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要說的，是他倆的故事↓
左邊這個叫格納迪（Gennady Vasilenko），曾經是蘇聯情報機構KGB克格勃的間諜，
右邊這個叫傑克（Jack Platt），曾經是美國情報部門CIA的間諜。
冷戰時期，兩人互相希望招募對方，
結果在招募的過程中，人沒招到，他倆卻成了相伴一生的好朋友..
在1976年之前，他倆的人生完全沒有交集。
傑克出生于美國德州聖安東尼奧市，是一個頭腦靈光的前海軍陸戰隊隊員，
他熱愛槍支，人稱“牛仔傑克”，作為一名敬業的特工在業内有着很好的聲譽。
格納迪在西部利亞長大，是純純的戰鬥民族的孩子，家裡沒電也沒瓦斯，他3歲開始喝酒，每天在結冰的河上滑冰3.2公裡去上學，人生中第一隻寵物是一隻熊崽。
原本格納迪的夢想是成為一名排球明星，進入國家隊參加1964年的東京奧運會。
但肩膀受傷後，體育夢想破碎了。
然後，他發現自己被引導進入了KGB的教育訓練班中。
後來，因為表現出色，他最終加入KGB精英第一局，并在1976年被配置設定到KGB最重要的海外站——華盛頓的“KR線”，即反情報部門。
駐紮華盛頓時期，他至少取得了一項重大成功。
前美國安全局雇員佩爾頓（Ronald Pelton）是莫斯科在美國最重要的間諜之一。
而格納迪是他的第一個招募官。
1980年，佩爾頓進入蘇聯駐華盛頓大使館，自願要求為KGB工作。
格納迪為他喬裝打扮，然後讓他混入一輛擠滿蘇聯大使館雇員的大巴，繞過FBI的監視，将他偷偷帶了出去。
最終，佩爾頓曝光了美國的“常春藤鐘行動”，在這個行動中，美國海軍和國家安全局在蘇聯的水下通信線路上安裝了竊聽器。
格納迪和傑克也是在類似的行動中相遇。
僞裝成蘇聯外交官，格納迪在華盛頓最重要的任務是招募CIA和FBI的特工成為蘇聯間諜。
為了接近這些人，他會利用自己的運動特長接近他們。
當時，他的一個網球搭檔就是傑克的同僚。
而傑克其實早已認證CIA的情報知道了格納迪的真實身份。
他打算主動出擊。
通過同僚，他邀請格納迪一起去看哈林籃球隊的一場球賽，企圖誘惑他成為美國間諜。
然而兩人看了一會球，竟然互相看出了好感！
“到了中場休息的時候，我就發現，我真的很喜歡這個人。”傑克回憶說。
盡管格納迪對成為美國間諜沒興趣，但傑克還是不放棄。
“我從沒放棄過招募他，但他始終沒有越線。”
最大的證據是，他從來沒有跟傑克透露過關于佩爾頓的任何一個字。
相反的，格納迪反過來想要說服傑克為KGB工作，雖然也沒有任何效果。
傑克記得自己當時問格納迪：“你tm能給我啥？”
就在這尴尬的互相招募中，兩人漸漸發現他們是靈魂伴侶。
他們從小都是生存能力很強的冒險者，都喜歡間諜遊戲，也都對坐在總部辦公室那些老爺們嗤之以鼻。
招募行動停滞不前，兩人的友誼卻迅速更新。
他們經常在華盛頓的咖啡館裡吃飯喝酒。
還一起去西弗吉尼亞的森林裡打獵。
後來，傑克甚至幫格納迪買了輛新車，還去了他家和他妻子和兩個孩子一起吃飯。
1981年，格納迪要被調回莫斯科，傑克知道繼續跟他保持聯系可能會給他帶來生命危險。
于是就跟他說：
“你回去好好享受在莫斯科的生活，等你重新出來了，我會去找你。”
1984年，果然格納迪又有了出國的機會。
他被配置設定到了位于南美洲的蓋亞那大使館中的KGB站點。
傑克一直耐心觀察着格納迪重新走出蘇聯的迹象。
當他發現格納迪現在在蓋亞那時，他立刻向CIA高層請示，要求飛到蓋亞那重新開啟招募格納迪的計劃。
之是以他那麼堅持要招募格納迪，也是因為他認為這對他是更好的選擇。
“我知道蘇聯系統有多腐敗，我知道他不适合。如果他能來美國， 他可以成為一個很好的排球教練，或者擁有其他非常有前途的工作。”
很快，兩人在蓋亞那再次見面，很輕松就重續了友誼。
之後，傑克一年飛兩次蓋亞那，他們還是跟以前一樣一起去打槍，一起去酒吧喝酒。
但正事絲毫沒有任何推進。格納迪始終沒有被傑克招募。
然而，于此同時，在莫斯科，危險正在悄悄向格納迪靠近。
當時，一名叫Ames的KGB間諜已經滲透進了CIA内部。
在他的情報下，從1985年-1986年，有10名偷偷為美國CIA工作的KGB間諜遭到處決。
對于這一切，當時的傑克和格納迪都毫不知情。
1987年秋天，傑克飛到蓋亞那，臨走前還跟格納迪約定好，明年再來蓋亞那跟他一起過生日。
然而第二年，當他準備啟程前，他突然發現格納迪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一片死寂，就像1985年我們的特工全部被逮捕時聽到的那種沉默。我感覺一陣惡心。”
其實，那時候，格納迪已經被捕1個月了。
1988年1月，格納迪飛往古巴見一個KGB的朋友。
但到了古巴，見他的不是朋友，而是KGB當地安全官員。
當他一踏進他們準備的房間，他立刻被人抓起扔到地上，頭都摔裂了。
“他們問我認不認識傑克。”
之後，他被塞進一艘蘇聯的貨船，被送往KGB最深的黑洞。
“上船之後，我就在想，要不跳船自殺？我知道到了莫斯科沒有人能幫我。我知道有些人在那裡被處決。但後來我想到了我的家人。”
在KGB盧比卡楊監獄的第一次審訊中，審訊人員告訴格納迪，古巴的特工發現了他和傑克最後一次會面的有罪錄音，傑克不小心把錄音留在了酒店房間。
審訊者厲聲呵斥：我們知道你是間諜。認罪吧！
但格納迪不相信他們的話。
在回監舍的路上，他想起傑克曾經對他保證過，永遠不會給他們的對話錄音。
在那個絕望的時刻，他選擇相信傑克，相信他們的友誼。
“如果傑克說沒有錄音，那這些審訊者就是騙人的。”
最終，他對傑克的信任救了他一命。
事實上，傑克确實沒有錄下他們的對話。所謂“酒店發現錄音”其實是KGB編造的謊言。
為了的是掩蓋他們真正的情報來源——幾乎可以确定來自Ames。
Ames從CIA偷出了一大堆資料。
而這其中可能就有傑克報告自己在圭那亞聯系了格納迪的檔案。
但還好，傑克從來沒有在這些報告中誇大和格納迪的關系，隻是說兩人進行了未經授權的會面。
光看這些資料，根本無法得出格納迪是間諜的判斷。
KGB第一招失敗後，又繼續關了格納迪6個月，期間找了各種線人來做他獄友套消息。
格納迪從未承認。
最終，KGB終于相信格納迪沒有叛變。
不過，被釋放後，格納迪還是因為非法進口獵槍的罪名被KGB開除。
他沒有KGB養老金，被禁止出國，生活一度陷入艱難。
而在世界的另一端，身處美國的傑克這麼多年一直活在自責和愧疚中。
“我擔心他的失蹤可能跟我的行動有關。
我一直在找他，但了無音訊，我以為他已經死了。”
一直到1991年，傑克才通過一個共同的熟人得知，格納迪還活着！
他要到了格納迪莫斯科較高價的電梯大廈的電話，鼓起勇氣撥打了号碼：
“你好，我是Chris（傑克的化名）”
在一陣漫長的沉默後，對方傳來一句話：“你好，Chris，我一直在等你的電話。”
“我好想哭”。傑克回憶道。
傑克和格納迪的友誼在經曆了冷戰，Ames的背叛之後，依然幸存了下來。
1992年，格納迪被允許前往美國。
傑克下定決心要用餘生來幫助這個為了這段友誼失去生計，差點喪命的朋友。
兩人在俄羅斯和美國都各自創立了一家安全咨詢公司。
1993年，他們成立一家合資企業，一起工作，一起分享人脈，一起做成一筆筆生意。
2010年，格納迪搬到美國。他在傑克家隔壁買了一棟房子。
從那之後，他倆幾乎是天天見面。兩人子女也很親近。
一直到2017年1月，80歲的傑克因為食道癌去世…
傑克去世後，格納迪把他的牛仔帽放在車庫的架子上儲存。
他對子女說，等自己死了，要埋在老友身邊。
後來，他倆的故事被寫成了一本書。
在傑克死前，為他們寫書的Dezenhall曾問他和格納迪，
“你們那麼多戰鬥最後都沒有赢家，間諜活動是不是徒勞的？”
幾周後，傑克給出了答案：
“我們赢了！”
“誰是我們?”
“格納迪和我。我們赢了。有多少人能擁有像格納迪這樣的朋友？”
“他從來沒有問過我是不是背叛了他。他隻跟我說過一句話：我知道不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