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來，有戰争，就會有殺戮，那自然也就會有叛徒。有的人在敵人的嚴刑拷打下，橫眉冷對，傲骨依舊；但也确實有的人意志薄弱，膽怯如鼠，成為了一個叛徒。
今天筆者要講的“主人公”張文榮，是在抗美援朝戰争中一位十分特殊的志願軍戰士——“諜中諜”，他不僅是北韓戰場上第一個從敵人手裡逃出來的志願軍，而且在逃跑的時候，他創造了一項奇迹，在跳傘瞬間往敵機裡扔手雷，僅僅用一顆手雷就炸掉了一架美國戰機。
……
1951年，北韓戰場，夜。
張文榮和幾個戰士們，十分疲憊地向前小跑着。即使幾人現在身上有傷，也很饑餓，但張文榮一直告訴衆人，絕對不能停下腳步，一旦停下來，那就絕對會被後面的美軍給追上的。
自北韓戰場第五次戰役打響之後，“聯合國軍”就直接将戰線推進到三八線附近，而我軍為了扭轉這一被動局面，計劃在我軍第二批入朝部隊到達後，于兩個半月内，在三八線地區消滅部分美軍，然後向漢江以南地區推進。
此次戰役的目的，主要是挫敗聯合國軍的登陸計劃，并且奪回我軍戰場主動權。
但戰場上瞬息萬變，我軍在後來指揮上出現了一定的失誤，聯合國軍趁機動用大量機械化兵團，迂回到我軍後方，堵住後路大肆破壞，這樣直接導緻的後果就是，我軍部分部隊被牢牢圍住，其中大多數的部隊，憑着之前積累的豐富戰鬥經驗，通過各種手段，成功突圍。
但是也有些部隊，遭到了重創，比如張文榮所在的180師。180師是剛組建的新部隊，是從地方武裝選來組建的。當時在解放戰争中，180師負責的大部分任務都是剿匪，對敵經驗并沒有那麼多。
是以在被聯合國軍包圍的時候，180師選擇用之前打遊擊的經驗，分散突圍。
但北韓戰場上的環境，和我們本土作戰的環境，還是不一樣的，而且聯合國軍的那些現代化裝備，也是180師碰過的土匪不能比的。是以最後，180師徹底分散了，隻有一部分人殺出了重圍，大部分人還在包圍圈内。當時擔任正排職報務員的張文榮，就是其中的一員。
張文榮和幾個戰士聚在一起，準備沿着山地，朝着某個方向盡快突圍，張文榮在地圖上記得很清楚，隻要翻過了前面的那座山，他們就算跑出了敵人的包圍圈。
正當張文榮給幾人加油打氣的時候，前方突然幾道刺目的強光打在了衆人的眼睛上，衆人一個措手不及，被晃了一下，當張文榮反應過來了，他大吼一聲“敵襲！”
當衆人剛擡起槍準備反擊，卻發現早就被人緊緊包圍用槍指着了，有幾個戰士立即摸向腰間的光榮彈，但是有幾個敵人似乎早有預料，一個箭步，用槍托狠狠地給了張文榮幾人一下，頓時幾人暈倒在地不起。
當張文榮恢複過來的時候，他已經到了一座戰俘集中營裡。張文榮看着周遭的環境，心裡一沉。
這敵人天天說着“人權”，但張文榮知道，敵人是根本不把這東西放在眼裡的，尤其是在對待戰俘上，如果你跟聯合國軍講優待戰俘的《日内瓦公約》，你隻會得到一頓毒打，以及慘無人道的虐待。
據張文榮之前掌握的情報來看，當時大部分中朝戰俘都是被秘密關押在巨濟島，想必自己也是在這裡。張文榮站起身來，望了望遠處，發現戰俘營裡面到處都是巡邏的士兵，而且最後面還有五層密密麻麻的鐵絲網，把戰俘營圍得嚴嚴實實。
而且大小的崗樓哨卡，基本上是多如牛毛，每個崗哨還配有大量的強光探照燈，即使天上月滿如盤，滿天繁星，但是這集中營還是亮如白晝。
每當戰俘進入戰俘營後，敵人就是一擁而上，把人身上的東西搜個幹淨，而且所有的戰俘沒有床，隻能躺在泥地上，最重要的是，如果俘虜們敢互相說一句話，被發現了就是一頓毒打。
俘虜們每天都要幹扛軍火的重活，但是隻能得到一些黴米充饑，最殘酷的是，大部分俘虜都會受到非人的待遇。據統計，被俘虜的戰士其中百分之八十變成了殘疾，喪失活動能力，而原因是他們的四肢受到不同程度的截斷。
更加諷刺的是，聯合國軍有着如此殘暴的行徑，依然“面不改色”地掩飾着自己。當時，美軍高層多次向媒體宣傳：“有9萬共産黨戰俘表示，他們永遠不回到共産黨那邊去，甯死也不回去……戰俘們如果不願回去，我們要給他們以真正的庇護。”
最後，美軍高層“真誠”地總結道：“這是根本性的原則，我總不能用刺刀逼着他們回去吧！”
除了輿論上的粉飾，聯合國軍還對所有戰俘用上了所謂的“遣返”政策。敵人們把戰俘全部集中，一個一個讓他們在“拒絕遣返”的申請書上按手印，如果有不按的，旁邊握着大棒的敵人，就會棍棒伺候，如果有的俘虜太過“頑固”，他們就用另一隻手上的刺刀，直接當場将其殺死。
當然這種事情，怎麼少得了一直生事的國民黨特務呢？
他們自解放戰争後，便一直想要“東山再起”。現在這裡的戰俘營就是他們最好的補充兵源的地方，當蔣介石聽說集中營缺乏人手時，便立即派出大量的特務趕赴戰俘營，充當看押人員。
而那些特務們，也是用各種手段，威逼利誘俘虜前往台灣。戰俘營有個最兇狠的國民黨特務，名字叫做李大安，此人手段殘忍，性格陰暗，他為了逼迫戰俘們歸降于他們，無所不用其極，而且他相比于聯合國軍殘害志願軍的手段，有過之而無不及。
比如當時著名的敵工科英語翻譯林學逋烈士，表示要回到祖國，決不去台灣的時候，李大安就對他進行了殘酷的拷打，林學逋憤怒地痛斥敵人：“你們永遠改不了我的心！”
殘暴的李大安連刺30多刀将他殺害，最後直接地割開他的胸膛，掏出了心髒。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林學逋留下的最後一句話仍然是“共産黨萬歲！”
圖|林學逋（bū）烈士
還有當時的志願軍張子龍，當時叛徒們組織了“反共反俄”的示威遊行，逼迫戰俘們參加，但張子龍知道後，義正言辭地拒絕了，并且對于他們的行為嗤之以鼻。
結果兇橫的李大安先是将張子龍用鞭子抽打幾個小時，随後将他吊了起來，讓人用木棒多次擊打他的頭部，最後等他奄奄一息的時候，他直接拿起桌上的刀子一下紮進他的太陽穴……之後不解恨的李大安，又殘害了數百名堅決要求回國的戰俘。
在李大安的“震懾”下，許多意志不堅定的人，背叛投敵，成了李大安的爪牙和幫兇。不隻是這樣，聯合國軍見李大安這樣對待我志願軍俘虜，十分對他們的“胃口”，于是就給李大安出了不少“好主意”。
其中有一個就是針對威逼利誘俘虜前往台灣的點子，就是為了讓志願軍戰士完全失去回到祖國的希望，幹脆就直接在他們的身上刺上“殺朱拔毛”“青天白日”“反共反俄”等反動智語，讓他們不敢回去。
李大安聽完小雞啄米似的點了點頭，立刻就去執行。但是他卻不是一味地一鍋端，而是對戰俘差別對待，對于共産黨員，李大安毫不留情，但對于張文榮這樣的黃埔高材生們，他總是抱着拉攏的心态，采取了懷柔政策。
在看過張文榮的資料後，李大安更是另眼看待。
張文榮是1926年生人，1948年考進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第23期通訊科，當時國民黨已經是日薄西山，大廈将傾，是以張文榮是最後一批黃埔學生。
資料上顯示，張文榮是名副其實的天才型人物，隻經過了一年多的系統學習和訓練，他就掌握了大量的通訊技能，并且每一門考試成績都極為優秀，是同期學生中的佼佼者。
是以李大安心想，如果自己能夠拉攏這個張文榮的話，那麼自己的上級見自己為黨國拉攏了這樣的一個人才，自己肯定少不了獎賞。
但是對于這樣分裂我軍的手段，即使深陷在戰俘營中，我志願軍戰士仍然有辦法應對——戰俘營裡的538團政委張佐端、539團副參謀長魏林和，炮兵主任郭兆林等200多名幹部，在敵人的集中營裡建立了我黨的秘密組織。
這個組織建立的目的是，把所有的志願軍戰士牢牢地凝固在一起，也讓敵人的滲透分裂不能成功。在戰俘營黨組織暗中策劃下，我們的同志當上了戰俘營裡的八十六聯隊副聯隊長，并且和敵人打好了關系。黨組織也利用了這個“職務”，極力地保護我黨被俘的志願軍戰士，甚至為了保護一些重要的黨員幹部，組織就安排他們當文書、翻譯或中小隊長，以此來避開敵人的注意。
當然，組織也不是一直在戰俘營裡坐以待斃，他們仍然在找機會逃出去，而且他們利用職務，尋找機會給敵人造成打擊。
有一次，戰俘營的同志們，找到了一個機會，把戰俘營的美軍物資倉庫一把火給燒掉了。
張文榮早就加入了戰俘營中的秘密組織，是以他對李大安的拉攏表面上十分歡喜，但其實暗地裡早就嗤笑不已，他表面上是一個戰場上被俘，然後成了“叛徒”的家夥，但他心裡的信仰從未動搖。
當然，當過“黃埔生”的不止張文榮一個，同樣被拉攏的還有一個名叫陽文華的戰士。陽文華原先也是國民黨部隊出身，上過黃埔軍校，而且在那裡表現得極為優異。陽文華當時是師司令部的電台報務員，是以對于李大安來說，他也算一個特殊人才。
和張文華一樣，敵人并沒有對陽文華施以殘忍的折磨，反而對他好言相勸，循循善誘。但是陽文華一直是一個剛強之人，對于敵人這種惺惺作态的拉攏，他是一句話都不想聊，是以到最後，李大安失去了耐心，他直接用尖刀刺死了陽文華，并拿着他的心髒示衆。
但這種示威的辦法，吓不到任何共産黨人。不過我黨為了避免這樣的悲劇再次發生，也讓被敵人“挑中”的同志，假意迎合，不做無謂的犧牲。張文榮聽從了組織的安排後，一直表現得十分“合作”。
李大安見張文榮有“投誠”的意向，也自然是十分歡喜，他也适時地向聯合國軍推薦了這個人。
那他為什麼要向美軍推薦張文榮呢？
原來當時，美軍計劃從戰俘營中挑選一批人員進行間諜教育訓練，然後空投到北韓戰場，也就是我志願軍後方，從事刺探情報以及相應的破壞活動。李大安見此是讨好聯合國軍的大好時機，于是他就連忙向聯合國軍推薦張文榮。
組織知道之後，覺得這可能是個機會，于是便讓張文榮參加了教育訓練。張文榮作為黃埔的高材生，且有電報專長，很快就通過了稽核，成為間諜教育訓練中的一員。張文榮順利接受“教育訓練”，然後畢業。
後來美軍又開始了新一輪的篩選，幾天後，張文榮和幾人離開了戰俘營，來到了美軍戰俘調研處，接受了所謂的政治審查，最後他和幾人被送到一所特務學校，接受了專門的訓練。
當然為了讓張文榮等人死心塌地，沒有後路可走，美軍直接強迫他們在一份特工機密名單上按壓手印，隻要有了這個，張文榮等人，就再也不可能和間諜的身份脫去聯系。
當時，張文榮等人單獨被叫進去一個房間，張文榮進屋一看，當時桌子後面坐着一個美國人，那人神秘兮兮地說道：“你知道讓你來這裡是幹什麼的嗎？”
張文榮心裡冷笑，裝起了糊塗：“我不知道哩。”那人看了張文榮一眼，一字一頓地說：
“這裡是美軍的情報機關，用中國話講就是特務機關，現在你通過了考驗，來到了這，但現在你們還有最後一件事情要做，就是用你的誠意，在我面前的檔案上，按下你的手印！”
那人又補充了一句：
“擺在你面前隻有兩條路，一條是死路，一條是活路，跟着我們幹就是活路，不跟你就隻能走死路。”
張文榮聽他這麼說之後，頓時猶豫了，之前他還以為沒有什麼，但現在看來，那份檔案大有名堂，如果自己按下了手印，可能自己到時候真的證明不了自己的身份了。
正在猶豫的時候，那人擺了擺手，後面一直站着的打手，突然竄了出來，他強行拉起張文榮的手，狠狠地在桌子上的表格上按了手印。
張文榮本來想反抗，但是他怕自己的抵抗動作，引起敵人的懷疑，是以他也隻能無奈地按下了手印。
就這樣，張文榮開始了他的“間諜”教育訓練，在後面兩個月中，他特訓了很多科目，像什麼武器射擊、通訊、跳傘科目，張文榮都有涉及，而且他每天都會有專項的訓練科目。張文榮訓練了一段時間後，他又被送到漢城，進行下一階段的訓練。
完成所有系列的訓練後，張文榮基本掌握了美軍所教授的特務技巧，美軍對張文榮等人的表現十分滿意，便着手開始了他們的“安插任務”了，原本的計劃是，讓張文榮和最後篩選出的四人，配備相當齊全的間諜裝備，重新穿上志願軍制服，再将他們送回志願軍後方，潛伏下來，執行相應的計劃。
時間一轉眼，來到了1952年的2月，在一切準備就緒後，美軍便派遣張文榮等間諜，執行當時預先準備的計劃，進行一次關鍵的刺探情報活動。
張文榮幾人換好志願軍的軍服，坐上了美軍的運輸機，準備從大後方跳傘潛入志願軍的大學營。而這時候張文榮的心中，卻早有了一個準備好了的計劃。
張文榮經過仔細的思考後，他認為，如果這次計劃可以成功，不僅能夠摧毀美軍的間諜行為，而且還可以讓這些叛變的間諜通通消失。
而他自己也能有很大的把握存活下來，對他來說最重要的是，如果他這次能夠順利逃脫，那麼他就能夠把聯合國軍在戰俘營的罪行公之于衆，戰俘營的志願軍戰士也能得到救援。
但戰俘營裡的組織聽了他的計劃後，其實一直都在反對，因為實在是太危險了，張文榮雖然已經進入了戰俘營，但随時都有被發現的可能性，尤其他的計劃是在飛機上，如果他有了一絲的失誤，沒能成功跳傘，那麼等待他的一定是慘無人道的屠殺與迫害。
但最後張文榮還是義無反顧地執行了自己的計劃。
他認為，不要考慮這麼多。在他看來，隻要能夠摧毀這次間諜活動以及拯救自己的戰友，哪怕付出的自己生命都是值得的。在戰場上，他見到了太多的同伴死去；在戰俘營裡，他又見到了太多的戰友遭到虐待，他想結束這一切，哪怕其代價是付出生命，如果自己的生命能夠換回更多的性命，那這筆交易太值得了。
次日淩晨2點20分，一架飛機悄然地飛到了北韓戰場志願軍的後方，而飛機裡坐的正是張文榮等受訓完成的“間諜”。
張文榮偷偷地觀察着衆人，坐在自己身邊的，是一個姓劉的戰俘和自己編為一組。坐在正駕駛位置上的，是自己當時的訓練教官，除此之外，飛機裡還有一些無線電通訊人員。
這次的任務，張文榮知道，是要去收集我軍彈藥庫、糧食庫的資訊，并且為飛機轟炸指明目标。
正當張文榮沉思着，突然機艙裡紅燈閃亮，機艙門“唰”地被打開了，機艙裡猛然灌進了一陣狂風。
機艙的指揮員大吼：“Move！Move！”
張文榮聽到之後，一個“咕噜”站起身來，準備第一個跳傘。
然而指揮者還沒來得及贊賞，張文榮突然向後退了一大步，把自己藏進棉布手套中的一枚手雷掏出，之後在指揮官目瞪口呆的神情下，張文榮拉開了手雷的拉環，在跳傘瞬間，将手雷向機艙深處扔去。
“轟！”
飛機應聲變成了一團火球，然後一系列的爆炸後，往地面急速墜落……
就在此時，我軍防空人員立即出動，前去搜山。很快，張文榮和那個随他一起跳下的美軍指揮者，被志願軍找到了。張文榮有些興奮地交出所有的随身武器和特工用品，并且向志願軍們講述了整個事件的經過。
後來被抓的哈裡森，也向部隊證明了張文榮的說法：
“我駕機飛臨志願軍後方，機艙内五名間諜戰俘準備離機跳傘，忽然一名戰俘扔出一顆手雷，我趕緊跳出機艙求生……”
很快，張文榮找到部隊首長，彙報了美軍戰俘營中慘無人道的行徑，最後他請求首長，盡快積極營救被困在戰俘營裡的志願軍戰士們。
不久之後，我方代表，就這一事件以及張文榮提供的大量揭露美軍迫害我方戰俘的事實，把美軍的種種罪惡大白于天下。
随即我軍就積極展開了與聯合國軍的談判，要求他們立刻停止這種極不人道，違反人權的行為，并且要求他們必須立刻釋放我軍戰士，讓他們回到祖國。
對于美軍那邊，随着間諜活動的失敗，他們也知道自己的醜惡行徑瞞不住了，是以他們放棄掙紮，直接進入最後的談判環節。當時親身經曆這次間諜活動的張文榮，也是直接加入到了此次和美國的談判當中。
在這次談判中，我國不僅在和美國的談判中獲得了優勢，還通過張文榮的事情，極大地保證了我軍被俘人員的人身安全。這次談判大獲成功，在曆史上，被認為是抗美援朝的最大勝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