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3月23日，在医院的病房内，一群政府工作人员围在了病床前，当着一个老妇人的面，大声宣读了党中央的决定。
这个女人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红极上海滩的才女，也是汪伪特务头子家中的红人
。
病床上的女人安静地听完了所有的内容，目光坚定地看着前方，却依然不难发现，她的眼睛里噙的都是泪花。她安静地说了一句：
“我终于盼来了。”
半年后，在北京的香山寓所内，这个女人再次翻开了当初病床前的文件，眼睛里的情绪十分复杂。
她默默地打开了一个药瓶，然后安静地喝了下去。手边放着的是一本回忆录，和一篇才华横溢的纪念文章。
她静静地闭上了双眼，身边只有一个塑料娃娃陪着她，没有朋友，没有亲人，更没有爱人和子女。
她叫关露，她死后人们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追悼会上，夏衍说：
“解放后30年关露内心一直非常凄苦。她的死必有原因。”
那么关露的身上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她到底经历了什么，为什么会孤独地离开人世？她既然盼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为什么还会自杀？
图片仅供参考
民国时期颇有盛名的才女
关露，原名胡寿楣，又名胡楣，祖籍北京延庆县，1907年出生于山西省右玉县。
关露小时候家里很穷，7岁时父亲病逝，15岁时母亲病逝，失去双亲后跟随姨母在南京生活。生活的苦难和折磨，磨练了关露的性格，也让她学习更加刻苦。
关露喜欢文字，它们就像美妙的音符，让人有异乎寻常的喜悦。关露自幼自学完了所有的中学课程，来到南京后又考入了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哲学系，后转入中文系。
关露热爱写作，也有写作的天赋。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求学时期，关露就已经开始在欧阳山主办的《幼稚》文学周刊上发表小说了。此时的关露，刚刚在文坛崭露头角。
图-关露
1931年，关露独自一人来到了上海闯荡，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看到无数的同胞惨遭敌人的蹂躏，关露的心痛极了，她毅然决然加入了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为无数的同胞奔走呐喊。
次年。关露成为了上海法南区反帝大同盟宣传部副部长，同年成为了共产党员，并且加入了我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且接任丁玲继续负责创作委员会、中国诗歌会的工作，负责《新诗歌》等刊物的编辑工作。
此时关露结识了鲁迅一家，据周海婴后来回忆：
“在我的印象中，关露大约25岁上下，身材高挑，烫着头发，谈吐和蔼可亲，身上没有叱咤风云革命女性的外貌。她和母亲有来往，两个人很能谈得拢，她和抗日的妇女界人士也有交往。”
此时的关露，正是上海滩和丁玲、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之一，尤其是那首《春天里》，还成为当时的电影歌曲，获得了广大人民的喜爱。
关露的笔下写出了
“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
的爱国诗句，在上海文坛声名鹊起，创作势头如日中天。
有人说，如果关露生活在和平年代，或许会成为一个名垂青史的女作家，但她偏偏生在了动荡的年代，偏偏走上了革命道路，才因此凄苦地过完了一生。
但如果不是生活的苦难，又哪来这些感人至深的动人诗篇？没有这亲身经历的感受，又哪能写出如此细腻的笔触？
关露的一生，可以说是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但或许，那封密函没有出现的话，关露还可以正面形象示人，过完她诗人激情澎湃的一生
一封密函里的特殊任务
1939年11月，关露收到了一封从重庆带回来的密信，里面写着：
“关露同志速去香港找小廖同志接受任务。”
署名是时任中共南方局常委、军事组负责人
叶剑英
作为一名党员，关露在接到密信后立刻乘船来到了香港，按照组织要求，找到了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
廖承志
和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情报委员会主任潘汉年。
原来，关露有一个妹妹，名叫胡绣枫，也是我党的秘密党员，关露能够加入共产党也是因为妹妹的缘故。
早在1933年，李士群被国民党抓走后，他的夫人手足无措之际，是胡绣枫出面帮助了这二人，所以李士群对胡绣枫一直心存感激。
当时国共两党已经经历了一次次的分裂、合作、再次分裂，各自的队伍中都有对方安插进来的特工，这点大家心知肚明，所以谍战斗争并不少见。
可想成为一名特工，不仅需要有一定的过人的胆识和谋略，更重要的是革命意志一定要坚定。真正能够通过组织考验，成为一名合格特工的人少之又少。
其实组织最开始准备安排胡绣枫前去潜伏，但她手头的工作实在太繁忙，于是就推荐了自己的同胞姐姐。
这本意只是想为了祖国的早日解放，更是为了革命事业能够早日成功，却没想意外改变了关露的一生
执行任务前，潘汉年看着关露再三叮嘱：
“千万要你注意，你在那里只能用耳朵和眼睛，不要用嘴巴。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了，你可不要辩护，要辩护就糟了。”
成为一名谍报人员，虽然意味着要面临更大的危险，但也代表着党组织对自己的信任。一想到这儿，关露就觉得自己身上的担子无比艰巨，目光坚定地看着潘汉年：
“我不辩护！”
关露做好了被人谩骂、指责、不理解的心理准备，但当这一切真的来临时，关露才发现事态远比自己想象得还要残酷。
图-潘汉年 -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上海市原常务副市长
只身前往魔窟
抗战期间的
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
，表面看起来是一座私家花园，实际上是是日伪的特工总部。这些特务们在这里设置了刑讯室和地牢，对抓捕来的爱国志士进行审讯、杀害。
在高大厚实的围墙和树木掩映的阁楼下，怒骂声、惨叫声不绝于耳，所以76号也有“魔窟”之称。而这里的特务头子，就是关露需要潜伏在其身边的李士群。
图-极司菲尔路76号
1939年冬天，一位穿着时髦、看起来十分娟秀的女人缓缓走进了76号。
“我失业了，我想在你这儿找个事做。”
关露返回上海后，就来到了李士群的家，开门见山地说道。
但李士群夫妇却十分敏感，笑着对关露说：
“我们这里没有适合你做的事情，如果你缺钱，每个月来拿就好了！”
说完，李士群夫妇就往关露的包里塞了100块钱。
后来关露又接连去了几次，一直到关露直接向对方表明了自己的目的，事情才明朗了起来。
图-李士群（右）
关露说：
“我妹妹写信来问候你，她说有个朋友要做生意，想问问你做不做？”
李士群听到他这么说一下就明白了，他突然说：
“你妹妹是共产党，你也是共产党，真当我不知道吗？蒋介石这些年可把共产党害苦了，也把我害苦了，汪精卫待我可比蒋介石待我要好得多，我这才投靠的汪。不过，在反蒋这件事上，我们殊途同亏。”
经过关露的反复试探，她发现李士群虽然对百姓生杀掠夺，但却对自己的前途非常不安，不想让自己陷入绝境，因此有意无意地向关露透露出自己想要和我党合作，以便日后能为自己留条后路的想法。
因此，李士群经常有意无意地将敌伪的一些军政动态透露给关露。李士群的夫人叶吉卿和阔太太们一起打牌的时候，也会将一些有价值的情报假装无意告诉关露。
图-叶吉卿，浙江遂昌人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关露将自己从李士群方面获得的情报告诉了潘汉年，随后立刻传递给了延安，为我军掌握日伪军的军事动向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李士群在关露的不断思想攻势下，慢慢认清了形势，开始对抓进76号的我党成员和一些进步人士进行保护、释放，有时还会借用自己的职权为新四军运输大米、医疗器械等物资。
1942年，在李士群反复暗示下，关露开始向潘汉年透露李士群想要和我党合作的想法，经过深思熟虑，潘汉年从香港来到了上海，并且如约会见了李士群。
这次会面后，关露正式退出了76号，但她的心却一点也不轻松，因为在她的心里，还有一个大石头没有放下。
孤独的潜伏生涯
想要安全地潜伏在敌人身边，并且源源不断地向我方前线输送情报，就一定要做一个“无情无欲”的人。纵然她的心中有着一团火，却仍然要装作冷淡的模样。她不能辩白，不能卸下伪装，她只能将自己的孤独，全部注入自己的文字。
关露刚刚奉命潜伏到李士群身边时，李士群的太太就经常带着她一起逛商场，俨然一副闺蜜模样。
后来，叶吉卿又开始带着关露出席各种公开场合。慢慢地，关露投靠汪伪政府的消息便四下传开了。
图-汪精卫
1940年，随着汪精卫在南京的所作所为，全国的抗日激情再一次被点燃。大家痛恨汪伪政府，更痛恨这些为汪精卫卖命的人，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关露。
关露以前的同事和朋友，因为这件事开始有意无意地疏远她。有时候在街上遇到，不仅不会打招呼，还会朝他身上吐唾沫，将自己对汪伪政府的痛恨全部发泄在了关露身上。
关露内心渴望辩白，但共产党人的纪律和坚定的革命信念，让她三缄其口，默默承受着这本不该属于她的一切。
为了能够和敌人周旋，关露这样一个朴素的女子，也不得不开始打扮得花枝招展，过起了纸醉金迷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对堕落的人来说是享受，但对革命人士却是折磨。
此时的关露内心十分纠结，她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痛苦。一方面来自于这种自己反感的生活，一方面来自于内心的委屈，还有一方面来自于朋友和亲人疏远后的孤独。
因为大家对关露的真实身份并不了解，所以对她的误会非常深，慢慢态度也变得冷淡了起来。
图非关露
1939年秋天，戴平万问锡金：
“关露还参加你们的活动吗？”
所谓的活动，其实就是地下党成员的诗歌活动。作为一个热爱文字的文艺女青年，地下党领导的诗歌活动是她在这痛苦的生活中，唯一的慰藉。就连这唯一的慰藉，也因为误会被人剥夺了。
当戴平万听到锡金说关露还参加后，直接就说以后不让关露参加了。锡金非常不解，戴万平直接说：“她现在的关系太复杂，最好还是把她隔开。”
就这样，关露在上海的朋友越来越少，慢慢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关露向组织提出，希望能够到延安或者苏北新四军的根据地，但没想到，关露却接到了另外一个艰巨的任务。
图-戴平万
沦陷区的美好希望
关露接到的最新任务，是到日本人创办的《女声》杂志里当编辑。
《女声》是一本综合性的月刊，关露来到报刊的真实目的，是接近社长佐藤俊子，从而找到一些日本共产党，刺探到日本军国主义的情报。
关露在《女声》负责小说、剧评和杂谈。当时许多进步青年都会给杂志社投稿，当时日本方面除了控制时事评论，对其他的文章管理并不是很严格。
关露就靠着自己的小心翼翼，在杂志社的不少栏目，用隐晦的方式刊发了对人民有利的文章。关露以《女声》为宣传阵地，极大地鼓舞了沦陷区的人民，给了大家希望和信心。
后来还有爱国青年回忆到：
“在虎狼当道、狐鬼横行的黑暗时代，在诗坛荒芜的荆棘丛中，关露同志辟出一片园地，扶植一些清新健康的诗粒，使之发芽成长，令我衷心感激不已。”
1943年8月，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在日本举行，关露代表《女声》到东京参加了此次会议。
关露到东京开会一事，在国内迅速发酵，引来了不少爱国分子的愤怒和怒骂。
殊不知，关露到了东京后，利用自己的智慧和文采，瞒天过海混过了敌人的话题，而后又将在日本的所见所闻汇总成了情报带回了国，再次输送了重要信息。
关露在自己的岗位上，用自己的柔弱身躯，深入虎穴，和敌人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了革命的胜利，她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牺牲了自己的名誉和幸福，为我国的抗日救亡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关露也曾崩溃过，但每次她都告诉自己，等到抗战胜利就好了，等到日寇被我们赶出中国就好了。到时候真相会公之于众，自己也能站在阳光下。
然而，站在阳光下的这一天来得太迟太迟。
生前身后的巨大反差
关露在敌营苦苦煎熬了整整六年，中国抗战胜利的那天，关露高兴得已经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和词汇来形容。
她迫不及待地回到了苏北解放区，带着一腔创作热情，将自己的文学创作之笔重新拾起来。但关露却没想到，此时关露这个名字，已经被“封杀”了。
关露仍然顶着那顶“文化汉奸”的帽子，她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崩溃和失落，这甚至让她的精神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
但这还不算什么，最让关露受不了的，是她本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男友王炳南，也在此时给自己发来了绝交信。这下，关露的精神世界彻底塌了一半。
图-王炳南（右一）
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关露的真实身份在抗日胜利后仍然没有公之于众，所以人们在街上见到了关露，仍然会对她表示鄙夷、怒斥，甚至是吐唾沫。
关露的精神开始恍惚，她想不明白，自己牺牲了这么多，忍辱负重的特工生涯竟然换来了这样的结局？她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她只能将自己关起来。
这位在上海滩以浪漫文采出名的女诗人，将自己的完全封闭了起来，就这样孤苦伶仃地过完了自己的后半生。
但关露的厄运此时才刚刚开始。
1955年，潘汉年蒙冤入狱，关露受到牵连也被关进了牢狱之中。和自由一别，就是足足两年。
1967年，关露再次被捕，重回自由已经是八年后。
这十年的牢狱之灾，给了关露彻底的打击，她的精神彻底崩盘，还患上了轻度的精神分裂症。
关露强撑着一口气，等着为自己讨个说法的那天。
终于，在潘汉年平反后不久，关露终于在病床前等到了那纸《关于关露同志平反的决定》。此时关露已经75岁了，她听到了这个消息后，终于松了一口气。
没多久，关露在自己简陋的房子里服药自尽，身边只有一个塑料娃娃，和一张爱人的照片。
照片的背后写着两句诗：
“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我独痴。”
图-晚年关露
1982年12月5日，关露被葬在了八宝山公墓。有人发现，葬礼当天的人群里有一个人，像极了王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