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昨天讲到，斯大林的确在生涯的最后几年里想要培养一位足以担当大任的接班人，但彼时那些伫立于权力核心、声名显赫的大人物，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几乎没有一人是符合要求的选项，我们所熟知的马林科夫也不例外。
斯大林玩的是强人政治，强人政治帮助苏联度过了最为艰难的阶段，但他心里也清楚，并非所有人都能驾驭得了这一套，而这也绝非长久之计；苏联必须尽快恢复列宁时代“集体领导”模式，斯大林不但不能放任超级权臣存在，更需要避免让能力不足者成为下一位苏联最高领导人。1948年8月，苏联“二把手”日丹诺夫因病逝世，这一变故对斯大林的打击可不仅仅是失去了一位完美的接班人选，咱们从一件事上就可以发现端倪。
其实在此案中，最令斯大林遗憾的并不是日丹诺夫，而是他的铁杆心腹沃兹涅先斯基。首先，此人是一位极具才干的实干家，在过去的工作中，他证明了自己在经济建设领域的卓越才华，因此深受斯大林器重。在最高领导人本人的照顾下，沃兹涅先斯基获得了令人炫目的晋升速度，1947年那会儿，他已经成为了苏联政府经济部门的实际领导人与决策者之一。斯大林对这位干才的喜爱是藏不住的，他曾不止一次称赞沃兹涅先斯基是“一位十分理想的政府首脑位置上的接班人”。然而，日丹诺夫逝世后，斯大林对沃兹涅先斯基的看法立马就变了。
在斯大林眼里，沃兹涅先斯基千好万好，唯有一点实在是很难忍受，那便是“太年轻”。被提拔为苏联经济部门的主导者时，沃兹涅先斯基年仅44岁，在政治场上还算“嘴上没毛”的年龄。不仅如此，这位学者型人才并不深谙于政治斗争，也没有太多地经历过意识形态的洗礼，因而在斯大林看来，日丹诺夫在，他们便有大把时间培养沃兹涅先斯基；如今日丹诺夫人没了，缺乏过渡的情况下，直接把沃兹涅先斯基打造为“接班人”，把国家交到他手上，保不准苏联日后的路线就偏了。
有个意味深长的细节：沃兹涅先斯基于1949年3月被解职，但在10月才遭逮捕。按照正常逻辑：倘若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出于“斩草除根”的考虑，要把日丹诺夫一派赶尽杀绝，为何偏偏在处理这样一位关键人物上表现得不紧不慢？有朋友可能要说了，正如阴谋论者所认为得那样，沃兹涅先斯基之所以没有被立马定罪，正是因为斯大林曾尝试保住他；然而，由于某种程度的架空，斯大林无法干涉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的决定，这也恰恰是后二者羽翼丰满的标志。但换个角度考虑：倘若沃兹涅先斯基对马林科夫、贝利亚争取最高领导人席位有威胁，他又有被拯救的可能，那马、贝岂不更应当快刀斩乱麻，杜绝节外生枝？
综合各种情况，真相大概是这样的：真正做出抛弃沃兹涅先斯基决定的并非马林科夫或是贝利亚，而是斯大林本人。
在沃兹涅先斯基被罢免到被逮捕的7个月里，斯大林在权衡利弊，他因犹豫而没有立马做出决定。然而最终，他也不敢冒着路线被颠覆的风险选择一位能力卓绝的“年轻人”做接班人，于是，沃兹涅先斯基被抛弃了，从“接班人”的备选名单中被除名。
就在沃兹涅先斯基锒铛入狱之时，斯大林重新启用了两个人。
1949年，赫鲁晓夫被召回莫斯科，斯大林期待他能够胜任日丹诺夫过去扮演的角色，制约马林科夫、贝利亚的“机关派”，避免一家独大的状况出现。几乎在同一时间，“列宁格勒案”的幸存者之一柯西金顺利度过危险期，虽然他由主席团委员降为候补委员，但在这场大海啸中，他受到的损失也不过如此——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波降职实际上是另一种“升职”。虽然在这一轮调整中，两人都是受益者，但斯大林给他们安排的角色却是完全不同的。
先说赫鲁晓夫：很显然，赫鲁晓夫绝不是斯大林的接班人选。早在主政乌克兰时，赫鲁晓夫就做了太多“不够聪明”的事情，斯大林早就对其信任尽失。例如在1946年初，遭遇旱灾影响的乌克兰无法完成莫斯科下达的指标，赫鲁晓夫急于向莫斯科方面求助，但斯大林却驳斥他“试图质疑国家方针”。客观而言，这事儿赫鲁晓夫做得没问题，他实事求是据理力争，斯大林最终被搞得很没面子，只能悻悻地答应给乌克兰拨款救助。然而次年，莫斯科方面就作出一份名为《关于战后时期发展农业的措施》的决议，值得一提的是，这份决议的发起人正是斯大林，而内容几乎条条指向赫鲁晓夫——显然，这是一种隐晦的报复。
在意识形态领域建设的过程中，赫鲁晓夫同样违逆了斯大林的意志。从1946年底，列宁格勒掀起了一股整风运动，搞得轰轰烈烈，贝利亚随后跟斯大林打了小报告，称“乌克兰存在着同样严重的问题”。然而，当莫斯科的指令下达后，赫鲁晓夫却借口“经济建设任务繁重”，不但迟迟不见整改，反而在干部思想建设工作管理方面进一步放松。鉴于乌克兰在苏维埃联盟中的特殊存在，莫斯科方面也不敢拿出什么严厉的手段，只是给出了一份专门的文件，指责赫鲁晓夫“低估了思想工作的重要性”。
虽然在这场博弈中，双方表现得都很克制，但我们仍能从其中嗅出浓浓的火药味。同样不难推测：倘若日丹诺夫的意外没有发生，赫鲁晓夫恐怕很难翻身。因此，虽然此番捡了个狗屎运，获得重返莫斯科的机会，但赫鲁晓夫绝不是被挑出来充当“接班人”的。正如刚刚所说，他只不过是一枚被用于平衡版图的棋子。
柯西金就不一样了，从相关资料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对柯西金的评价，跟对沃兹涅先斯基的评价高度重合：两者都是踏实肯干的实干主义者，都在经济建设方面有着远超常人的才华，都十分适合成为“集体领导”制度下权力核心的首脑。而比起沃兹涅先斯基，柯西金有着他独特的优势：虽然他的性格太过平和，在政治场上的抱负不够，但比起前者“独立思考”所附带的风险，柯西金恰恰更安全，更具可塑性。而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提到了斯大林对柯西金的偏向。
既然确定了新的候选人，斯大林就要为新人开道。然而，昔日负责做这种活儿的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成了此番被敲打的对象，在没有其他强有力帮手的情况下，斯大林决定亲自下场，“克里姆林医生案”应运而生。但历史往往充满了令人惊叹的戏剧性，斯大林万万没有料到，命运留给他的时间居然比他设想的“最糟糕的情况”还要短得多。当他于1953年3月匆匆逝世的那个时间点上，马林科夫与贝利亚便再也无人可以约束了。在这一轮角逐中，一群不是接班人的“接班人”为最高席位争得你死我活，这些都是后话了。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作为沃兹涅先斯基的替代者，柯西金极有可能是斯大林心中的接班人选，但他也并非最终答案。在1952年10月第十九次大会上，斯大林从口袋里掏出的那份神秘名单中，埋了个隐藏极深的伏笔。赫鲁晓夫在自传中提到，他跟战友们思来想去，都摸不清名单的制定者究竟是何人，但对于它存在的意义，大伙儿倒是轻松达成了共识——名单是个掩护，目的就是把斯大林真正的“接班人”扶进核心权力圈。
于是在掌权后，赫鲁晓夫照着名单展开了一轮极其残暴的清洗，旨在彻底粉碎前任的“近卫军”。但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斯大林选中的这个人，非但没有因此被踢出局，反而一度成了赫鲁晓夫最为倚仗的助手之一，他便是排在名单中15位新晋委员第13位的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
斯大林曾说，思想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根基，而苏斯洛夫便是被精心培养出来的“大思想家”。1946年以前，官方资料对苏斯洛夫的记载十分有限，然而2年以后，苏斯洛夫不但成了由最高领导人任命的、负责处理波罗的海沿岸各项事务的全权特使，更是逐渐开始接管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甚至在这个过程中，在斯大林的特殊关照下，日丹诺夫都心甘情愿地让路。
这位苏联政坛的“三朝元老”是个真正的狠角色，他被称为苏联的“灰衣主教”，牢牢掌控着属于自己的意识形态帝国长达34年，被认为是压垮赫鲁晓夫的最后一根茅草，是勃列日涅夫时代幕后真正的掌权者，也是冷战时期苏联的“总指挥”。然而，做到了这么多，获得了如此显赫的权位，苏斯洛夫却仍把自己深深地藏在幕后，伪装成一名“无名小卒”，以至于在一场文化交流会上，当苏斯洛夫与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亲切握手时，后者居然不知道对方是谁，还以为是自己的粉丝而已。
有趣的是，坚强如钢铁的斯大林也敌不过岁月，后斯大林时代笑到最后的赫鲁晓夫碰上了他无法驾驭的苏斯洛夫，而苏斯洛夫却也因为遇到了扮猪吃老虎的勃列日涅夫，最终没能坐上头号席位。当然了，这些都是后话；有关苏斯洛夫的传奇还有许多，如果大伙有兴趣，我们日后再慢慢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