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9月19日，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司徒雷登，因心髒病突發病逝于華盛頓，享年八十六歲。生前，他曾立下遺囑：“……将我的遺體火化，骨灰安葬于北平燕京大學……若不可行，骨灰安葬于何處，決定由我的朋友菲力傅及其妻子作出。”
傳統上，基督徒是拒絕火化的，可是為了葬在大洋彼岸的中國，司徒雷登甘願化為一捧灰，這其中有什麼緣由？遺囑中提到的這位“菲力傅”，跟他又有何淵源呢？
“司徒”的來曆
19世紀的杭州，是基督教在中國影響力最大的城市之一。1869年，一位美國傳教士來到了這裡，他叫約翰·林頓·斯圖爾特。為了迅速學好中文，融入下層百姓的生活，林頓在一家大煙館樓上租住了3年。由于水土不服、營養不良，再加上不辭辛苦地傳教，林頓終于病倒了，隻好回國療養。
在美國期間，他認識了一位志同道合的姑娘，二人結婚後重返中國，在杭州西湖旁邊的弄堂裡，蓋了一棟二層小樓。1876年，夫妻倆有了愛情的結晶，長子約翰·雷登·斯圖爾特出生了。因為是在中國長大，雷登便根據“斯圖爾特”的諧音，給自己取了一個頗有中國味的姓氏“司徒”。“司徒雷登”這個名字，從此伴随了他的一生。
在這片不大的弄堂裡，父母建起了教堂，辦起了學校，聚集了大批傳教士在此定居。時間久了，當地人便把這裡稱為“耶稣弄堂”，原本的名字反倒被遺忘了。司徒雷登的三個弟弟也出生在這裡，他們與中國孩子一同上學、一起玩耍，“春節的焰火，元宵節的花燈，西湖畔的美食”，種種記憶，構成了他們永生懷念的美好童年。
1887年，司徒雷登和弟弟們被父母送回美國，接受更好的教育。初到美國，他們用筷子吃飯，用中文唱贊歌，甚至穿的也是中國服裝，對祖國的語言和文化反倒顯得很“無知”。無論走到哪裡，他們都被視為“另類”，直到好幾年後，他才感覺自己終于變成了“一個正常的美國男孩。”
重返中國
1904年，義和團燒教堂、殺洋人的風波剛剛平息。這一年，司徒雷登完成了協和神學院的學業，出于對宗教事業的熱忱和對中國的懷念，他毅然放棄了美國優渥的生活，帶着新婚妻子艾琳傳回“故鄉”杭州，與父母一起從事傳教事業。
司徒雷登與其他傳教士理念不同，他認為要想讓中國人皈依基督教，傳教士要先了解中國的國情，研習中國的文化，将基督教精神與中國的傳統倫理相結合，而不是野蠻、粗暴地煽動他們放棄對祖先的崇拜，否則定會适得其反，後果不堪設想。
在杭州傳教的三年中，他操着一口流利的杭州話，走遍了廣大鄉村。此後數十年，憑借着過人的語言天賦，他不僅學會了國語，還能說一口流利的上海話、南京話，但無論說什麼話，一張嘴總是帶着杭州味兒。司徒雷登以此為傲，他覺得杭州話有種韻律美，這是其他方言無法比拟的。
生在杭州，長在杭州，司徒雷登最愛的美食也都在杭州。仁和路的知味觀、河坊街的王潤興飯莊，他是那裡的常客，點菜那叫一個道地：“件兒要瘦，肥了倒胃；木郎豆腐多放胡椒，要燒得入味；響鈴兒要熬稍。”所謂的“件兒”，指的是五花肉，“木郎豆腐”就是魚頭豆腐，“熬稍”就是快的意思。不是杭州本地的老餮，根本不知道這些門道，沒有經驗的夥計，也聽不懂這些要求。
1913年，司徒雷登父親病逝後，他接受金陵神學院的邀請，前往南京執教，擔任希臘文教授，前後長達11年之久，從此告别了杭州這個故鄉。
受人一恩，終生圖報
1918年，司徒雷登奉命在北平建立了燕京大學，并親自出任校長一職。沒過多久，一位18歲的青年從北大退學，轉入燕京大學攻讀政治系，他就是遺囑中提到的“菲力傅”——傅泾波。
傅泾波是滿族正紅旗人，祖父曾在圍剿太平天國的戰鬥中立功，被清政府封為鎮國公、建成大将軍，“泾波”之名便是紀念祖父在甘肅為官多年，有“泾水波瀾壯闊”之意。父親傅瑞卿雖然隻是一個五品小官，卻常在宮中行走，是以他小時候還見過慈禧太後。
清朝末年，國勢衰微，傅瑞卿立志維新，鼓勵子女接受新學。1917年，傅泾波跟随父親前往天津青年會，聽了司徒雷登闡述的“教育興國論”，内心大為震動，從此成了他的忠實“粉絲”。一年後，聽說司徒雷登在北平建立了燕京大學，傅泾波立即從北大轉入燕大。
在燕京求學期間，傅泾波不幸感染肺病，司徒雷登夫婦常來探望，并攜帶牛油、牛奶等營養品，傅泾波得以迅速康複，繼續學業。課餘時間，司徒的母親瑪麗教授他英文，一直到1924年畢業。傅家有感于司徒一家對孩子的照顧，時常告誡傅泾波“不忘滴水恩”，兩家從此來往甚密，俨如一家人。
傅泾波畢業後，憑借流利的英文和極強的活動能力，在多個省政府内擔任顧問，結識不少政界名人。為了回報司徒雷登，他曾介紹韓複渠、閻錫山等政界大佬以及商界巨富給司徒雷登認識，為燕大籌款，并義務擔任司徒雷登的秘書，處理他的私人事務。
出任駐華大使
通過傅泾波的幫助，司徒雷登與中國各界人士建立起了經常性的聯系，且直接涉及到了中國各種政治問題。如1933年，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聯合廣東陳濟棠發動反蔣時，司徒雷登曾兩次充當說客，與李宗仁徹夜長談，同時勸說蔣介石親自去見李、白，以拆散反蔣聯盟。
在對待日本侵略問題上，司徒雷登的态度比較堅決，始終強調“隻有強大的武力才能制止日本的侵略”，呼籲英美政府支援中國。九一八事變後，司徒雷登不僅贊揚燕京學生的愛國行動，還親自與學生們一起舉行示威遊行，并為20多位東北流亡學生提供庇護。
七七事變後，燕大雖然留在了北平，但司徒雷登始終拒絕與華北傀儡政府合作，并利用各種關系、各種管道，将抗日學生護送至香港等地。同時，他與傅泾波利用每年到香港參加會議的機會，前往漢口、重慶與蔣介石等會晤，并為日本主和派成員傳遞信件，與國民政府進行非正式會談。
司徒雷登的這些活動，引起了華北日軍的注意。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發當天，司徒雷登從天津乘火車傳回北平，在火車站遭到日軍逮捕，被關押長達三年八個月。他原本身強體壯，經此三年牢獄之災和精神折磨，身體大不如前，日本投降後即返美療養。
抗戰勝利不久，國共内戰爆發。1946年，杜魯門總統派特使馬歇爾進行調解，最終失敗。這年三月，傅泾波陪同司徒雷登由美國抵達上海，就近前往南京拜會蔣介石，與馬歇爾是以相識。二人一見如故，馬歇爾對司徒雷登說：“你是一個“中國通”，我調解國共和談失敗，這事就交給你了。”
司徒雷登婉言推辭，稱自己隻懂教育，不懂政治。不曾想一個星期後，杜魯門總統的指令就下來了，任命他為駐華大使。他内心鬥争良久，細想之下，國共兩方面都有自己的學生，且不少人位居高位，若能設法調停和談，倒不失為一件美事。
不過，出任美國駐華大使，必須得滿足他一個要求，即任務繁重，必須由傅泾波擔任助手。馬歇爾向國内請示後得到準許，傅泾波這位中國普通老百姓，便以“大使私人顧問”的名義住進了美國大使館。因為有了這層關系，蔣介石對他特别客氣，宋美齡也總是親切地稱他為Philip。
歸葬中國
1949年8月，随着國民政府的垮台，司徒雷登作為美國對華政策的替罪羊，同時得罪了國共兩黨，不得不黯然離開中國。由于美國政府的限制，司徒雷登不能随意與外界接觸，整日郁郁寡歡，不幸中風，摔成了半身不遂。他在美國沒什麼親人，兒子收入菲薄，也無力照顧父親，是以司徒雷登病倒後，多虧了傅泾波一家的照顧。
司徒雷登回國，傅泾波一家也随同赴美，他們像對待自己的父親一樣，悉心照顧司徒雷登的生活起居。經過一段時間的療養，司徒的右手可以寫字、吃飯，也能拄着拐棍在院中散步了。在中國生活了大半輩子，他吃不慣美國菜，傅泾波的妻子便想方設法，盡量給他多做一些中餐。
在許多人眼裡，司徒雷登是燕大校長、駐華大使，過得一定是上流社會的生活。但實際上，司徒雷登一生專注于教育，根本沒什麼積蓄，生活比較困難，甚至有“每次見到乞丐，就感到我屬于他們這一類”的感慨。
于是，傅泾波給他出了個主意，讓他暫時不要辭去駐華大使一職，這麼做主要有兩點考慮：一是擔心美國政府另選他人，給中美關系造成麻煩；二是不辭職就能享受大使待遇，每月有一千多美元的工資。1952年底，司徒雷登迫于美國政府的壓力，還是辭掉了職務，失去了所有收入來源，隻能靠一家慈善機構的資助生活。
1962年9月，司徒雷登病逝。生前，他将全部書籍、檔案贈予傅泾波，并要求傅泾波把他的骨灰安葬在燕大校園，與他的妻子艾琳相伴。但由于曆史和現實等諸多原因，這個願望一直未能實作，骨灰一直儲存在傅泾波的家中。
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中美一笑泯恩仇。次年，傅泾波受邀重返燕京大學，他趁機提起老校長的遺囑。然而，宿敵成新友，罪名卻不容易洗刷，燕京大學拒絕了他的要求。12年後，傅泾波通路北京時再次提出請求，未獲答複。
此後，北大曾兩次表示願意安葬司徒雷登的骨灰，但由于部分校友的反對以及南斯拉夫使館被炸事件，這事又被耽擱了。直到2008年，在中美各方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司徒雷登的骨灰才終于歸葬中國。不過，墓地不是在北京，而是在他的出生地——杭州半山安賢園。墓碑上隻刻着一行字：“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學首任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