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路易十六被迫召開一個已經幾個世紀沒有開過會的三級會議，要制定新的稅收制度時，他們向他提出了立憲的要求。整個18世紀期間，法國王室征戰不休，造成國庫入不敷出，财政制度搖搖欲墜；而法國為北美殖民者對英作戰提供的海軍和陸軍支援的費用則成了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除了大草原民族靠搶奪以戰養戰以外，戰争總是耗費巨大的，曾有國家因不堪軍費的重負而破産，也有的是以而改朝換代。然而，戰争造成的破産威脅從未催生出新的行政理論。可是路易十六召開的三級會議卻做到了。三級會議迅速做出了一系列決定，首先是貴族、僧侶和平民這三級的代表應不論社會地位，一人一票；然後是所有代表都應在一起開會；最後是大會将一直開下去，直到國王把權利托付給民主憲法。路易十六愚蠢地企圖用武力恫吓改名為國民公會的三級會議，結果引起八巴黎城裡的暴亂，連軍隊的一些部隊，特别是法蘭西衛隊，都加入了暴亂者的行列。國王和革命妥協了一段時間後試圖逃離法國，但行迹敗漏，被中止了行政權。同時，國民公會向法國的鄰國，尤其是奧地利和普魯士，發出警告說，如果它們對于正在組建反革命軍隊的共和國的法國逃亡分子繼續予以庇護，就将被視為對法國的戰争挑釁。1792年4月，國民公會對奧地利宣戰，普魯士和俄國很快加入戰團，和奧地利站在一邊；1792年7月，他們開始入侵法國。1793年，英國也參戰支援奧地利。
攻占巴士底獄
法國大革命的戰争曠日持久，拿破侖·波拿巴于1799年當選為第一執政後更是無休無止，一直持續到1815年。法國人在1790年5月宣布永不發動征服戰争，他們開始打仗時的确是為了自衛，但很快演變為歐洲曆史上最持久、最廣大的進攻戰。法國人最初的意圖是要給鄰近的君主制國家帶去革命和自由，後來卻建立了一個為宣揚國威而不停征戰的軍事機器。到1812年，拿破侖的軍隊已是百萬雄師，從西班牙到俄國遍布整個歐洲大陸，他掌握的經濟和帝國行政的唯一目标就是為作戰的軍隊提供支援。除俄國以外，歐洲大陸上所有大國都在自己的國土上被法國打敗過，小國的士兵被直接納入法軍，各地的健康男子或是已在服役，或是提心吊膽地等着被招兵官點中。短短20年内，原來隻有日子過不下去的人才無奈當兵的歐洲社會自上而下實作了完全的軍事化。在那以前，軍旅生涯的多姿多彩和令出如山隻有少數當兵的人才了解；那些人當兵可能有的是心甘情願，但更多的人是萬般無奈；但是，一代人的時間内，軍旅生涯便成了普遍的經曆。這是如何做到的呢？
法國大革命期間的法國軍隊
法國人并非一開始就要搞“全民皆兵”，他們發動大革命要實作的理想是反武力、講理性、重法律的。然而，要捍衛理性的力量和公正的法律，革命的國民必須拿起武器；這裡公正的法律制定的是廢除了貴族階級封建特權的法律，而貴族階級的特權地位正是他們的祖先作為武士赢來的，即使某些貴族的家世純屬編造。15年前，北美的殖民者采取了同樣的行動；但他們利用了現成的軍事組織，因為他們事前已經有了保衛家園、抵抗印第安人和法國人襲擊的民兵，法國人卻必須從零開始創立自己的軍隊。皇家軍隊政治上不可靠，而且許多有經驗的軍官為抗議大革命對國王的侮辱都紛紛流亡國外。滿懷熱情的志願者組成了國民衛隊，保護革命機關不被剩下的保王派軍隊攻占；但1789-1791年，立法者還和古希臘城邦的立法者一樣，力圖規定隻有負責人的人，意思是說有财産的人，才有權攜帶武器。是以，最初的國民衛隊人數既不夠，又有太多戀家的資産階級成員，無法成為一支有效的軍事力量。在威脅隻限于國内的時候，問題并不大；街上一下子就能臨時聚集人群來對抗忠于國王的軍隊。但1792年7月以後，威脅變成為外國入侵，法國是以急需強大有效的軍隊。此時，1789年反武力的理想已經被淡忘；美國憲法規定的“攜帶武器的權利”得到了廣泛接受，擁有武器被視為公民自由的保證，必須有财産方可加入國民衛隊的資格要求被匆忙廢除（7月30日）。7月12日，發出了号召報名參軍的通告，要給已有的15萬正規軍再增加50000人。1793年初又征兵30萬，志願報名者不夠就強征，8月23日頒布了《全國總動員法令》，規定所有健康的男子都随時可能應征入伍；之前下達的另一個指令要求各戰鬥旅把正規軍和國民衛隊的成員按1:2的比例混合編隊，用正規軍隊志願者進行傳幫帶，直到他們學會如何作戰。
法國大革命期間的國民衛隊
這是一支全新的軍隊。執行紀律不靠體罰（雖然給酗酒的醉鬼灌涼水），而是靠由士兵和軍官共同組成的軍事法庭。軍隊中的軍官和國民衛隊中一樣，通過選舉産生；與革命志願者相比，報酬算得上優厚。由于戰事緊張，選舉軍官的做法很快就廢除了（1794年），紀律委員會也不再活動（1795年）；但到那時，軍隊的改革已深入肌理，形成不可逆轉之勢，這幾個後來的措施完全不影響大局。正經體面的人最初志願參軍的熱情也許有所減退，但軍官團的性質比起過去已經是面目全非。1789年，90%以上的軍官都是貴族（需要承認，他們大多是小貴族，與較低社會階層唯一的差別隻是他們有家族的徽章），但到1794年，貴族占軍官的比例隻剩了3%。空出來的位子由平民補上，但更經常的是過去皇家軍隊中不持委任狀的少尉以下的軍官，大革命的确為他們提供了“人盡其才的職業生涯”。拿破侖的26位元帥中，奧熱羅（Augereau）、勒菲弗爾（Lefebvre）、奈伊（Neg）和蘇爾特（Soult）1789年之前都是軍士。更出乎意料的是，維克多（Victor）原來是軍樂隊的成員，茹爾丹（Jourdan）、烏迪諾（Oidinot）和貝納多特（Brenadotte）3位僅僅是列兵（貝納多特最後當上了瑞典國王）。這一批人才能出衆，但是在舊軍隊中完全沒有機會施展；直到1782年，還規定少尉以上軍銜隻能授予曾祖父一輩是貴族的人。這些平民出身的将領經受過實戰的鍛煉，1789年的社會解放又大大提升了他們的自信心，兩者加起來使他們成為卓越的将領。
奈伊元帥
蘇爾特元帥
不過，拿破侖的元帥中也有1789年前即得到委任的少尉以上的軍官。馬爾蒙（Marmont）和拿破侖一樣，是路易十四創立的梅斯炮兵學校的畢業生，格魯希（Grouchy）曾在“蘇格蘭衛隊”服役（它最初是波旁王朝宮廷的近衛隊）。他要“人盡其才”，明智地包括願意為革命效勞的前皇家軍官，就連那些離開法國移居國外，後又改變主意的前軍官也不排斥。到1796年，拿破侖的利劍指向哈布斯堡帝國的意大利的領土時，法蘭西共和國的軍隊已經成為最廣義上的混合體；不僅有過去的正規軍和國民衛隊的成員，而且也有來自衆多其他背景的軍官；他們戮力同心，為新的法蘭西而戰，但也熱切地盼望着軍人生涯帶來的好處。晉升是其中之一，另一個就是搶掠财物；後來的20年裡，晉升和搶掠的機會都數不勝數。與此同時，軍隊緊迫需要找到辦法解決用火槍和刺刀作戰久戰不決這個問題，給革命力量和舊制度在戰場上的較量注入人民推翻君主統治的激情和活力。
現代軍迷扮演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法軍步兵
有一個辦法近在眼前。皇家軍隊對于不久前的七年戰争和奧地利王位繼承戰争久久難分勝負也很不滿意，許多貴族軍官，特别是吉貝爾伯爵（Comte de Guibert），都呼籲改革戰術。吉貝爾和他的許多同時代軍人一樣，對普魯士飛特烈大帝的成就深為贊佩；腓特烈的正規軍人數不多但十分精悍，許多比普魯士大得多的國家都被打得落花流水。腓特烈對于作戰嚴格遵守理性，一點兒不打折扣，這恰好符合時代的精神——那個“啟蒙時代，或稱理性時代，已經提出，政府的一切機構都應與人民的精神和願望相一緻”。吉貝爾是典型的貴族理性主義者，就會變成國家權力的順手工具。他和許多同代人一樣，力主放棄過去的戰術，即依賴把火槍手排成一排的老式陣法，指望他們一開火就能摧毀敵人的抵抗；他呼籲改用大部隊調動的方法，集中力量對敵人進行決定性的打擊。在這場被後人稱為“橫列對縱隊”的辯論中，吉貝爾和與他意見一緻的軍官到1789年時已經穩占上風；但他們都沒能把觀點付諸實施，因為若是那樣，他們就必須同意讓士兵在更好地為國家服務的同時也學會做國家的主人。吉貝爾骨子裡仍然是支援專制政體的。他在理智上傾向于公民——戰士的理念，但他的社會偏見是他無法接受這樣的現實。
腓特烈大帝時期的普魯士軍隊
大革命解決了這個沖突。幾乎一夜之間，一支由公民組成的軍隊脫穎而出，它從舊制度内部關于戰術的辯論中找到了解決它和舊制度殘餘軍隊在戰場上作戰時遇到的種種問題的辦法。革命軍作戰時排列成密集的縱隊，并有大量機動炮火支援；一種說法是，他們這樣做是因為公民—戰士沒有受過真正的軍事訓練，是以指揮官不得已才這樣組織。後來，人們開始認識到這種觀點看得不夠遠：戰術的改變本來就已呼之欲出，革命軍的軍官不過是積極推動把改變早日付諸實施而已。但是這仍然解釋不了這種改變為什麼能奏效的原因。自16世紀以來，各國在國界上建起的一系列配備大炮的要塞一直阻礙着軍隊的行動，使戰鬥久拖不決，可是在迪穆裡埃（Dumouriez）、茹爾丹和奧什（Hoche）這些将軍的手中，這些困難像變魔術一樣消失不見。法國軍隊攻克了比利時、荷蘭、德意志和意大利的邊界地區，對那些沒有望風而逃，尚有一戰之力的要塞暫且繞過不理，每次和奧地利或普魯士的軍隊遭遇，都打得他們落花流水。法軍的成功部分地歸功于後來所謂的“第五縱隊”，比如，許多荷蘭人熱烈歡迎大革命，北部意大利也有很多同情大革命的人。另一個原因是革命軍人多勢衆，而且他們的後勤出乎常理；要塞可以阻斷來攻敵人的供應線，但當敵軍在周圍的鄉村予取予奪的時候，要塞就失去了作用。
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要塞
最重要的是，法軍的成功來自革命自身的高品質。至少在開始的時候，革命軍的戰士是真心願意參軍的，都要獻身于建立“理性”國家（即使他們建立的國家的性質使許多經曆了“理性時代”的理性主義者大為憂懼），指揮官都具有傑出的個人素質。說他們未經訓練似乎言不符實。在1793-1794年，新的軍官團花了大力氣狠抓原屬皇家軍隊的老兵和新入伍的志願兵的訓練。1793年6月，兩位革命政府的官員報告說：“士兵們以奮發不懈的熱情投入操練老兵看到我們的志願兵在隊形中如此整齊劃一，不禁驚歎不已。”同時，法軍的炮兵部隊由于格裡博瓦（Gribeauval）的發明創新已經是歐洲的執牛耳者，革命後仍保留了許多原來的軍官和炮手。然而，法軍在戰場上遇到的敵人卻還死守着隻知絕對服從的習慣和法軍已經擺脫了的僵化戰術，是以根本不是法軍的對手。
拿破侖戰争時期的奧地利軍隊
到1800年，大革命挫敗了外國敵人消滅它的企圖，在國内也通過收斂激進的鋒芒轉向保守而得到了鞏固。年輕的波拿巴率軍在國外作戰屢戰屢勝，在同侪中脫穎而出，在1799年11月的霧月政變中給了國内極端分子以緻命的打擊。政治和軍事大權自然而然地落入他的手中。1802年到1803年，他和奧地利、普魯士、俄國、英國這些法國的敵人保持着一種彼此警惕的和平，但之後再次率軍踏上征程，開始了12年的閃電式征服戰，行動範圍越來越大：1805年和1809年出征奧地利；1806年打敗了普魯士；最後是1812年出兵俄國，不過那次征戰以慘敗告終。隻有西班牙久攻不下，1809年到1814年間，法軍在那裡遇到的是威靈頓麾下不列颠遠征軍的精銳部隊，有西班牙全國各地遊擊隊的支援，還有英國皇家海軍源源不斷地運送軍需（自1805年特拉法爾加海戰勝利後之後，英國皇家海軍即稱霸海上，無人能與之争鋒）。波拿巴的“大軍”（Grand Army）已經不是當時的革命軍了，雖然經過1793-1796年的宏大戰争後，許多軍官和一些士兵仍然留了下來，但軍隊已經成為國家權力的工具，不再為意識形态服務。然而，軍隊中依然存留了革命時期的特質，使得拿破侖的一系列大捷——奧斯特裡茨（Austerlitz，1805年）、耶拿（Jena，1806年）、韋格勒姆（Wagtam，1809年）——看起來似乎仍然是革命軍旋風的繼續。作為普魯士軍人親身參加了與法國革命軍最初的戰鬥，并幸存下來目擊了1815年拿破侖的失敗的克勞塞維茨目睹了戰争造成的巨大破壞，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他的理論，即把公衆意志與戰略目标相結合，可以使“現實戰争”接近于“絕對戰争”，并樹了他的信念，即戰争歸根結底是政治行為。
拿破侖在奧斯特裡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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