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的形象是經過數十代人民豐富發展演變而成的，在這個過程中，包拯逐漸由一個普通人上升為聖人乃至神明，這是包拯形象神化的過程。
百姓期望統治階層出現更多的“包拯”，甚至每個官員都是“包拯”
包拯被塑造成為足智多謀的“超人”，能夠憑借超乎常人的智慧，審判各種錯綜複雜的案件。這種形象的神化演變，使得曆史事實中的包拯與其所扮演的藝術角色有了巨大的差異。事實上，這種差異中寄托着古代百姓的某種政治期盼。
包拯劇照
在封建宗法等級嚴明的皇權社會，普通百姓缺乏理性精神，沒有完全獨立的政治人格，他們隻能将自己的感情寄托于廉潔的官員、賢德的丞相、聖明的君主身上，希望他們能保護自己的利益。
于是，剛正無私、不畏權貴、為民請命、善斷疑案的包拯，自然成為群眾崇拜的“青天”。人們更是期望統治階層出現更多的“包拯”，甚至希望每個官員都是“包拯”。
是以說，包拯藝術形象發展和成熟的過程，是包拯形象在百姓間擴散的過程，也是清官政治文化傳播和發展的過程。
真實曆史中的包拯
那麼，真實曆史中的包拯是什麼樣子的？
閱覽《宋史·包拯傳》中的記載，幾乎均是包拯政績的記叙。可見包拯确實是一位有為的官員。他在朝廷上經常提出很有針對性的改革建議，在地方時盡心盡力地替百姓謀福利。
如包拯調任端州知府（今廣東肇慶），他治理水患、興教辦學、儲糧備荒、政績斐然，更難得的是，包拯卸任時連自己常用的硯台都不拿走——“歲滿不持一硯歸”。由此可見，包拯的确是清廉為官的典範。
包拯還是一個大孝子。我們都知道，包拯谥号為“孝肅”，在《宋史》中起始就強調包拯“孝”的品質。包拯二十九歲便進士及第，直到三十九歲才離開家鄉出仕，這是為何？
主要原因就是包拯“以父母皆老，辭不就”。包拯在家排行老三，但兩個哥哥早夭，他實際上變成了“獨生子女”。
其後包拯在父母亡後，守孝期滿仍不忍離去。歐陽修曾批評包拯“素少學問”，但他依然就包拯之“孝”提出了褒揚，稱其“少有孝行，聞于鄉裡”。由此可見，包拯之“孝”确實足以令他青史留名。
包拯斷案，真的那麼厲害嗎？
世人皆知“宋之最能斷獄者曰包龍圖！”那麼，包拯斷案和偵破的功夫，真的那麼厲害嗎？
《宋史》點明包拯在初仕天長縣時，就以智破“牛舌案”而初露鋒芒。然而，這卻是包拯在正史中被記載的唯一判例。
遺憾的是，甚至就連這一“牛舌案”，包拯亦有掠人之美的嫌疑。《宋史·穆衍傳》中，記載了穆衍在任華池令時，也斷了一樁“牛舌案”，這個案件的過程和結案，與包拯所斷之案極其相似。是以有學者說包公根本不會斷案，他唯一的判例也是在抄襲别人的斷案手法。
七十年代，合肥出土了一個家族墓群，學者們對此墓進行了發掘和整理，發現了5塊石碑碎片，拼合後其中的内容颠覆了我們的認知。石碑經專家确認，是包拯的墓志銘——《宋故樞密副使孝肅包公墓志銘》。
其中已有此“牛舌案”的記載。我們都知道，穆衍的活動時間比包拯晚，是以此墓志銘為“牛舌案”之首創者與效仿者的争論，畫了上句号——“牛舌案”确實是包拯首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