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權
在南宋儒林中，浙江婺州（今金華）的呂祖謙（1137-1181）與福建尤溪的朱熹（1130-1200）是兩座令人高山仰止的豐碑。兩人自福州相識之後的二十六年間，曾先後數次會晤，頻繁書信往來，進行學術交流，互緻友誼。
呂祖謙與朱熹訂交始于紹興二十五年（1155）。這年春天，呂祖謙父親呂大器任福建提刑司幹官，呂祖謙待次汀州長汀尉，随父到任所，并師從三山（福州之别稱）林之奇學古文。年底，在泉州同安縣任主簿的朱熹，因父親朱松與呂大器為契舊故交，前往福州拜見呂大器，與呂祖謙相識。其時，朱熹二十六歲，呂祖謙十九歲。此次相識，兩人結下友誼。朱熹在給呂祖謙的第一封書信中即提及此事：“三山之别，闊焉累年，跧伏窮山，不複得通左右之問。而親友自北來者，無人不能道盛德，足以慰瞻仰也……而老兄不忘一日之雅，念之過厚。”（朱熹《晦庵集 答呂伯恭之一》）
八年之後，呂祖謙在家鄉婺州接待了朱熹的來訪。隆興元年（1163）春天，呂祖謙赴臨安（今杭州）參加禮部考試，賜進士及第，複中博學宏詞科,以連中兩科，特授左從政郎，改差南外敦宗院宗學教授；七月中旬，取道會稽探望外祖母，然後回金華。朱熹則在這年秋天由監潭州南嶽廟複召入對，言大學之道等三事，于十月至臨安，并函候呂祖謙：“心欲一見，面論肺腑，不知如何可得？”（《晦庵集 答呂伯恭之一》）
在垂拱殿對論時勢時，朱熹因主張抗金複仇，與時論不合，十一月除武學博士，待次。朱熹請辭南歸，經金華探訪呂祖謙。呂祖謙陪同朱熹遊曆金華山水名勝，講論學問不絕，兩人相與甚歡。康熙《金華縣志》載：“隆興元年十月，熹由監潭州南嶽廟複召入對。祖謙以是年登第……十一月，熹除武學博士，與洪适論不合，南歸。祖謙與偕至婺，講論學問不絕，與遊南北諸山，題孝友二申君墓。”又：“申大度，循裡鄉人。與弟太康友愛甚笃。既殁，合葬任公嶺。朱文公題曰‘孝友二申君墓’，贊曰：‘南山之南，長山之源。予與伯恭，嘗遊其間。裡有碩人，飽德弗谖。古心古貌，真樸内全。穆穆棣棣，孝友曰虔，嗟爾兄弟，人無間言。’”然朱熹曾在臨安給呂祖謙寫信，而呂祖謙已于七月中旬經會稽歸婺，可知《金華縣志》所記“祖謙與偕至婺”有誤。此次會晤，當在朱熹南歸行程的安排之中。
呂祖謙像（圖檔來自網絡，下同）
淳熙二年（1175）三月二十一日，因朱熹爽約，呂祖謙攜門生潘景愈（叔昌）自婺州出發入閩訪朱熹。此次入閩，依朱熹原約，本是朱熹到金華會合呂祖謙同遊天台、雁蕩，後因朱熹為避婺州與都城臨安近而有逼宮邀官之嫌，改由呂祖謙入閩。呂祖謙《東萊别集 與汪端明》：“朱元晦約來春至婺，因為天台、雁蕩之遊。或謂渠久不出，今雖尋山，然适當一、二公登用之時，自遠而近，恐不察者或以為疑，此誠過慮，告試為斟酌。倘渠出果有嫌，則某卻當入閩訪之。”
四月初一，呂祖謙與潘景愈到達福建崇安縣五夫裡，館于朱熹書室。在朱熹的安排下，呂、潘兩人遊覽了五夫劉氏莊園、報本庵和五夫附近的密庵等處勝迹，會晤了劉充甫、劉平甫、範瑄、徐周賓、王光朝等當地學士名流，并參觀考察了朱熹的“社倉發斂之政”。此後，與朱熹一起前往建陽寒泉精舍，共同研讀關、洛諸書，一起編輯《近思錄》，一同商議删定《程氏遺書》為《程子格言》，史稱“寒泉之會”。五月十六日，呂、朱一行十餘人離開寒泉精舍，途經武夷山，取道分水關往江西鉛山鵝湖寺會晤陸九齡、陸九淵兄弟。
五月下旬到達鵝湖寺，與應呂祖謙之邀前來鵝湖寺的陸九齡與陸九淵、趙景昭、趙景明、劉清之、詹體仁、徐季益等相會論學，這就是中國學術史上著名的“鵝湖之會”。呂祖謙主持本次理學家辯論，本想從中調和朱、陸兩家哲學思想上的沖突。結果講論十日之久，陸氏以朱學為“支離”，朱氏以陸學為“太簡”，觀點兩相對立，各不相讓，最終不歡而散。
鵝湖之會，呂祖謙雖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标，但溝通了朱氏與陸氏兄弟的人際關系，使得朱學與陸學開始了直接交流，甚至影響了此後朱、陸學術的各自發展，朱熹與陸氏兄弟均以為“講論之間，深覺有益”。且此舉首開中國哲學辯論會之先河，在中國思想學術史上影響深遠。
鵝湖之會
呂祖謙與朱熹的第四次會晤是在淳熙三年（1176）。呂祖儉、呂喬年《年譜》：“（淳熙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往會朱編修于三衢。”是年春，朱熹前往安徽婺源祭掃祖墓，行前緻函呂祖謙，請其在衢、婺間尋找“一深僻去處”（《晦庵集 答呂伯恭之四十五》），相會論學數日。三月二十八日，呂、朱會于衢州石岩寺（一說開化汪氏聽雨軒），四月十日互别。期間，兩人對《易經》《尚書》《詩經》以至于史學都進行了激烈而尖銳的論辨，顯示了呂祖謙在學術問題上不講情面的治學态度。這可從朱熹給呂祖謙的書信中看出端倪：“昨承遠訪，幸數日款，誨論開警良多。别忽五六日，雖在道途。不忘向仰。……向來所聞誨谕諸說之未契者，今日細思，吻合無疑。大抵前日之病皆是氣質躁妄之偏，不曾涵養克治，任意直前之弊耳。自今改之，異時相見，幸老兄驗其進否而警策之也。”（《晦庵集 答呂伯恭之四十八》）
據清康熙之後編撰的《武義縣志》《武川備考》以及徐學仁先生1998年刊登在《福建史志》的《朱熹與呂祖謙》等記載，呂祖謙與朱熹生平似乎還有一次會晤，即呂祖謙父親呂大器去世後，朱熹曾前往金華“哭吊”，并與廬墓守喪的呂祖謙一起講學于明招山。然考之朱熹、呂祖謙兩人的《年譜》和朱、呂之間以及朱、呂與師友之間的通信，均無朱熹此次到訪或講學明招山之記載。相反，在朱熹給呂祖謙的書信中，卻發現朱熹一而再、再而三地因未能前往金華哭悼呂父而緻歉，可見此次會晤并不存在。武義地方官員和學人把朱熹牽扯進呂祖謙的明招講學，并把“明招講院”更名為“朱呂講堂”，無非是想借朱熹的名聲和地位以擡高明招講院的層次，殊不知呂祖謙的學術觀點與朱熹的理學思想有很大的差別，朱熹對明招學術、金華學派和浙東學術頗有微詞，朱、呂之學豈能混為一談？再說，呂祖謙在明招講學之時，無論學問還是聲名，都不在朱熹之下，又何須借他人之名？所幸如今武義縣文物部門已将明招山“朱呂講堂”恢複回原來的“明招講院”，還原了呂祖謙在明招山獨立講學的史實。
關于朱熹未到金華哭悼呂父及明招講學，本人曾撰文專論此事（拙作見《浙江學刊》2010年第5期《朱熹未在明招“朱呂講堂”講學考論》），茲不贅述。
朱熹像
呂祖謙與朱熹之間的交遊，除了生平四次會晤外，更多的是憑借書信往來。在現存《晦庵集》中，《答呂伯恭》書信多達106通，而在《東萊集》中,《與朱侍講》也有67通。兩人在書信中，或談國家時政，或談眷屬家事，或談師友學問，或談學術著述，互相忠告，互相獎勸，涉及的内容很多也很廣。
呂祖謙與朱熹，兩人生前共同探讨《易》《詩》《書》《禮》《樂》以及宋儒周敦頤、張載、程颢、程頤之學，不僅各自有專著，而且還一起編輯《近思錄》、删定《程子格言》，為南宋理學做出了巨大貢獻。呂祖謙對朱熹十分敬重，常以“吾丈”稱之，對朱熹有問必答，有求必應；他幫助朱熹建白鹿洞書院，并為之作《白鹿洞書院記》；他收朱熹的兒子朱塾為門生，并為其做媒說親；得悉朱熹妻子病逝，即緻書、赙儀相吊；他病重期間，又逢妻子芮氏病故，但得知朱熹在南康任上修成星灣石堤，即抱病為之作記，朋友情深，令人動容。
朱熹同樣很敬重呂祖謙，認為“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宋史 呂祖謙列傳》）每有新作出，必先征求呂祖謙的意見,《近思錄》編定後，即函請呂祖謙作序；呂祖謙病重，朱熹為之寄藥；呂祖謙死後，又專門上墳祭拜，并為其文集作序，為其畫像作贊詞。作為朋友，似亦無可挑剔。
然而，在呂祖謙去世之後，朱熹則對呂學、浙東學術多有指責，批評呂學“太雜”“不能守約”，批評浙東學術“舍《六經》《論》《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為學者心術之害”（清王懋竑《朱熹年譜》），其弟子更因門戶之争而诋毀呂祖謙，以至于後世學者對一代大儒朱子之人品有所看輕。清代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對呂祖謙與朱熹的關系就作了如此評說：“祖謙雖與朱子為友，而朱子嘗病其學太雜。其文詞闳肆辨博，淩厲無前，朱子亦病其不能守約。祖謙于《詩》《書》《春秋》皆多究古義，于十七史皆有詳節。故詞多根柢，不涉遊談。所撰文章關鍵，于體格源流，具有心解。故諸體雖豪邁駿發，而不失作者典型，亦無語錄為文之習。在南宋諸儒之中，可謂銜華佩實。”
作者簡介：沈志權，教授，發表或出版小說、散文、文論、專著200餘萬字，現居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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