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汗國開始獨立，元朝開始走向衰落
元朝統治末期，伴随着遊牧政權在統治龐大勢力範圍不斷出現的危機，元朝統治者終究也難逃這種在統治方式、民族沖突下所産生的政權危機。
縱觀元朝蒙古軍隊在建立王朝之初，便打下了如此龐大的江山，奈何殊不知統治範圍的全面擴張，卻會為元朝中央政府日後帶來全面的統治危機。
四大汗國的獨立和脫離，率先成為元朝帝國走向瓦解的首要因素，除此之外，元朝逐漸喪失對中亞控制權，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表現。
即四大汗國在與元朝中央政府的關系逐漸斷裂之後，他們也開始将自己的發展和政權的未來走勢，重點放在了西方。
千萬不要小瞧這種統治關系的變化，這标志着即便是同樣是由蒙古人建立起的汗國，即便是幾大政權之間，在此前是有着極為親近的血緣關系的，這依舊難以改變各自獨立政治現象的出現和發展。
這就使得四大汗國愈發背離元朝中央政府，而四大汗國脫離元朝管控的表現，我們可以将其視為元朝勢力迅速萎縮的重要标志。
吸納部分漢族知識分子，鞏固元朝的統治
為了能夠避免四大汗國獨立性不斷加強，并且最終脫離元朝管控的尴尬局面，元朝統治者開始對中原地區和漢族人民，進行了強有力的統治和壓迫，同時不斷推進蒙古人傳統遊牧文化的傳播，以便從意識形态和思想層面消弭漢人的反抗。
由此在元朝統治時期，中國社會流行着極為殘酷的民族歧視和壓迫，雖然在漢族士大夫的努力下，元朝統治者同意不禁止漢族文明的傳播，但是在蒙古人擔當統治階級的社會之下，這種民族歧視現象始終都是難以消除的。
不過元朝政府為了穩固自己的統治，雖然對廣大下層群眾進行了高壓統治，但是對于那些漢族士大夫、貴族地主等階層還是比較重視的。
《元史》載："遂以翰林侍讀郝經為國信使，翰林待制何源、禮部郎中劉人傑為副，出使于宋。又收輯中外官吏宣劄牌面，徵諸道之兵六千五百人赴京師宿衛。"
具體表現便是，蒙古統治集團不斷以高官厚祿來拉攏這些漢族上層集團，借此以相比較和平的手段，來實作對中原地區和人民的治理與管控。
元朝統治者的這種想法和做法的确産生了一定的效果，比如科舉制在定期和不定期的舉行，同時也會有一些優秀的知識分子，被吸納進入元朝的統治集團，成為協助蒙古人統治的重要代表勢力。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了元朝滅亡，也正是在元朝統治的這将近百年時間，依然有不少漢族上層分子受到重用，同時也有不少讀書人通過元朝推行的科舉制或者其他的選官制度進入到統治集團，改變了自己的階層和命運。
是以，在朱元璋挑起反元大旗之後，江南地區有不少知識分子，都是反對朱元璋而支援不斷衰落的元朝的。這種令人吃驚的态度以及價值取向，充分表明元朝的統治對于漢人的影響還是非常深刻的。
功名利祿的驅使，令江南士大夫不願支援弱小的明朝
随着元朝統治後期社會危機的凸顯，特别是原來深藏的民族危機，在此時開始全面爆發出來，這突如其來的社會動亂，令元朝統治者一時間難以招架。
與此前中央統一王朝内部出現動亂的局面略顯不同，由于元朝政府的統治中心，主要集中于北方地區，是以北方作為處于中央政府強有力控制的地方，自然不會輕易出現動亂。
即便在元朝統治者眼皮子底下有人造反，那也會得到元朝中央大軍的迅速平定，是以在元朝後期，北方出現大規模的社會動亂幾乎不可能。
那麼動亂的爆發點，自然也就向元朝政府統治的薄弱地區南方轉移了，這也是為什麼元末出現的諸多割據政權，大多集中于南方，特别是江淮流域的重要原因。
朱元璋起初也是跟随封建割據政權首領郭子興起家的，該軍起初名為紅巾軍，而朱元璋雖然是貧苦出身，但是他本人非常懂得觀察時局，左右逢迎。
因為深得頭領郭子興的重視和信任，朱元璋勢力愈發壯大逐漸與郭子興決裂，并帶領後來起義軍的骨幹将領出走自行發展。
出走的朱元璋可謂是順風順水，起義軍規模很快超過了郭子興，并且取代了他的地位。然而逐漸統一江南軍閥的朱元璋，似乎并沒有得到江南士族的隻支援。
《元史》載："太宗始得中原初，輒用耶律楚材謀，以科舉選士。後至仁宗延祐間，始斟酌舊制乃行之，試藝以經術為先，士誠然舉首應上所求者，皆彬彬輩出矣。"
這主要是因為當時的士族一般都是有功名的，這些功名都是在元朝統治時期獲得的，是以他們在面對朱元璋剛剛興起的"匹夫之軍"時，心裡肯定不會去支援他，這種功名利祿所帶來的價值取向和對時局的判斷，令江南士族對朱元璋始終存有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