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昨天講到，斯大林的确在生涯的最後幾年裡想要培養一位足以擔當大任的接班人，但彼時那些伫立于權力核心、聲名顯赫的大人物，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幾乎沒有一人是符合要求的選項，我們所熟知的馬林科夫也不例外。
斯大林玩的是強人政治，強人政治幫助蘇聯度過了最為艱難的階段，但他心裡也清楚，并非所有人都能駕馭得了這一套，而這也絕非長久之計；蘇聯必須盡快恢複列甯時代“集體上司”模式，斯大林不但不能放任超級權臣存在，更需要避免讓能力不足者成為下一位蘇聯最高上司人。1948年8月，蘇聯“二把手”日丹諾夫因病逝世，這一變故對斯大林的打擊可不僅僅是失去了一位完美的接班人選，咱們從一件事上就可以發現端倪。
其實在此案中，最令斯大林遺憾的并不是日丹諾夫，而是他的鐵杆心腹沃茲涅先斯基。首先，此人是一位極具才幹的實幹家，在過去的工作中，他證明了自己在經濟建設領域的卓越才華，是以深受斯大林器重。在最高上司人本人的照顧下，沃茲涅先斯基獲得了令人炫目的晉升速度，1947年那會兒，他已經成為了蘇聯政府經濟部門的實際上司人與決策者之一。斯大林對這位幹才的喜愛是藏不住的，他曾不止一次稱贊沃茲涅先斯基是“一位十分理想的政府首腦位置上的接班人”。然而，日丹諾夫逝世後，斯大林對沃茲涅先斯基的看法立馬就變了。
在斯大林眼裡，沃茲涅先斯基千好萬好，唯有一點實在是很難忍受，那便是“太年輕”。被提拔為蘇聯經濟部門的主導者時，沃茲涅先斯基年僅44歲，在政治場上還算“嘴上沒毛”的年齡。不僅如此，這位學者型人才并不深谙于政治鬥争，也沒有太多地經曆過意識形态的洗禮，因而在斯大林看來，日丹諾夫在，他們便有大把時間培養沃茲涅先斯基；如今日丹諾夫人沒了，缺乏過渡的情況下，直接把沃茲涅先斯基打造為“接班人”，把國家交到他手上，保不準蘇聯日後的路線就偏了。
有個意味深長的細節：沃茲涅先斯基于1949年3月被解職，但在10月才遭逮捕。按照正常邏輯：倘若馬林科夫和貝利亞出于“斬草除根”的考慮，要把日丹諾夫一派趕盡殺絕，為何偏偏在處理這樣一位關鍵人物上表現得不緊不慢？有朋友可能要說了，正如陰謀論者所認為得那樣，沃茲涅先斯基之是以沒有被立馬定罪，正是因為斯大林曾嘗試保住他；然而，由于某種程度的架空，斯大林無法幹涉馬林科夫和貝利亞的決定，這也恰恰是後二者羽翼豐滿的标志。但換個角度考慮：倘若沃茲涅先斯基對馬林科夫、貝利亞争取最高上司人席位有威脅，他又有被拯救的可能，那馬、貝豈不更應當快刀斬亂麻，杜絕節外生枝？
綜合各種情況，真相大概是這樣的：真正做出抛棄沃茲涅先斯基決定的并非馬林科夫或是貝利亞，而是斯大林本人。
在沃茲涅先斯基被罷免到被逮捕的7個月裡，斯大林在權衡利弊，他因猶豫而沒有立馬做出決定。然而最終，他也不敢冒着路線被颠覆的風險選擇一位能力卓絕的“年輕人”做接班人，于是，沃茲涅先斯基被抛棄了，從“接班人”的備選名單中被除名。
就在沃茲涅先斯基锒铛入獄之時，斯大林重新啟用了兩個人。
1949年，赫魯曉夫被召回莫斯科，斯大林期待他能夠勝任日丹諾夫過去扮演的角色，制約馬林科夫、貝利亞的“機關派”，避免一家獨大的狀況出現。幾乎在同一時間，“列甯格勒案”的幸存者之一柯西金順利度過危險期，雖然他由主席團委員降為候補委員，但在這場大海嘯中，他受到的損失也不過如此——從某種角度來看，這波降職實際上是另一種“升職”。雖然在這一輪調整中，兩人都是受益者，但斯大林給他們安排的角色卻是完全不同的。
先說赫魯曉夫：很顯然，赫魯曉夫絕不是斯大林的接班人選。早在主政烏克蘭時，赫魯曉夫就做了太多“不夠聰明”的事情，斯大林早就對其信任盡失。例如在1946年初，遭遇旱災影響的烏克蘭無法完成莫斯科下達的名額，赫魯曉夫急于向莫斯科方面求助，但斯大林卻駁斥他“試圖質疑國家方針”。客觀而言，這事兒赫魯曉夫做得沒問題，他實事求是據理力争，斯大林最終被搞得很沒面子，隻能悻悻地答應給烏克蘭撥款救助。然而次年，莫斯科方面就作出一份名為《關于戰後時期發展農業的措施》的決議，值得一提的是，這份決議的發起人正是斯大林，而内容幾乎條條指向赫魯曉夫——顯然，這是一種隐晦的報複。
在意識形态領域建設的過程中，赫魯曉夫同樣違逆了斯大林的意志。從1946年底，列甯格勒掀起了一股整風運動，搞得轟轟烈烈，貝利亞随後跟斯大林打了小報告，稱“烏克蘭存在着同樣嚴重的問題”。然而，當莫斯科的指令下達後，赫魯曉夫卻借口“經濟建設任務繁重”，不但遲遲不見整改，反而在幹部思想建設工作管理方面進一步放松。鑒于烏克蘭在蘇維埃聯盟中的特殊存在，莫斯科方面也不敢拿出什麼嚴厲的手段，隻是給出了一份專門的檔案，指責赫魯曉夫“低估了說服的重要性”。
雖然在這場博弈中，雙方表現得都很克制，但我們仍能從其中嗅出濃濃的火藥味。同樣不難推測：倘若日丹諾夫的意外沒有發生，赫魯曉夫恐怕很難翻身。是以，雖然此番撿了個狗屎運，獲得重返莫斯科的機會，但赫魯曉夫絕不是被挑出來充當“接班人”的。正如剛剛所說，他隻不過是一枚被用于平衡版圖的棋子。
柯西金就不一樣了，從相關資料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對柯西金的評價，跟對沃茲涅先斯基的評價高度重合：兩者都是踏實肯幹的實幹主義者，都在經濟建設方面有着遠超常人的才華，都十分适合成為“集體上司”制度下權力核心的首腦。而比起沃茲涅先斯基，柯西金有着他獨特的優勢：雖然他的性格太過平和，在政治場上的抱負不夠，但比起前者“獨立思考”所附帶的風險，柯西金恰恰更安全，更具可塑性。而赫魯曉夫在自己的回憶錄中，也提到了斯大林對柯西金的偏向。
既然确定了新的候選人，斯大林就要為新人開道。然而，昔日負責做這種活兒的馬林科夫和貝利亞成了此番被敲打的對象，在沒有其他強有力幫手的情況下，斯大林決定親自下場，“克裡姆林醫生案”應運而生。但曆史往往充滿了令人驚歎的戲劇性，斯大林萬萬沒有料到，命運留給他的時間居然比他設想的“最糟糕的情況”還要短得多。當他于1953年3月匆匆逝世的那個時間點上，馬林科夫與貝利亞便再也無人可以限制了。在這一輪角逐中，一群不是接班人的“接班人”為最高席位争得你死我活，這些都是後話了。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作為沃茲涅先斯基的替代者，柯西金極有可能是斯大林心中的接班人選，但他也并非最終答案。在1952年10月第十九次大會上，斯大林從口袋裡掏出的那份神秘名單中，埋了個隐藏極深的伏筆。赫魯曉夫在自傳中提到，他跟戰友們思來想去，都摸不清名單的制定者究竟是何人，但對于它存在的意義，大夥兒倒是輕松達成了共識——名單是個掩護，目的就是把斯大林真正的“接班人”扶進核心權力圈。
于是在掌權後，赫魯曉夫照着名單展開了一輪極其殘暴的清洗，旨在徹底粉碎前任的“近衛軍”。但令他萬萬沒想到的是，斯大林選中的這個人，非但沒有是以被踢出局，反而一度成了赫魯曉夫最為倚仗的助手之一，他便是排在名單中15位新晉委員第13位的米哈伊爾·安德烈耶維奇·蘇斯洛夫。
斯大林曾說，思想決定着一個國家的根基，而蘇斯洛夫便是被精心培養出來的“大思想家”。1946年以前，官方資料對蘇斯洛夫的記載十分有限，然而2年以後，蘇斯洛夫不但成了由最高上司人任命的、負責處理波羅的海沿岸各項事務的全權特使，更是逐漸開始接管蘇聯意識形态領域，甚至在這個過程中，在斯大林的特殊關照下，日丹諾夫都心甘情願地讓路。
這位蘇聯政壇的“三朝元老”是個真正的狠角色，他被稱為蘇聯的“灰衣主教”，牢牢掌控着屬于自己的意識形态帝國長達34年，被認為是壓垮赫魯曉夫的最後一根茅草，是勃列日涅夫時代幕後真正的掌權者，也是冷戰時期蘇聯的“總指揮”。然而，做到了這麼多，獲得了如此顯赫的權位，蘇斯洛夫卻仍把自己深深地藏在幕後，僞裝成一名“無名小卒”，以至于在一場文化交流會上，當蘇斯洛夫與著名作家索爾仁尼琴親切握手時，後者居然不知道對方是誰，還以為是自己的粉絲而已。
有趣的是，堅強如鋼鐵的斯大林也敵不過歲月，後斯大林時代笑到最後的赫魯曉夫碰上了他無法駕馭的蘇斯洛夫，而蘇斯洛夫卻也因為遇到了扮豬吃老虎的勃列日涅夫，最終沒能坐上頭号席位。當然了，這些都是後話；有關蘇斯洛夫的傳奇還有許多，如果大夥有興趣，我們日後再慢慢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