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複新疆的左宗棠
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漢族，字季高，一字樸存，号湘上農人。晚清重臣，軍事家、政治家、著名湘軍将領，洋務派首領。
左宗棠生性穎悟，少負大志。5歲時，他随父到省城長沙讀書。1827年（道光七年）應長沙府試，取中第二名。他不僅攻讀儒家經典，更多地則是經世緻用之學，對那些涉及中國曆史、地理、軍事、經濟、水利等内容的名著視為至寶，對他後來帶兵打仗、施政理财起了很大的作用。
1830年，左宗棠進入長沙城南書院讀書，次年又入湖南巡撫吳榮光在長沙設立的湘水校經堂。他學習刻苦，成績優異，在這年的考試中，7次名列第一。1832年，他參加在省城長沙舉行的鄉試，因“搜遺”中第，但此後的6年中，3次赴京會試，均不及第。
科場失意，使左宗棠不能沿着“正途”進入社會上層，進而實作他的志向。但左宗棠的志向和才幹，得到了當時許多名流顯宦的賞識和推崇。早在1830年，僅18歲的左宗棠拜訪長沙的著名務實派官員和經世緻用學者賀長齡時，賀氏即“以國士見待”。其弟賀熙齡則是左宗棠在城南書院讀書時的老師，對自己的這位弟子，賀氏非常喜愛，稱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學則确然有所得”，後來師生還結成了兒女親家。赫赫有名的封疆大吏陶澍也以一代名臣之尊主動提議将他唯一的兒子與左宗棠的長女定婚。
名滿天下的林則徐對左宗棠也十分器重，兩人曾在長沙徹夜長談，對治理國家的根本大計，特别是關于西北軍政的見解不謀而合。林則徐認定将來“西定新疆”，舍左君莫屬，特地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寶貴資料全部傳遞給左宗棠。後來，林則徐還多次與人談起這次會見，極口稱贊左宗棠是“非凡之才”、“絕世奇才”，臨終前還命次子代寫遺書，一再推薦左宗棠人才難得。
1852年（鹹豐二年），當太平天國大軍圍攻長沙，省城危急之際，左宗棠在郭嵩焘等人的勸勉下，應湖南巡撫張亮基之聘出山，投入到了保衛大清江山的陣營。左宗棠在炮火連天的日子裡缒城而入，張亮基大喜過望，将全部軍事悉數托付給左宗棠。左宗棠“晝夜調軍食，治文書”、“區畫守具”，各種建議都被采納，并立即付諸實施，終于使太平軍圍攻長沙三個月不下，撤圍北去。左宗棠一生的功名也就從此開始。
1854年（鹹豐四年）3月，左宗棠又應湖南巡撫駱秉章之邀，第二次入佐湖南巡撫幕府，長達6年之久。其時，清王朝在湖南的統治已岌岌可危，太平軍馳騁湘北，長沙周圍城池多被占領，而湘東、湘南、湘西廣大貧苦農民，連連舉事，此伏彼起。左宗棠焦思竭慮，日夜策劃，輔佐駱秉章“内清四境”、“外援五省”，苦力支撐大局。同時，革除弊政，開源節流，穩定貨币，大力籌措軍購：軍械、船隻。駱秉章對他言聽計從，“所行文書畫諾，概不檢校。”由于左宗棠的悉心輔佐和籌劃，不但湖南軍政形勢轉危為安，出省作戰連連奏捷，其它各項工作也取得顯著成效。
左宗棠出佐湘幕，初露峥嵘，引起朝野關注，時人有“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之語，一些高官顯貴在皇帝面前競相舉薦，鹹豐皇帝亦給予了極大的關注。但也是以而引起了一些人的忌恨和诽謗，特别是湖南永州鎮總兵樊燮的構陷，險些使左宗棠性命不保，幸得胡林翼、郭嵩焘等人的仗義執言，潘祖蔭、肅順等大臣的披瀝上陳，才使一場軒然大波得以平息。
1856年（鹹豐六年），左宗棠因接濟曾國藩部軍饷以奪取被太平軍所占武昌之功，命以兵部郎中用。
1860年（鹹豐十年），太平軍攻破江南大營後，左宗棠随同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曾國藩襄辦軍務。并在湖南招募5000人，組成“楚軍”，赴江西、安徽與太平軍作戰。
1861年（鹹豐十一年），太平軍攻克杭州後，左宗棠由曾國藩疏薦任浙江巡撫，督辦軍務。
1862年（同治元年），左宗棠組成中法混合軍，稱“常捷軍”，并擴充中英混合軍，先後攻陷金華、紹興等地，升閩浙總督。
1864年（同治三年）3月，左宗棠攻陷杭州，控制浙江全境。論功，封一等恪靖伯。旋奉命率軍入江西、福建追擊太平軍李世賢、汪海洋部，至1866年（同治五年）2月，左宗棠攻滅李世賢等于廣東嘉應州（今梅州）。
在鎮壓太平天國後，左宗棠倡議減兵并饷，加給練兵。1866年（同治五年）上疏奏請設局監造輪船，獲準試行，即于福州馬尾擇址辦船廠，派員出國購買機器、船槽，并創辦求是堂藝局（亦稱船政學堂），培養造船技術和海軍人才。時逢西北事起，旋改任陝甘總督，推薦原江西巡撫沈葆桢任總理船政大臣。一年後，福州船政局（亦稱馬尾船政局）正式開工，成為中國第一個新式造船廠。
1862年（同治元年），在陝西的回民趁太平天國和撚軍進入陝西的機會發動叛亂。其初期的主要首領有赫明堂、馬生彥、馬振和、白彥虎等。同時在甯夏也爆發了大面積的回民暴動，其主要首領有馬兆元和馬化龍。
在陝西的回軍一開始可以趁清軍忙以對付太平天國的機會在陝西中部立足，但是從1864年（同治三年）開始就被清軍逼迫退守陝甘邊區。太平天國被消滅後，左宗棠率領湘軍開始對陝西山西一帶用兵。左宗棠首先進攻撚軍，在撚軍被擊破後再進攻位于陝西的回軍，1866年（同治五年）回軍退守甘肅。1869年（同治八年），左宗棠派劉松山進攻甯夏的金積堡，馬化龍父子投降後被殺。
1871年（同治十年），左宗棠進駐甘肅，當地回軍領袖馬占鳌投降，被左宗棠編入清軍。1872年（同治十一年），以白彥虎為首的回軍被迫退出青海。1873年（同治十二年），白彥虎等退到新疆，最後逃往俄羅斯得脫。陝甘回變由此告終。
1864年（同治三年），正值太平天國運動和同治陝甘回變波及新疆，新疆各地豪強趁機而起，出現了割據紛争，各自為王的混亂局面。喀什噶爾由伊斯蘭教白山派首領馬木提艾來木占據稱王。不久，柯爾克孜族部落頭目司迪克，聯絡回族封建主金相印，混亂中奪取了喀什噶爾，并稱王，逐馬木提艾來木。
馬木提艾來木緻書中亞的浩罕汗國，欲借助外部勢力驅逐司迪克。司迪克也派出金相印親自到浩罕進行聯系，想把流亡浩罕的黑山派和卓後裔請回喀什噶爾，對抗馬木提艾來木。由此引來阿古柏，其于1867年（同治六年）建立“洪福汗國”盤踞新疆。
1872年（同治十一年）7月，清廷尚在争論讨伐阿古柏之事，左宗棠認為“既事關君國，兼涉中外，不能将就了局，且索性幹去而已”，率師進駐蘭州，準備收複新疆。
左宗棠深思後，采用“緩進速決”的戰略，要打算展開積極而迅速的戰鬥。“緩進”，就是積極治軍。左宗棠用一年半的時間籌措軍饷，積草屯糧，整頓軍隊，減少冗員，增強軍隊戰鬥力。即使是自己的主力湘軍，也剔除空額，汰弱留強。他還規定，凡是不願出關西征的，一律給資，遣送回籍，不加勉強。“速決”，就是考慮國庫空虛，為了緊縮軍費開支，大軍一旦出發，必須速戰速決，力争在一年半左右擷取全勝盡早收兵。是以，在申報軍費預算時，左宗棠親自做了調查和精微的計算，他從一個軍人，一匹軍馬，每日所需的糧食草料入手，推算出全軍八萬人馬一年半時間所需的用度。然後，再以一百斤糧運輸一百裡為—甲—位，估算出全程的運費和消耗。甚至連用毛驢，駱駝馱運，還是用車輛運輸，哪種辦法節省開支也做了比較。經過周密計劃，估算出全部軍費開支共需白銀八百萬兩。為防止意外開支，留有餘地，左宗棠向朝廷申報一千萬兩。
當時主管财政的大臣沈葆祯，一見西征軍費的預算報告，金額甚巨，欲攤派給各省，從地方财政收入裡抽調，可是這樣一來則不易一時湊齊，有贻誤戰機之虞。軍機大臣文祥過問，左宗棠親自去找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後陳述利害關系。同治皇帝禦批道：“宗棠乃社稷大臣，此次西征以國事而自任，隻要邊地安甯，朝廷何惜千萬金，可從國庫撥款五百萬，并敕令允其自借外國債五百萬。”
左宗棠同時在蘭州建立“蘭州制造局”（亦稱“甘肅制造局”），為西征軍修造槍炮。為了對付阿古柏軍的洋槍洋炮，并由廣州、浙江調來專家和熟練勞工，在蘭州造出大量武器，還仿造了德國的螺絲炮和後膛七響槍，改造了中國的劈山炮和廣東無殼擡槍。
1875年（光緒元年），朝廷上争議出兵收複新疆，引起“海防”與“塞防”之争。李鴻章等人力主海防，以日本為主要假想敵，主張放棄塞防，将“停撤之饷，即勻作海防之饷”。左宗棠則是塞防派，并力表異議，指出西北“自撤藩籬，則我退寸而寇進尺”，尤其招緻英、俄滲透。當時的軍機大臣文祥為左宗棠所說服，全力支援之。于是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下诏授左宗棠為欽差大臣，全權節制三軍，以将軍金順為副帥，擇機出塞平叛新疆。
左宗棠收複新疆的戰略是先安定新疆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烏魯木齊”。如果烏魯木齊城克服，“我威維揚”，再大興屯田以保證長期後勤供應，安撫新疆各部族耕牧如常。如此，“即不遽索伊犁，而已穩然不可犯矣。烏城形勢既固，然後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讓人”。
在戰術上，左宗棠分析：“俄雖國大兵強，難與角力，然苟相安無事，固以度外置之。至理喻勢禁皆窮，自有不得已而用兵之日，如果整齊隊伍，嚴明紀律，精求槍炮，統以能将，豈必不能轉弱為強，至此勞師襲遠之寇乎？”是以，“不在先索伊犁，而在急取烏魯木齊。”左宗棠事先命西征軍前鋒部隊統帥張曜，駐軍哈密興修水利、屯田積谷。1876年（光緒二年）一年就收獲糧食五千一百六十餘石，基本上可以解決該部半年軍糧所需。為運輸軍糧，左宗棠又建立了三條路線：一是從甘肅河西采購軍糧，出嘉峪關，過玉門，運至新疆的哈密，二是由標頭、歸化經蒙古草原運至新疆巴裡坤或古城（今奇台），三是從甯夏經蒙古草原運至巴裡坤。
到同年4月出兵時，左宗棠指揮的西征軍有劉錦棠所部湘軍25個營，張曜所部嵩武軍14個營和徐占彪所部蜀軍5個營，包括原在新疆各個據點的清軍，共有馬、步、炮軍一百五十餘營，兵力總數近八萬人。但真正開往前線作戰的隻有五十餘營，二萬多人。
因行軍其間要經過著名的莫賀延碛大沙漠，流沙數百裡。糧草可以馬馱車載，長途運輸，“惟水泉缺乏，雖多方疏浚，不能供千人百騎一日之需，非分期續進不可”。大部隊行軍遇到的最大問題，是人畜飲水難以解決，是以隻有分批分期地行進。左宗棠坐鎮肅州，命劉錦棠、金順分兵兩路，先後率師出關。他把大軍分作千人一隊，隔日進發一隊，劉錦棠走北路，金順走南路，到哈密會齊。 劉錦棠率領西征軍主力自肅州入新，至哈密行程約1700裡，很順利地進入哈密。部隊各營到達哈密後，把從肅州等地陸續運往哈密的軍糧再輾轉搬運，翻過東天山九曲險道，分運至巴裡坤和古城（今奇台）。很快，劉錦棠的前鋒部隊，已占據了距離烏魯木齊隻有不足三百裡的濟木薩（今吉木薩爾縣）。
5月，兩路會合。9月，首先攻下烏魯木齊。阿古柏部隊二号首領白彥虎逃到托克遜。又攻克瑪納斯城，進而北路蕩平。接着集結兵力轉攻南路。第二年三月，又先後收複達闆城和托克遜城。阿古柏逃往焉耆，留下他的小兒子駐守庫爾勒為其墊後。不久，左宗棠軍又收複吐魯番，阿古柏一看通往南路的門戶打開，自知大勢已去，乃服毒自殺（一說被毒殺）。阿古柏的長子胡裡為争權奪位殺死其弟，率領殘部逃往喀什。白彥虎率領餘衆逃竄到開都河一帶。這時，李鴻章等海防派，又運作朝廷，發出敕令：“廷臣聚議，西征耗費巨款，今烏城、吐魯番既得，可以休兵。”左宗棠看罷大不以為然，于是又上疏抗旨，據理力争。慈禧太後看罷他的奏章，被說服，于是才繼續新疆收複戰。
此時，沙俄又和土耳其發生戰争，金順建議乘虛襲取被沙俄霸占的伊犁。左宗棠認為師出無名，反遭其謗，留下不打。同年八月，大軍從正道向西挺進，先收複南疆東四城：焉耆、庫車、阿克蘇、烏什；接着收複西四城：喀什、英吉沙、葉爾羌與和田。阿古柏的長子胡裡與白彥虎逃往俄國。至此，這場由英、俄兩國支援的阿古柏之亂乃告平息。見此情景，住在山中的布魯特（今柯爾克孜族）十四個部落，也争相内附。
僅一年多時間，左宗棠就指揮西征軍，攻克了被外寇侵占的南疆八城，收複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領土。事畢，左宗棠上表申奏朝廷，光緒帝和慈禧太後嘉其功，诏封二等侯爵。新疆各地也于大小村鎮建立左公祠，燒香禮拜。
新疆收複後，上海“泰來洋行”的德國技師福克曾在哈密與左宗棠會面，觀看了部隊的演練，見湘軍紀律嚴明，操練得法，軍火槍炮也不落後，于是說：“清軍若與俄國交戰于伊犁，必獲全勝。” 左宗棠同時又建“甘肅織呢總局”（亦稱“蘭州機器織呢局”），這是中國第一個機器紡織廠。
左宗棠于1880年（光緒六年）正月上書朝廷，力陳在新疆設省的主張。并建議朝廷派員與俄國會談歸還伊犁，引渡胡裡、白彥虎等事宜。朝廷采納了他的意見，派遣崇厚為全權大臣出使俄國進行談判。
早在1871年（同治十年），俄國乘阿古柏侵占新疆之機，派兵侵占了伊犁，宣布“伊犁永遠歸俄國管轄”，但沙俄當時比較虛弱，已在争奪克裡米亞的俄土戰争中大敗，其駐華公使不得不在照會清朝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時說些外交辭令，稱占領伊犁是為了“安定邊疆秩序”，“隻因回亂未靖，代為收複，權宜派兵駐守，俟關内外肅清，烏魯木齊、瑪納斯各城克服之後，當即交還”。但不料清軍果真收複了烏魯木齊、瑪納斯等城，被落了口實。左宗棠利用這個口實，強調俄方有歸還許諾在先，是以要先通過外交途徑和平解決伊犁問題。
沙俄表示，在獲得中國在通商、割地、賠款和再次調整天山以北邊界等方面做出讓步後，才能交還伊犁。沙俄一邊談判，一邊白彥虎和伯克胡裡不斷武裝侵擾中國邊境。沙俄稱，如不滿足要求，“就宣布條約被撕毀，不交還伊犁”。而後，崇厚在沙俄提出的“通商、劃界、賠款”三項要求的條約上簽字。
左宗棠向朝廷奏明：“此次與俄人談判，沙皇包藏禍心，我今索還失地，方要我賠償軍費，趁我多事之秋，欺我少争戰之志，多求合之意，妄圖訛詐。伊犁乃我國之領：亡，俄軍乘虛入侵，蹂躏我邊民，掠取我财物。我今索還土地，俄方竟然要我賠償軍費，如此強盜行徑，乃國際公理所不容也，此其一。俄方以劃定兩國邊界為名，行掠奪土地之實，雙方并未陳戰，一彈未發，我朝公然割地與人，此乃外交所不許也，此其二。俄方之所謂通商，其商人志在謀利，其政府意在廣設領事，深入我腹地，坐探虛實，此種通商，為我所不取也，此其三。臣以為如今之計，當先禮而後兵。我朝可更換使臣，與俄方重開談判。如沙皇一意孤行，應訴諸于武力。臣雖不才，願當此任。” 慈禧太後被說服，于是治崇厚罪，派曾紀澤出使俄國，重議條約。
左宗棠稱：“壯士長歌，不複以出塞為苦也，老懷益壯。”自願請行率軍屯哈密，為曾紀澤做後盾。然後，兵分三路向伊犁方向挺進。命金順部出精河為東路；命張曜部駐特克斯河畔為中路：命劉錦棠部出布魯特遊牧地為西路；左宗棠坐鎮哈密親領後路聲援，号稱王師四萬，對中俄談判的中方代表是一個巨大的支援力量。同時，左宗棠将其棺材從肅州運到哈密，借以表示收複伊犁血戰到底的決心。
這一舉動，令沙俄聞訊火速增兵堅守伊犁，并派出艦隊遊弋在海上，中國沿海省市天津、奉天（今遼甯）、山東先後警報，都處于戒備狀态。左宗棠在哈密生活了四個月，為了減輕内地長途調運軍糧的困難，改善天山運道，修築盤曲山路；籌集糧秣，發動軍民屯田墾荒，興修水利，增糧積谷。并在哈密大學營加緊訓練，提高部隊戰鬥力。
當時沙俄剛剛結束俄土戰争，大傷元氣，而且沙俄還認為戰争縱獲勝将得不償失 ，以及擔心打敗清國将導緻清政府垮台而引發不可預料的反應 ，在談判桌上終于讓步。
1881年（光緒七年）2月24日，曾紀澤與俄方代表訂立了《中俄伊犁條約》和《陸路通商章程》。沙俄歸還伊犁，但仍割去了伊犁霍爾果斯河以西之領土，中國賠償俄國兵費九百萬盧布（折合白銀五百餘萬兩）；俄商在中國新疆各城貿易，暫不納稅，對于伊犁居民，規定“願仍居原處為中國民，或願遷居俄國入俄籍者，均聽所便”。雖然這一條約被中國認為是不平等條約，但曾紀澤确實也盡了最大的努力，中國收回了伊犁九城及特克斯一帶地方。左宗棠對這一條約表示滿意，說“中俄和議，伊犁全還，界務無損。領事隻設嘉峪關、吐魯番兩處，此外均作罷論，則商務亦尚相安。吉林俄船撤還，松花江不許俄船來往”，而對曾紀澤也贊揚道：“劼剛此行，于時局大有裨益，中外傾心，差強人意也”。
同年，左宗棠應诏至北京任軍機大臣兼在總理衙門行走，管理兵部事務。左宗棠在新疆期間，為保證軍糧供給，發展地方經濟，曾大力興辦屯墾業，其功績遺澤至今。不久，左宗棠調任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
1882年（光緒八年），左宗棠再次向清朝政府奏請新疆建省，提出乘新疆收複伊始和西征大軍未撤之威，不失時機地建省設縣。這樣順應民心，有利于百廢待舉，恢複元氣，實行切實有效的管理。左宗棠懇切陳詞說服了清朝政府，同意着手在新疆建省。時任新疆巡撫的劉錦棠，制訂了建省的具體方案。省會設于迪化（今烏魯木齊市），下設鎮迪道、伊塔道、阿克蘇道、喀什噶爾道及以下設府、廳、州、縣。伊犁仍設将軍府，但不再統帥全疆的軍政事務，政治中心移至迪化。
1884年（光緒十年）11月16日，戶部奏請添設新疆巡撫、布政使各一人，除劉錦棠任巡撫外，又調甘肅布政使任新疆布政使。從此，新疆省正式建立。
1884年（光緒十年）6月，左宗棠入京任軍機大臣。時值中法戰争，法軍孤拔于8月在馬尾海戰全殲駐紮福建馬尾的南洋水師，戰局對中國不利。9月，左宗棠奉旨以欽差大臣身份督辦閩海軍務，挽救戰局。11月，左宗棠抵達福州，積極布防，并組成“恪靖援台軍”東渡台灣。
1885年（光緒十一年）正月，黑旗軍和恪靖定邊軍先在鎮南關得勝，奪取了諒山。此事導緻法國茹費裡内閣垮台。法國引為奇恥大辱向越南法軍撥款五千萬法郎表明絲毫也沒有就此屈服的打算。中國方面精疲力盡，劉永福部“所存不過五百人，多方募集不過千人，攻守兩難，進退失據”同時在赫德的周旋下中法一直在進行密談，而北韓的甲申政變使得中國更欲快速從越南抽身。于是中法新約簽訂。中法新約的主要内容就是确認了1884年時的李福暫定條約，其中否定了中國對越南的宗主權，改由法國全權管理越南。
左宗棠對李鴻章簽訂條約完全不能了解，對當時主和的李鴻章作出以下批評：“對中國而言，十個法國将軍，也比不上一個李鴻章壞事”；“李鴻章誤盡蒼生，将落個千古罵名”。李鴻章惱怒之餘，決定拿左宗棠的下屬開刀，指使親信潘鼎新、劉銘傳等陷害攻擊“恪靖定邊軍”首領王德榜、并誣告台灣道劉璈，彈劾誣告劉璈十八款，使他們失去兵權并喪命。 左宗棠上書朝廷為屬下鳴冤叫屈，但一個月後就于7月27日（陽曆9月5日）在福州病故，享年七十三歲，朝廷追贈太傅，谥号文襄。祀京師昭忠祠、賢良祠，并建專祠於湖南及立功諸省。
左宗棠墓位于長沙縣跳馬鄉白竹村，從黃興鎮過東山大橋，南行約2公裡，即可見公路邊的“重修左宗棠墓碑記”。從碑後登數十級石階，“清太傅大學士屬靖侯左文襄公之墓”躍入眼簾。墓前有石砌平台，配以石桌、石鼓、石香爐。兩側華表刻聯語：“漢業唐規西陲永固；秦川隴道塞柳長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