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聊齋志異》的取材來源，在民間一直流傳着蒲松齡“以茶水換故事”的傳說，也有相關文字記載：
“見行者道過，必強執與語，搜奇說異，随人所知，渴則飲以茗，或奉以煙，必令暢談乃已。偶聞一事，歸而粉飾之。如是二十寒暑，此書方告蒇（chǎn，完成），故筆法超絕。”
——鄒韬《三借廬筆談》卷十
（蒲松齡采風圖）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認為此說不成立，是“委巷之談而已”，但未有反證。蒲松齡自己說“才非幹寶，雅愛搜神；情類黃州，喜人談鬼。聞則命筆，遂以成編。”（《聊齋自志》）其孫蒲立德在《聊齋·書跋》中說“而于耳目所睹記，裡巷所流傳，同人之籍錄，又随筆撰次而為此書。”不管蒲松齡置煙茗于道旁的傳說是否屬實，但有意識地搜集民間故事進行小說創作是毋庸置疑的。
比如《王六郎》講的是漁人和溺鬼交朋友的故事，篇中的許翁是蒲松齡的家鄉淄川城北的人，乍看這故事是來自本鄉本土，其實曆史上多地流傳“漁夫水鬼型”故事（民間故事的一種類型）。
據學者汪玢玲統計，《聊齋》取材曆史逸聞和民間傳說的篇章，不下一百五六十篇。
有時會有觀衆問：”還有沒有其它管道呢？”
蒲松齡這樣說：”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郵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積益夥。”
我們不妨展開想象，不少同道中人以書信的方式“參與”了聊齋先生的創作。
《聊齋志異》的取材來源非常廣泛，除了自己搜羅的以外，還有不少篇幅是對六朝志怪、唐傳奇的繼承，比如《武孝廉》的結尾部分就有“至聞其負狐婦一事，則與李十郎何以少異？”這顯然有意喚起讀者去聯想《霍小玉傳》中與此相似的内容。經研究者考證，《聊齋志異》近五百餘篇作品中，可以從前代作家作品中找到“本事” 的約有百餘篇，一些能夠看出有明顯的繼承關系，蒲松齡以全新的視角進行再創造，賦予了故事以新的蘊含，如：
除此之外，作為文言小說的《聊齋》，出現了不少與“三言”“二拍”相同或相似的題材。聊齋故事幾乎涉及到社會各階層，特别是描寫市民階層生活的作品，其中寫到商人或以商人為主人公的故事有七十多篇，約占全部篇目的六分之一，僅次于書中對讀書士子的描寫，蒲松齡在處理這類題材時，顯示出了與“三言”“二拍”非常相近的思想傾向。
在描寫“情”方面，《聊齋》同明中葉以來的主情思想還有一脈相承的關系。湯顯祖是早已被公認的典型的主情派，在《牡丹亭》中，他把“情”與“理”“法”對立起來，以“情”反對“理”“法”。《香玉》中的“情之至者，鬼神可通”和《葛巾》中的“懷之專一，鬼神可通”的說法，與《牡丹亭》題詞中“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複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的說法如出一轍。
蒲松齡吸收各類文學的表現手法和小說題材是顯而易見的，從聊齋俚曲中也可以看出來。他涉獵極廣，可以說無書不讀，書香之家和後來館東畢際有家的萬卷藏書樓為他從各種書籍中吸收養分、更好地從事《聊齋志異》的創作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條件。
有學者評價：《聊齋志異》之是以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是蒲松齡“熔雅文學與俗文學于一爐”，這一觀點也就點明了《聊齋志異》不僅繼承發揚了“文人小說”創作的一些傳統，更重要的是從“市人小說”創作中吸取了營養，進而成為全部“中國古代短篇小說”的“光輝總結”。
而這也使得它受到不同層次讀者的廣泛喜愛，不僅是文人們、農民喜愛，就連一字不識的婦孺翁媪們通過口耳相傳也都喜愛《聊齋》故事，使它擁有了文言小說最廣泛的讀者群和接受對象。
文獻參考：
朱振武 論《聊齋志異》創作題材的三個源頭 （《蒲松齡研究》1999年第四期）
文旅淄博綜合蒲松齡紀念館，淄川文化旅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