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22年第九日。
辭舊迎新之際，我們習慣從個體的回憶躍至更廣闊的空間，而比較好的方式，是進入曆史的閱讀。
關于中國曆史的書寫，卷帙浩繁。但2022年的開頭，兩種“他者的角度”彙聚到大衆面前。
85歲的著名曆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先生，于當地時間2021年12月26日在美國家中逝世。這段時間，學界、受他影響至深的曆史寫作者以及他的讀者，紛紛緻以哀思。
設立于1872年，以法國漢學家儒蓮命名的“儒蓮獎”已經進入第150個年頭。這一獎項是漢學界最重要的獎項之一，将一衆海内外漢學家以及他們的著作帶到了讀者面前。
這兩件事，讓一直在閱讀的人思考：一代又一代漢學家的寫作，其實在不斷向世界呈現着中國的面貌，并展現着中國的影響。
這段時間，著名學者鄭培凱接受了很多媒體采訪，有一個問題自然被頻頻問及，史景遷的書寫的最大貢獻是什麼？
他在最近的文章中回答了這一問題：改變了西方對中國的誤解，以客觀平實認識中國曆史文化。
費正清之後的近半個世紀，魏斐德、孔飛力和史景遷三位“30後”海外漢學家對中國的書寫影響巨大。如今，他們都已離開。
史景遷“彌補曆史的縫隙”，基于史實的想象，恰如其分地把握了“度”；孔飛力的研究方法和視角很獨特；而魏斐德以選題和史料見長。
史景遷曾經說過：“在整個世界的版圖上，中國是一個重要的、極有魅力的存在。西方人需要花長時間去消化分析他們拿到的資料。能一目了然的東西并不存在。我們對中國的看法越模糊，越多面化，離那最捉摸不定的真實性也就越近。”
他們以各自的方法，呈現中國的魅力和多面。而他們的弟子、後輩，也為這種魅力吸引，承下衣缽。
正如鄭培凱對史景遷的觀察——“啟發了他的一些學生緻力于研究中國在世界史上的影響，探究中國在世界的地位，這間接推翻了西方中心論。”
未竟的江南之行
2019年春夏之交，史景遷曾有一次中國江南之行的計劃。本來，他會與友朋暢遊蘇杭，并打算去他的著作《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的主人公張岱的家鄉紹興看一看。隻是，出行之前，他的身體出現了一些狀況，不得不臨時取消計劃。
後來，新冠肺炎疫情襲來，江南行的計劃一再擱置，最終未能成行。
史景遷生于1936年，先後畢業于英國劍橋大學和美國耶魯大學，并獲得博士學位，擔任耶魯大學教授、曆史系與東亞研究中心主任，曾任美國曆史學會會長。
在教授學生的同時，他寫下了大量優秀的曆史著作。自上世紀六十年代，陸續完成了14部研究中國曆史的作品，包括《康熙：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内心世界》《太平天國》《王氏之死》《追尋近代中國》等，為西方了解中國文明打開了一扇視窗，也為中國讀者審視曆史提供了一種角度。
著名學者鄭培凱先生，1972年時被史景遷招收為博士生。也是“理想國·史景遷作品”叢書的主編。除了跟随史景遷學習，上世紀70年代，鄭培凱還擔任過史景遷的助教。這些年，他們師生之間一直保持着緊密的聯系。
在鄭培凱的懷念中，那場未竟的江南之行得以還原。我們也借由他的講述，與史景遷先生更近一步，體悟他對中國曆史的書寫，其實并不限于曆史的本身，而是心懷對人類的悲憫。
2019年5月初，鄭培凱與史景遷在史先生家的花園散步。鄢秀教授供圖
錢報：2019年春夏之交，我從杭州曉風書屋的掌門人姜愛軍那裡得知史景遷先生計劃來杭州的消息，隻是後來很遺憾未能成行，請您談一談這次未競的杭州之行。
鄭培凱：每年春夏之交，我都會去紐黑文（NewHaven）看望我的老師史景遷先生。之是以選擇這個季節，因為他家那個大園子裡的花木實在開得漂亮，姹紫嫣紅，跟昆曲裡描寫的“遊園”很像。
我在蘇州有個寓所，也有個小院，跟史景遷的園子根本不能相比，大概隻有百分之一都不到，好在蘇州人善于“螺絲殼中做道場”，居然堆疊了黃石假山，圍了一方小池，有十來條小金魚悠遊其中。我春天經常回蘇州，那時玉香花開了滿籬，接着淩霄花盛放，倒也賞心悅目。我的住處就在拙政園旁，緊貼着平江路，離獅子林也很近，時常可以去遊園。跟史景遷說了蘇州美景，還說離上海、杭州都很近，他們就十分羨慕，說聽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希望也能到江南一遊，我說沒問題，我來安排。
人年紀大了，有些心願想做還沒做，就得有人安排，幫着完成。我的老師史景遷先生年紀大了，身體也慢慢地比較弱了，一直沒能暢遊江南，這是我幫得上的。我就跟史先生與師母金安平商量，看看2019年暮春初夏時節可否成行，他們十分興奮，說反正退休了沒有任務在身，一定可以悠遊蘇州、泛舟西湖。不過，史先生堅持，此行絕不演講，不看學術界的同行，隻是跟我們一起遊玩江南風光，去杭州、蘇州、紹興，像晚明的張岱一樣，惬意悠遊。
2014年2月28日，史景遷教授在北京大學舉行講座。視覺中國供圖
2019年4月底，我到美東講學，5月初返港之前，金安平打電話給我，說史先生身體狀況不太好，容易感到疲勞，她有點擔心長途旅行的奔波勞累，要我特别到紐黑文他們家裡去探望史先生，觀察他的健康情況，确定能不能啟程。那兩天我們在紐約特别忙，因為跟李安有約，讨論他正在制作的新片，又和舞蹈家江青約了晚餐，和哥倫比亞大學的朋友商量事情。
安頓好了紐約的事，5月3日一早，就開車到史先生家裡，度過了愉快的一天。我們在他精心打理的園子裡觀賞盛開的櫻花，還套上膠靴，爬下他家後院的隰地，造訪他親自設計的“秘密花園”，吃了金安平精心烹調的大餐，一直暢談到夜晚，才依依不舍回到紐約。觀察了一整天，看史先生的情況很好，興緻也高，談笑風生，不像有什麼問題。于是，我們一緻同意，他的江南行按原計劃進行。
史先生覺得他每次來中國都比較“麻煩”，因為很多大學會把他“包圍”起來——學術界的同行要請他去演講、參加研讨會，當然，這些知識探求的活動很有意思，可他幾乎沒有喘口氣的時間，更不要說從容遊賞山水，體會中國古代文人的雅趣了。這次他千叮囑萬叮囑，說隻跟我們一起遊覽，千萬不要告訴學術圈的朋友。
他其實很想到江南看看，尤其是寫了關于張岱的那本書：《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張岱在江南度過的美妙的生活，史先生沒有體驗過。記得他說：“隻要你答應，絕對不安排任何學術通路，不去大學裡面演講，我就去。”
我在江南有很多朋友，園林界的、昆曲界的、書畫界的……那麼，我就安排一個不去學術界的行程，隻是我們自己遊覽，高高興興地看看江南，主要是逛一逛杭州和蘇州。
随後，我聯絡好了蘇州和杭州的朋友，還安排他去張岱的家鄉紹興看一看。杭州的朋友特别有趣，包了一艘龍舟遊西湖，還訂好了湖畔的酒店，讓他打開窗子就可以一覽西湖風光。
我跟他承諾絕對不安排任何演講、通路，就我們自己玩，其中包括到西湖上泛舟。他高興得不得了。用師母金安平的話來說，就是“享受享受江南的風光，體會一下江南的情趣”。
為什麼沒有成行？其實，他為這次江南之行花了很大勁兒，因為他的護照和簽證都過期了，要重新申請，拖了一段時間，簽證終于下來了，也買好了機票。馬上要出發了，我也通知了江南的朋友們，“鄭重”地告訴大家：“史景遷先生要好好地玩兒，你們不可以給他安排任何其他活動，隻有休閑的活動。”
2019年5月初，鄭培凱與史景遷在園賞景。鄢秀教授供圖
起飛前兩三天，師母金安平給我打電話，她說，史先生突然暈倒了，好像身體很不好。這樣，他要先去看醫生，等醫生的判斷結果出來才能決定繼續出行或取消計劃。
到醫院檢查後，醫生說他的身體很虛弱，有一些問題當時也沒有仔細講清楚，但暗示了他有慢性病的可能性。
我們在讨論了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之後，最終決定取消這次旅行。後來，我們再次讨論他的身體情況時，醫生暗示他有輕微的帕金森症，身體協調有一些問題。我就想，等他恢複以後，再做江南之行的安排吧。
誰知道，到了2019年底，新冠肺炎疫情爆發，我們所有的人都被困住了，包括我自己都兩年沒有來江南了。史景遷先生來杭州的事，也就這麼稀裡糊塗地停了。
錢報：2019年的這次會面，是您和史景遷先生的最後一次相見？當時還聊了些什麼？
鄭培凱：我們談得很多，但都跟中國曆史沒什麼關系。他聊他讀的書，包括文學、藝術，還有詩歌，他很喜歡讀詩。
除了古典詩，他還很喜歡讀現代英語詩人的詩，他跟美國東部的一些詩人蠻熟的，像John Ashbery、John Hollander，他讀到他們的新作品就跟我讨論一下。
Ashbery的作品我也蠻喜歡，就有比較深的感受。我們這次見面談了詩歌，談了他園子裡種的花草樹木，再就是約了5月21日到28日小滿節氣沒能成功的江南之行。
再之後，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我們都沒辦法離開居住地。這兩年多，我們沒有見面，偶爾會打個電話問問好。我想，我跟他最後一次打電話就是隻是問好了，問了一下美國新冠肺炎疫情的情況，然後各自說保重，等等。
錢報：史景遷先生的杭州之行雖然沒有實作，但我讀《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時，對他對張岱冬日由紹興泛舟至杭，以及湖心亭看雪等細節的描述，印象非常深刻。在您看來，他為什麼能建構起如此堅實且引人入勝的細節？
鄭培凱：我從兩個方面回答這個問題。
第一，史景遷對江南充滿了興趣與遐想。在他整個曆史著作的寫作過程中，從最早的博士論文《曹寅與康熙皇帝》開始，就講到被中央派駐到江南擔任織造的曹寅，是康熙皇帝的心腹。曹寅時常向康熙皇帝打報告，報告的内容都是有關江南的情況——經濟發展、社會動向，以及一些地方上的沖突等細節。
是以，史先生一開始研究中國曆史時，就對江南的一些社會細節、文化細節，甚至包括藝術上的一些活動，比如文人之間的交往很有興趣。
後來，他寫了一本講中國革命時代曆史人物的書，講到魯迅、丁玲、瞿秋白……這本書裡的很多人都在江南生活，書中呈現了很多江南的細節，也一再呈現了他對江南的興趣。
對于江南的實際情況，史先生本人也多多少少接觸到一些，可是他最主要的接觸方式，往往是跟學術報告有關。通常他都是被大學“圈起來”，參與研讨會，給學生演講，接觸的也隻是學校裡的專家學者，他很少有機會能放松地到江南遊覽。
他對江南的興趣，跟他的曆史研究有關。他熟稔于文獻中的江南，從晚明一直到現代中國留存下來的資料，他都看到過。江南當然就成為他的一個興趣所在。這可能也是我跟他計劃來江南遊玩時，他一下就答應的原因。
第二個方面，史景遷先生寫中國曆史的這些著作中，人物跟環境要寫得很清楚、很細，隻有這樣，才能顯示一個活生生的人在非常具體的、實實在在的生命環境中的那種曆史經驗。也就是說，你寫曆史一定要把資料進行排比，把環境呈現出來，然後把人物在環境當中的一些生活呈現出來。
是以，“建構曆史細節”很重要，因為要呈現的人物是一個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物，就必須把他周邊的各種各樣的曆史環境，包括風土人情、風光、人物的交往呈現出來。比如說文人的詩酒風流，怎樣才能表達出詩酒風流的樣态？都要通過細節呈現，這個人物才有立體感，才能夠建構出他整個曆史的叙述，并将曆史叙述得生動。
《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史景遷著 溫洽益譯 理想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想象與曆史的縫隙
錢報：我看到有一個說法：史景遷教授被西方世界稱為“中國學研究領域的畢加索”，沒人比他出版過更豐富的關于中國的研究作品，而且它們在學術界與公衆中都得到了廣泛的認可；除去題材的豐富性，也沒人能比他寫得更好看。
他是如何讓那些在曆史灰塵中的人物重新獲得了生命力的？他的寫作方法是怎麼樣的？還有人說，史景遷教授在咖啡館中撰寫許多曆史著作的，這是否是真實的情況？
鄭培凱：這個問題裡的比方，蠻有意思，就是說史景遷先生的曆史著作，花樣很多，好像畢加索。
但是，他像不像畢加索呢？見仁見智。
的确，史景遷的著作，多姿多彩，這個比喻我覺得比得蠻好的，因為畢加索是通過自己敏感的藝術心靈，讓外部世界或者說他感興趣的内容，有自己的藝術诠釋。史景遷呢，也是通過自己對于中國曆史文化的了解，并給予獨特的展現。
他的著作表面上看起來是多面向的，但講到底，他心裡對中國曆史文化有一個很深層的向往，後來他研究中國曆史的時候，最主要的探索方向，還是人類在一些處境中的普遍反應。
是以，他寫曆史，經常是讨論大曆史環境下很具體而活生生的人跟那些人所經曆的處境，這個處境也要很具體、很有細節、很生動。這樣一來，當他寫不同人物的時候，你就會發現——好像他的畫面不一樣啊！他的畫面當然不一樣，因為這個人不一樣，他的也處境不一樣。
他在咖啡館寫作，應該是一個誤解。
其實，他在耶魯大學有一個很好的研究室，面積很大，其中充滿了書。同時，他家裡還有兩個書房。
也就說，他有三個不同的工作空間，經常在發展某一個課題的時候，就利用某一間書房。比如，在這個書房開展計劃A，計劃A不可能在短時間内完成，他的先期寫作和收集的大量資料就堆在那裡；随後，他又被另外一個内容吸引，這個吸引他的題目就變成計劃B，計劃B的資料就堆在另外一個書房裡；偶然的情況下，他居然還會有計劃C，那麼計劃C的内容就都堆在第三個書房。
他這三個不同的創作空間，有三堆不同的資料，等到他覺得比較成熟的時候，會集中精力把其中一個計劃完成。由此可見，他有多面的興趣，面對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場景，他寫不同的曆史著作。
為什麼他會有不同的題目出現？這跟他的教書方式有關。
我們知道，他在耶魯大學教近現代史，他講課的方式主要是大演講，因為他的學生實在太多了。我給他當助教的時候，他有四十個學生，後來變成兩三百，最後他有點得意地告訴我，他有700多個學生，他要在最大的演講廳演講。而且，耶魯大學的學生覺得沒有聽過史景遷的曆史課，會後悔一輩子。
他在大課堂上的講述，當然是近現代史，講的過程當中會有專題，就是某一個星期會講某一個專題，有時候，這個專題講完了，他可能還有另外一個專題要讨論。因為來選課的學生也不都是學曆史的，史景遷先生不能在一般的課堂裡完全解決這些題目，這些題目就變成他的研究項目，再由他在不同的書房裡，一步一步地寫完。
在咖啡館寫作這個事情，可能他寫的某一小段，因為臨時有了靈感，就在咖啡館裡坐下把它記下來，這個是有的。
我以前做學生的時候，他拉着我去校園裡的咖啡館或者一家學生常去的披薩店喝咖啡或者喝啤酒。有時候，他突然想到一個什麼事情，就把小本子拿出來記一記。可正式的寫作，他要回到自己的研究室或書房，而不是像傳聞當中說的那樣。
錢報：曾經讀過您對史景遷先生的一句形容：“運用想象，彌補曆史的縫隙”，作為他的學生，亦從旁觀者的角度，您認為這種“想象”的度在哪裡？
鄭培凱：我覺得他這個“想象”的度的掌握，并不是很容易。
因為我跟他接觸比較多，他基本的方法，我的推斷是這樣的——他寫任何人物的活動或者是曆史的情況，盡量做到無字無來曆，每一句話都要有曆史材料的支撐，這個在他的注解裡都有顯示。
有了要寫作的人物，有了事關場景的文獻資料，那麼，這個人物在曆史文獻所提供的場景當中，會怎麼思考？采取哪些決定？為什麼會采取那些決定？這個就是有“縫隙”了。曆史上的當事人不會穿越時間來告訴你：我當時是因為這樣因為那樣，才做了這個決定，有了這麼一個行動。這個時候，一個曆史家必須要運用他的想象，這個想象不能離譜，不能離開這些曆史文獻提供的材料。
當然，曆史文獻本身各種各樣，可能會有沖突，也可能會有不同的呈現方法，在這樣的狀況之下，你怎麼選擇？這個就要你具備曆史想象的能力，你要有一個宏觀了解曆史的高度，才能夠做出比較恰當地判斷。
我們說這個曆史學家好不好，除了史料的掌握運用、寫作的文筆，有沒有史識非常重要。這個史識，我覺得史景遷是有的。
是以，這個“想象”的度不是很好拿捏。拿捏得好，人家會稱贊；拿捏得不好，人家會質疑；假如真的沒有拿捏好，人家就會說胡說八道。但看史景遷的著作，讀者可能經常會思考“是不是這樣啊”？可是質疑之後，又覺得他提供的這個“想象”的度是比較合理的，因為他已經在著作中告訴你，有這個可能性。
他這個度走的最遠的，應該是《王氏之死》——利用了蒲松齡小說中的一些材料。換句話說，在同樣一個時代，同樣一個地方，可能就具有這樣的想象空間，這個要很巧妙地運用。
《王氏之死》史景遷著李孝恺譯理想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曆史哲學家柯靈烏（R.G.Collingwood）曾經說，曆史家寫曆史,必須要到他寫的曆史場景當中去體會。他講到寫英國史,到英國的古戰場去憑吊，你人到了古戰場去體會那個環境，感受那些人喊馬嘶，箭矢交擊，當年戰争的場景就活了起來。他用了一個詞叫“hallucination”，就是幻覺，曆史的幻覺，曆史家要幻入這個場景——這其實就是想象的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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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這期人文讀本的特别報道中有詳細講述
來源：錢江晚報小時新聞記者孫雯 宋浩
值班編輯：周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