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有战争，就会有杀戮，那自然也就会有叛徒。有的人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横眉冷对，傲骨依旧；但也确实有的人意志薄弱，胆怯如鼠，成为了一个叛徒。
今天笔者要讲的“主人公”张文荣，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一位十分特殊的志愿军战士——“谍中谍”，他不仅是朝鲜战场上第一个从敌人手里逃出来的志愿军，而且在逃跑的时候，他创造了一项奇迹，在跳伞瞬间往敌机里扔手雷，仅仅用一颗手雷就炸掉了一架美国战机。
……
1951年，朝鲜战场，夜。
张文荣和几个战士们，十分疲惫地向前小跑着。即使几人现在身上有伤，也很饥饿，但张文荣一直告诉众人，绝对不能停下脚步，一旦停下来，那就绝对会被后面的美军给追上的。
自朝鲜战场第五次战役打响之后，“联合国军”就直接将战线推进到三八线附近，而我军为了扭转这一被动局面，计划在我军第二批入朝部队到达后，于两个半月内，在三八线地区消灭部分美军，然后向汉江以南地区推进。
此次战役的目的，主要是挫败联合国军的登陆计划，并且夺回我军战场主动权。
但战场上瞬息万变，我军在后来指挥上出现了一定的失误，联合国军趁机动用大量机械化兵团，迂回到我军后方，堵住后路大肆破坏，这样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我军部分部队被牢牢围住，其中大多数的部队，凭着之前积累的丰富战斗经验，通过各种手段，成功突围。
但是也有些部队，遭到了重创，比如张文荣所在的180师。180师是刚组建的新部队，是从地方武装选来组建的。当时在解放战争中，180师负责的大部分任务都是剿匪，对敌经验并没有那么多。
所以在被联合国军包围的时候，180师选择用之前打游击的经验，分散突围。
但朝鲜战场上的环境，和我们本土作战的环境，还是不一样的，而且联合国军的那些现代化装备，也是180师碰过的土匪不能比的。所以最后，180师彻底分散了，只有一部分人杀出了重围，大部分人还在包围圈内。当时担任正排职报务员的张文荣，就是其中的一员。
张文荣和几个战士聚在一起，准备沿着山地，朝着某个方向尽快突围，张文荣在地图上记得很清楚，只要翻过了前面的那座山，他们就算跑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正当张文荣给几人加油打气的时候，前方突然几道刺目的强光打在了众人的眼睛上，众人一个措手不及，被晃了一下，当张文荣反应过来了，他大吼一声“敌袭！”
当众人刚抬起枪准备反击，却发现早就被人紧紧包围用枪指着了，有几个战士立即摸向腰间的光荣弹，但是有几个敌人似乎早有预料，一个箭步，用枪托狠狠地给了张文荣几人一下，顿时几人晕倒在地不起。
当张文荣恢复过来的时候，他已经到了一座战俘集中营里。张文荣看着周遭的环境，心里一沉。
这敌人天天说着“人权”，但张文荣知道，敌人是根本不把这东西放在眼里的，尤其是在对待战俘上，如果你跟联合国军讲优待战俘的《日内瓦公约》，你只会得到一顿毒打，以及惨无人道的虐待。
据张文荣之前掌握的情报来看，当时大部分中朝战俘都是被秘密关押在巨济岛，想必自己也是在这里。张文荣站起身来，望了望远处，发现战俘营里面到处都是巡逻的士兵，而且最后面还有五层密密麻麻的铁丝网，把战俘营围得严严实实。
而且大小的岗楼哨卡，基本上是多如牛毛，每个岗哨还配有大量的强光探照灯，即使天上月满如盘，满天繁星，但是这集中营还是亮如白昼。
每当战俘进入战俘营后，敌人就是一拥而上，把人身上的东西搜个干净，而且所有的战俘没有床，只能躺在泥地上，最重要的是，如果俘虏们敢相互说一句话，被发现了就是一顿毒打。
俘虏们每天都要干扛军火的重活，但是只能得到一些霉米充饥，最残酷的是，大部分俘虏都会受到非人的待遇。据统计，被俘虏的战士其中百分之八十变成了残疾，丧失活动能力，而原因是他们的四肢受到不同程度的截断。
更加讽刺的是，联合国军有着如此残暴的行径，依然“面不改色”地掩饰着自己。当时，美军高层多次向媒体宣传：“有9万共产党战俘表示，他们永远不回到共产党那边去，宁死也不回去……战俘们如果不愿回去，我们要给他们以真正的庇护。”
最后，美军高层“真诚”地总结道：“这是根本性的原则，我总不能用刺刀逼着他们回去吧！”
除了舆论上的粉饰，联合国军还对所有战俘用上了所谓的“遣返”政策。敌人们把战俘全部集中，一个一个让他们在“拒绝遣返”的申请书上按手印，如果有不按的，旁边握着大棒的敌人，就会棍棒伺候，如果有的俘虏太过“顽固”，他们就用另一只手上的刺刀，直接当场将其杀死。
当然这种事情，怎么少得了一直生事的国民党特务呢？
他们自解放战争后，便一直想要“东山再起”。现在这里的战俘营就是他们最好的补充兵源的地方，当蒋介石听说集中营缺乏人手时，便立即派出大量的特务赶赴战俘营，充当看押人员。
而那些特务们，也是用各种手段，威逼利诱俘虏前往台湾。战俘营有个最凶狠的国民党特务，名字叫做李大安，此人手段残忍，性格阴暗，他为了逼迫战俘们归降于他们，无所不用其极，而且他相比于联合国军残害志愿军的手段，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如当时著名的敌工科英语翻译林学逋烈士，表示要回到祖国，决不去台湾的时候，李大安就对他进行了残酷的拷打，林学逋愤怒地痛斥敌人：“你们永远改不了我的心！”
残暴的李大安连刺30多刀将他杀害，最后直接地割开他的胸膛，掏出了心脏。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林学逋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仍然是“共产党万岁！”
图|林学逋（bū）烈士
还有当时的志愿军张子龙，当时叛徒们组织了“反共反俄”的示威游行，逼迫战俘们参加，但张子龙知道后，义正言辞地拒绝了，并且对于他们的行为嗤之以鼻。
结果凶横的李大安先是将张子龙用鞭子抽打几个小时，随后将他吊了起来，让人用木棒多次击打他的头部，最后等他奄奄一息的时候，他直接拿起桌上的刀子一下扎进他的太阳穴……之后不解恨的李大安，又残害了数百名坚决要求回国的战俘。
在李大安的“震慑”下，许多意志不坚定的人，背叛投敌，成了李大安的爪牙和帮凶。不只是这样，联合国军见李大安这样对待我志愿军俘虏，十分对他们的“胃口”，于是就给李大安出了不少“好主意”。
其中有一个就是针对威逼利诱俘虏前往台湾的点子，就是为了让志愿军战士完全失去回到祖国的希望，干脆就直接在他们的身上刺上“杀朱拔毛”“青天白日”“反共反俄”等反动标语，让他们不敢回去。
李大安听完小鸡啄米似的点了点头，立刻就去执行。但是他却不是一味地一锅端，而是对战俘区别对待，对于共产党员，李大安毫不留情，但对于张文荣这样的黄埔高材生们，他总是抱着拉拢的心态，采取了怀柔政策。
在看过张文荣的资料后，李大安更是另眼看待。
张文荣是1926年生人，1948年考进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第23期通讯科，当时国民党已经是日薄西山，大厦将倾，所以张文荣是最后一批黄埔学生。
资料上显示，张文荣是名副其实的天才型人物，只经过了一年多的系统学习和训练，他就掌握了大量的通讯技能，并且每一门考试成绩都极为优秀，是同期学生中的佼佼者。
所以李大安心想，如果自己能够拉拢这个张文荣的话，那么自己的上级见自己为党国拉拢了这样的一个人才，自己肯定少不了奖赏。
但是对于这样分裂我军的手段，即使深陷在战俘营中，我志愿军战士仍然有办法应对——战俘营里的538团政委张佐端、539团副参谋长魏林和，炮兵主任郭兆林等200多名干部，在敌人的集中营里建立了我党的秘密组织。
这个组织建立的目的是，把所有的志愿军战士牢牢地凝固在一起，也让敌人的渗透分裂不能成功。在战俘营党组织暗中策划下，我们的同志当上了战俘营里的八十六联队副联队长，并且和敌人打好了关系。党组织也利用了这个“职务”，极力地保护我党被俘的志愿军战士，甚至为了保护一些重要的党员干部，组织就安排他们当文书、翻译或中小队长，以此来避开敌人的注意。
当然，组织也不是一直在战俘营里坐以待毙，他们仍然在找机会逃出去，而且他们利用职务，寻找机会给敌人造成打击。
有一次，战俘营的同志们，找到了一个机会，把战俘营的美军物资仓库一把火给烧掉了。
张文荣早就加入了战俘营中的秘密组织，所以他对李大安的拉拢表面上十分欢喜，但其实暗地里早就嗤笑不已，他表面上是一个战场上被俘，然后成了“叛徒”的家伙，但他心里的信仰从未动摇。
当然，当过“黄埔生”的不止张文荣一个，同样被拉拢的还有一个名叫阳文华的战士。阳文华原先也是国民党部队出身，上过黄埔军校，而且在那里表现得极为优异。阳文华当时是师司令部的电台报务员，所以对于李大安来说，他也算一个特殊人才。
和张文华一样，敌人并没有对阳文华施以残忍的折磨，反而对他好言相劝，循循善诱。但是阳文华一直是一个刚强之人，对于敌人这种惺惺作态的拉拢，他是一句话都不想聊，所以到最后，李大安失去了耐心，他直接用尖刀刺死了阳文华，并拿着他的心脏示众。
但这种示威的办法，吓不到任何共产党人。不过我党为了避免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也让被敌人“挑中”的同志，假意迎合，不做无谓的牺牲。张文荣听从了组织的安排后，一直表现得十分“合作”。
李大安见张文荣有“投诚”的意向，也自然是十分欢喜，他也适时地向联合国军推荐了这个人。
那他为什么要向美军推荐张文荣呢？
原来当时，美军计划从战俘营中挑选一批人员进行间谍培训，然后空投到朝鲜战场，也就是我志愿军后方，从事刺探情报以及相应的破坏活动。李大安见此是讨好联合国军的大好时机，于是他就连忙向联合国军推荐张文荣。
组织知道之后，觉得这可能是个机会，于是便让张文荣参加了培训。张文荣作为黄埔的高材生，且有电报专长，很快就通过了审核，成为间谍培训中的一员。张文荣顺利接受“培训”，然后毕业。
后来美军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筛选，几天后，张文荣和几人离开了战俘营，来到了美军战俘调研处，接受了所谓的政治审查，最后他和几人被送到一所特务学校，接受了专门的训练。
当然为了让张文荣等人死心塌地，没有后路可走，美军直接强迫他们在一份特工机密名单上按压手印，只要有了这个，张文荣等人，就再也不可能和间谍的身份脱去联系。
当时，张文荣等人单独被叫进去一个房间，张文荣进屋一看，当时桌子后面坐着一个美国人，那人神秘兮兮地说道：“你知道让你来这里是干什么的吗？”
张文荣心里冷笑，装起了糊涂：“我不知道哩。”那人看了张文荣一眼，一字一顿地说：
“这里是美军的情报机关，用中国话讲就是特务机关，现在你通过了考验，来到了这，但现在你们还有最后一件事情要做，就是用你的诚意，在我面前的文件上，按下你的手印！”
那人又补充了一句：
“摆在你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死路，一条是活路，跟着我们干就是活路，不跟你就只能走死路。”
张文荣听他这么说之后，顿时犹豫了，之前他还以为没有什么，但现在看来，那份文件大有名堂，如果自己按下了手印，可能自己到时候真的证明不了自己的身份了。
正在犹豫的时候，那人摆了摆手，后面一直站着的打手，突然窜了出来，他强行拉起张文荣的手，狠狠地在桌子上的表格上按了手印。
张文荣本来想反抗，但是他怕自己的抵抗动作，引起敌人的怀疑，因此他也只能无奈地按下了手印。
就这样，张文荣开始了他的“间谍”培训，在后面两个月中，他特训了很多科目，像什么武器射击、通讯、跳伞科目，张文荣都有涉及，而且他每天都会有专项的训练科目。张文荣训练了一段时间后，他又被送到汉城，进行下一阶段的训练。
完成所有系列的训练后，张文荣基本掌握了美军所教授的特务技巧，美军对张文荣等人的表现十分满意，便着手开始了他们的“安插任务”了，原本的计划是，让张文荣和最后筛选出的四人，配备相当齐全的间谍装备，重新穿上志愿军制服，再将他们送回志愿军后方，潜伏下来，执行相应的计划。
时间一转眼，来到了1952年的2月，在一切准备就绪后，美军便派遣张文荣等间谍，执行当时预先准备的计划，进行一次关键的刺探情报活动。
张文荣几人换好志愿军的军服，坐上了美军的运输机，准备从大后方跳伞潜入志愿军的大本营。而这时候张文荣的心中，却早有了一个准备好了的计划。
张文荣经过仔细的思考后，他认为，如果这次计划可以成功，不仅能够摧毁美军的间谍行为，而且还可以让这些叛变的间谍通通消失。
而他自己也能有很大的把握存活下来，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如果他这次能够顺利逃脱，那么他就能够把联合国军在战俘营的罪行公之于众，战俘营的志愿军战士也能得到救援。
但战俘营里的组织听了他的计划后，其实一直都在反对，因为实在是太危险了，张文荣虽然已经进入了战俘营，但随时都有被发现的可能性，尤其他的计划是在飞机上，如果他有了一丝的失误，没能成功跳伞，那么等待他的一定是惨无人道的屠杀与迫害。
但最后张文荣还是义无反顾地执行了自己的计划。
他认为，不要考虑这么多。在他看来，只要能够摧毁这次间谍活动以及拯救自己的战友，哪怕付出的自己生命都是值得的。在战场上，他见到了太多的同伴死去；在战俘营里，他又见到了太多的战友遭到虐待，他想结束这一切，哪怕其代价是付出生命，如果自己的生命能够换回更多的性命，那这笔交易太值得了。
次日凌晨2点20分，一架飞机悄然地飞到了朝鲜战场志愿军的后方，而飞机里坐的正是张文荣等受训完成的“间谍”。
张文荣偷偷地观察着众人，坐在自己身边的，是一个姓刘的战俘和自己编为一组。坐在正驾驶位置上的，是自己当时的训练教官，除此之外，飞机里还有一些无线电通讯人员。
这次的任务，张文荣知道，是要去收集我军弹药库、粮食库的信息，并且为飞机轰炸指明目标。
正当张文荣沉思着，突然机舱里红灯闪亮，机舱门“唰”地被打开了，机舱里猛然灌进了一阵狂风。
机舱的指挥员大吼：“Move！Move！”
张文荣听到之后，一个“咕噜”站起身来，准备第一个跳伞。
然而指挥者还没来得及赞赏，张文荣突然向后退了一大步，把自己藏进棉布手套中的一枚手雷掏出，之后在指挥官目瞪口呆的神情下，张文荣拉开了手雷的拉环，在跳伞瞬间，将手雷向机舱深处扔去。
“轰！”
飞机应声变成了一团火球，然后一系列的爆炸后，往地面急速坠落……
就在此时，我军防空人员立即出动，前去搜山。很快，张文荣和那个随他一起跳下的美军指挥者，被志愿军找到了。张文荣有些兴奋地交出所有的随身武器和特工用品，并且向志愿军们讲述了整个事件的经过。
后来被抓的哈里森，也向部队证实了张文荣的说法：
“我驾机飞临志愿军后方，机舱内五名间谍战俘准备离机跳伞，忽然一名战俘扔出一颗手雷，我赶紧跳出机舱求生……”
很快，张文荣找到部队首长，汇报了美军战俘营中惨无人道的行径，最后他请求首长，尽快积极营救被困在战俘营里的志愿军战士们。
不久之后，我方代表，就这一事件以及张文荣提供的大量揭露美军迫害我方战俘的事实，把美军的种种罪恶大白于天下。
随即我军就积极展开了与联合国军的谈判，要求他们立刻停止这种极不人道，违反人权的行为，并且要求他们必须立刻释放我军战士，让他们回到祖国。
对于美军那边，随着间谍活动的失败，他们也知道自己的丑恶行径瞒不住了，所以他们放弃挣扎，直接进入最后的谈判环节。当时亲身经历这次间谍活动的张文荣，也是直接加入到了此次和美国的谈判当中。
在这次谈判中，我国不仅在和美国的谈判中获得了优势，还通过张文荣的事情，极大地保证了我军被俘人员的人身安全。这次谈判大获成功，在历史上，被认为是抗美援朝的最大胜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