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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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頗有盛名的才女
關露，原名胡壽楣，又名胡楣，祖籍北京延慶縣，1907年出生于山西省右玉縣。
關露小時候家裡很窮，7歲時父親病逝，15歲時母親病逝，失去雙親後跟随姨母在南京生活。生活的苦難和折磨，磨練了關露的性格，也讓她學習更加刻苦。
關露喜歡文字，它們就像美妙的音符，讓人有異乎尋常的喜悅。關露自幼自學完了所有的中學課程，來到南京後又考入了南京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系，後轉入中文系。
關露熱愛寫作，也有寫作的天賦。在南京國立中央大學求學時期，關露就已經開始在歐陽山主辦的《幼稚》文學周刊上發表小說了。此時的關露，剛剛在文壇嶄露頭角。
圖-關露
1931年，關露獨自一人來到了上海闖蕩，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看到無數的同胞慘遭敵人的蹂躏，關露的心痛極了，她毅然決然加入了上海婦女抗日反帝大同盟，為無數的同胞奔走呐喊。
次年。關露成為了上海法南區反帝大同盟宣傳部副部長，同年成為了共産黨員，并且加入了我國左翼作家聯盟，并且接任丁玲繼續負責創作委員會、中國詩歌會的工作，負責《新詩歌》等刊物的編輯工作。
此時關露結識了魯迅一家，據周海嬰後來回憶：
“在我的印象中，關露大約25歲上下，身材高挑，燙着頭發，談吐和藹可親，身上沒有叱咤風雲革命女性的外貌。她和母親有來往，兩個人很能談得攏，她和抗日的婦女界人士也有交往。”
此時的關露，正是上海灘和丁玲、張愛玲齊名的女作家之一，尤其是那首《春天裡》，還成為當時的電影歌曲，獲得了廣大人民的喜愛。
關露的筆下寫出了
“甯為祖國戰鬥死，不做民族未亡人！”
的愛國詩句，在上海文壇聲名鵲起，創作勢頭如日中天。
有人說，如果關露生活在和平年代，或許會成為一個名垂青史的女作家，但她偏偏生在了動蕩的年代，偏偏走上了革命道路，才是以凄苦地過完了一生。
但如果不是生活的苦難，又哪來這些感人至深的動人詩篇？沒有這親身經曆的感受，又哪能寫出如此細膩的筆觸？
關露的一生，可以說是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但或許，那封密函沒有出現的話，關露還可以正面形象示人，過完她詩人激情澎湃的一生
一封密函裡的特殊任務
1939年11月，關露收到了一封從重慶帶回來的密信，裡面寫着：
“關露同志速去香港找小廖同志接受任務。”
署名是時任中共南方局常委、軍事組負責人
葉劍英
作為一名黨員，關露在接到密信後立刻乘船來到了香港，按照組織要求，找到了八路軍駐港辦事處主任
廖承志
和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情報委員會主任潘漢年。
原來，關露有一個妹妹，名叫胡繡楓，也是我黨的秘密黨員，關露能夠加入共産黨也是因為妹妹的緣故。
早在1933年，李士群被國民黨抓走後，他的夫人手足無措之際，是胡繡楓出面幫助了這二人，是以李士群對胡繡楓一直心存感激。
當時國共兩黨已經經曆了一次次的分裂、合作、再次分裂，各自的隊伍中都有對方安插進來的特工，這點大家心知肚明，是以諜戰鬥争并不少見。
可想成為一名特工，不僅需要有一定的過人的膽識和謀略，更重要的是革命意志一定要堅定。真正能夠通過組織考驗，成為一名合格特工的人少之又少。
其實組織最開始準備安排胡繡楓前去潛伏，但她手頭的工作實在太繁忙，于是就推薦了自己的同胞姐姐。
這本意隻是想為了祖國的早日解放，更是為了革命事業能夠早日成功，卻沒想意外改變了關露的一生
執行任務前，潘漢年看着關露再三叮囑：
“千萬要你注意，你在那裡隻能用耳朵和眼睛，不要用嘴巴。今後要有人說你是漢奸了，你可不要辯護，要辯護就糟了。”
成為一名諜報人員，雖然意味着要面臨更大的危險，但也代表着黨組織對自己的信任。一想到這兒，關露就覺得自己身上的擔子無比艱巨，目光堅定地看着潘漢年：
“我不辯護！”
關露做好了被人謾罵、指責、不了解的心理準備，但當這一切真的來臨時，關露才發現事态遠比自己想象得還要殘酷。
圖-潘漢年 - 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上海市原常務副市長
隻身前往魔窟
抗戰期間的
上海極司菲爾路76号
，表面看起來是一座私家花園，實際上是是日僞的特工總部。這些特務們在這裡設定了刑訊室和地牢，對抓捕來的愛國志士進行審訊、殺害。
在高大厚實的圍牆和樹木掩映的閣樓下，怒罵聲、慘叫聲不絕于耳，是以76号也有“魔窟”之稱。而這裡的特務頭子，就是關露需要潛伏在其身邊的李士群。
圖-極司菲爾路76号
1939年冬天，一位穿着時髦、看起來十分娟秀的女人緩緩走進了76号。
“我失業了，我想在你這兒找個事做。”
關露傳回上海後，就來到了李士群的家，開門見山地說道。
但李士群夫婦卻十分敏感，笑着對關露說：
“我們這裡沒有适合你做的事情，如果你缺錢，每個月來拿就好了！”
說完，李士群夫婦就往關露的包裡塞了100塊錢。
後來關露又接連去了幾次，一直到關露直接向對方表明了自己的目的，事情才明朗了起來。
圖-李士群（右）
關露說：
“我妹妹寫信來問候你，她說有個朋友要做生意，想問問你做不做？”
李士群聽到他這麼說一下就明白了，他突然說：
“你妹妹是共産黨，你也是共産黨，真當我不知道嗎？蔣介石這些年可把共産黨害苦了，也把我害苦了，汪精衛待我可比蔣介石待我要好得多，我這才投靠的汪。不過，在反蔣這件事上，我們殊途同虧。”
經過關露的反複試探，她發現李士群雖然對百姓生殺掠奪，但卻對自己的前途非常不安，不想讓自己陷入絕境，是以有意無意地向關露透露出自己想要和我黨合作，以便日後能為自己留條後路的想法。
是以，李士群經常有意無意地将敵僞的一些軍政動态透露給關露。李士群的夫人葉吉卿和闊太太們一起打牌的時候，也會将一些有價值的情報假裝無意告訴關露。
圖-葉吉卿，浙江遂昌人
太平洋戰争爆發前夕，關露将自己從李士群方面獲得的情報告訴了潘漢年，随後立刻傳遞給了延安，為我軍掌握日僞軍的軍事動向提供了極大的幫助。
李士群在關露的不斷思想攻勢下，慢慢認清了形勢，開始對抓進76号的我黨成員和一些進步人士進行保護、釋放，有時還會借用自己的職權為新四軍運輸大米、醫療器械等物資。
1942年，在李士群反複暗示下，關露開始向潘漢年透露李士群想要和我黨合作的想法，經過深思熟慮，潘漢年從香港來到了上海，并且如約會見了李士群。
這次會面後，關露正式退出了76号，但她的心卻一點也不輕松，因為在她的心裡，還有一個大石頭沒有放下。
孤獨的潛伏生涯
想要安全地潛伏在敵人身邊，并且源源不斷地向我方前線輸送情報，就一定要做一個“無情無欲”的人。縱然她的心中有着一團火，卻仍然要裝作冷淡的模樣。她不能辯白，不能卸下僞裝，她隻能将自己的孤獨，全部注入自己的文字。
關露剛剛奉命潛伏到李士群身邊時，李士群的太太就經常帶着她一起逛商場，俨然一副閨蜜模樣。
後來，葉吉卿又開始帶着關露出席各種公開場合。慢慢地，關露投靠汪僞政府的消息便四下傳開了。
圖-汪精衛
1940年，随着汪精衛在南京的所作所為，全國的抗日激情再一次被點燃。大家痛恨汪僞政府，更痛恨這些為汪精衛賣命的人，這其中當然也包括關露。
關露以前的同僚和朋友，因為這件事開始有意無意地疏遠她。有時候在街上遇到，不僅不會打招呼，還會朝他身上吐唾沫，将自己對汪僞政府的痛恨全部發洩在了關露身上。
關露内心渴望辯白，但共産黨人的紀律和堅定的革命信念，讓她三緘其口，默默承受着這本不該屬于她的一切。
為了能夠和敵人周旋，關露這樣一個樸素的女子，也不得不開始打扮得花枝招展，過起了紙醉金迷的生活。這樣的生活對堕落的人來說是享受，但對革命人士卻是折磨。
此時的關露内心十分糾結，她感覺到了前所未有的痛苦。一方面來自于這種自己反感的生活，一方面來自于内心的委屈，還有一方面來自于朋友和親人疏遠後的孤獨。
因為大家對關露的真實身份并不了解，是以對她的誤會非常深，慢慢态度也變得冷淡了起來。
圖非關露
1939年秋天，戴平萬問錫金：
“關露還參加你們的活動嗎？”
所謂的活動，其實就是地下黨成員的詩歌活動。作為一個熱愛文字的文藝女青年，地下黨上司的詩歌活動是她在這痛苦的生活中，唯一的慰藉。就連這唯一的慰藉，也因為誤會被人剝奪了。
當戴平萬聽到錫金說關露還參加後，直接就說以後不讓關露參加了。錫金非常不解，戴萬平直接說：“她現在的關系太複雜，最好還是把她隔開。”
就這樣，關露在上海的朋友越來越少，慢慢連一個說話的人都沒有。關露向組織提出，希望能夠到延安或者蘇北新四軍的根據地，但沒想到，關露卻接到了另外一個艱巨的任務。
圖-戴平萬
淪陷區的美好希望
關露接到的最新任務，是到日本人創辦的《女聲》雜志裡當編輯。
《女聲》是一本綜合性的月刊，關露來到報刊的真實目的，是接近社長佐藤俊子，進而找到一些日本共産黨，刺探到日本軍國主義的情報。
關露在《女聲》負責小說、劇評和雜談。當時許多進步青年都會給雜志社投稿，當時日本方面除了控制時事評論，對其他的文章管理并不是很嚴格。
關露就靠着自己的小心翼翼，在雜志社的不少欄目，用隐晦的方式刊發了對人民有利的文章。關露以《女聲》為宣傳陣地，極大地鼓舞了淪陷區的人民，給了大家希望和信心。
後來還有愛國青年回憶到：
“在虎狼當道、狐鬼橫行的黑暗時代，在詩壇荒蕪的荊棘叢中，關露同志辟出一片園地，扶植一些清新健康的詩粒，使之發芽成長，令我衷心感激不已。”
1943年8月，大東亞文學者代表大會在日本舉行，關露代表《女聲》到東京參加了此次會議。
關露到東京開會一事，在國内迅速發酵，引來了不少愛國分子的憤怒和怒罵。
殊不知，關露到了東京後，利用自己的智慧和文采，瞞天過海混過了敵人的話題，而後又将在日本的所見所聞彙總成了情報帶回了國，再次輸送了重要資訊。
關露在自己的崗位上，用自己的柔弱身軀，深入虎穴，和敵人進行着艱苦卓絕的鬥争。為了革命的勝利，她将個人生死置之度外，犧牲了自己的名譽和幸福，為我國的抗日救亡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關露也曾崩潰過，但每次她都告訴自己，等到抗戰勝利就好了，等到日寇被我們趕出中國就好了。到時候真相會公之于衆，自己也能站在陽光下。
然而，站在陽光下的這一天來得太遲太遲。
生前身後的巨大反差
關露在敵營苦苦煎熬了整整六年，中國抗戰勝利的那天，關露高興得已經不知道該用什麼語言和詞彙來形容。
她迫不及待地回到了蘇北解放區，帶着一腔創作熱情，将自己的文學創作之筆重新拾起來。但關露卻沒想到，此時關露這個名字，已經被“封殺”了。
關露仍然頂着那頂“文化漢奸”的帽子，她感覺到了前所未有的崩潰和失落，這甚至讓她的精神開始出現了一些問題。
但這還不算什麼，最讓關露受不了的，是她本已經到了談婚論嫁的男友王炳南，也在此時給自己發來了絕交信。這下，關露的精神世界徹底塌了一半。
圖-王炳南（右一）
因為一些特殊原因，關露的真實身份在抗日勝利後仍然沒有公之于衆，是以人們在街上見到了關露，仍然會對她表示鄙夷、怒斥，甚至是吐唾沫。
關露的精神開始恍惚，她想不明白，自己犧牲了這麼多，忍辱負重的特工生涯竟然換來了這樣的結局？她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錯了什麼，她隻能将自己關起來。
這位在上海灘以浪漫文采出名的女詩人，将自己的完全封閉了起來，就這樣孤苦伶仃地過完了自己的後半生。
但關露的厄運此時才剛剛開始。
1955年，潘漢年蒙冤入獄，關露受到牽連也被關進了牢獄之中。和自由一别，就是足足兩年。
1967年，關露再次被捕，重回自由已經是八年後。
這十年的牢獄之災，給了關露徹底的打擊，她的精神徹底崩盤，還患上了輕度的精神分裂症。
關露強撐着一口氣，等着為自己讨個說法的那天。
終于，在潘漢年平反後不久，關露終于在病床前等到了那紙《關于關露同志平反的決定》。此時關露已經75歲了，她聽到了這個消息後，終于松了一口氣。
沒多久，關露在自己簡陋的房子裡服藥自盡，身邊隻有一個塑膠娃娃，和一張夫妻的照片。
照片的背後寫着兩句詩：
“一場幽夢同誰近，千古情人我獨癡。”
圖-晚年關露
1982年12月5日，關露被葬在了八寶山公墓。有人發現，葬禮當天的人群裡有一個人，像極了王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