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聊斋志异》的取材来源，在民间一直流传着蒲松龄“以茶水换故事”的传说，也有相关文字记载：
“见行者道过，必强执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渴则饮以茗，或奉以烟，必令畅谈乃已。偶闻一事，归而粉饰之。如是二十寒暑，此书方告蒇（chǎn，完成），故笔法超绝。”
——邹韬《三借庐笔谈》卷十
（蒲松龄采风图）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此说不成立，是“委巷之谈而已”，但未有反证。蒲松龄自己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聊斋自志》）其孙蒲立德在《聊斋·书跋》中说“而于耳目所睹记，里巷所流传，同人之籍录，又随笔撰次而为此书。”不管蒲松龄置烟茗于道旁的传说是否属实，但有意识地搜集民间故事进行小说创作是毋庸置疑的。
比如《王六郎》讲的是渔人和溺鬼交朋友的故事，篇中的许翁是蒲松龄的家乡淄川城北的人，乍看这故事是来自本乡本土，其实历史上多地流传“渔夫水鬼型”故事（民间故事的一种类型）。
据学者汪玢玲统计，《聊斋》取材历史逸闻和民间传说的篇章，不下一百五六十篇。
有时会有观众问：”还有没有其它渠道呢？”
蒲松龄这样说：”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
我们不妨展开想象，不少同道中人以书信的方式“参与”了聊斋先生的创作。
《聊斋志异》的取材来源非常广泛，除了自己搜罗的以外，还有不少篇幅是对六朝志怪、唐传奇的继承，比如《武孝廉》的结尾部分就有“至闻其负狐妇一事，则与李十郎何以少异？”这显然有意唤起读者去联想《霍小玉传》中与此相似的内容。经研究者考证，《聊斋志异》近五百余篇作品中，可以从前代作家作品中找到“本事” 的约有百余篇，一些能够看出有明显的继承关系，蒲松龄以全新的视角进行再创造，赋予了故事以新的蕴含，如：
除此之外，作为文言小说的《聊斋》，出现了不少与“三言”“二拍”相同或相似的题材。聊斋故事几乎涉及到社会各阶层，特别是描写市民阶层生活的作品，其中写到商人或以商人为主人公的故事有七十多篇，约占全部篇目的六分之一，仅次于书中对读书士子的描写，蒲松龄在处理这类题材时，显示出了与“三言”“二拍”非常相近的思想倾向。
在描写“情”方面，《聊斋》同明中叶以来的主情思想还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汤显祖是早已被公认的典型的主情派，在《牡丹亭》中，他把“情”与“理”“法”对立起来，以“情”反对“理”“法”。《香玉》中的“情之至者，鬼神可通”和《葛巾》中的“怀之专一，鬼神可通”的说法，与《牡丹亭》题词中“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的说法如出一辙。
蒲松龄吸收各类文学的表现手法和小说题材是显而易见的，从聊斋俚曲中也可以看出来。他涉猎极广，可以说无书不读，书香之家和后来馆东毕际有家的万卷藏书楼为他从各种书籍中吸收养分、更好地从事《聊斋志异》的创作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
有学者评价：《聊斋志异》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是蒲松龄“熔雅文学与俗文学于一炉”，这一观点也就点明了《聊斋志异》不仅继承发扬了“文人小说”创作的一些传统，更重要的是从“市人小说”创作中吸取了营养，从而成为全部“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的“光辉总结”。
而这也使得它受到不同层次读者的广泛喜爱，不仅是文人们、农民喜爱，就连一字不识的妇孺翁媪们通过口耳相传也都喜爱《聊斋》故事，使它拥有了文言小说最广泛的读者群和接受对象。
文献参考：
朱振武 论《聊斋志异》创作题材的三个源头 （《蒲松龄研究》1999年第四期）
文旅淄博综合蒲松龄纪念馆，淄川文化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