冕甯出土的明代纏枝紋束發金冠。
43年前，冕甯縣北門外的小屯村，一村民在“脫土墼”（取土制土磚）建房時，挖出了一座古墓，在墓中出土了一件寶貝。這件寶貝是一頂明代束發金冠，由金冠和銀簪組成，長方形，高3.4厘米，長8厘米，寬3.8厘米，黃金成色為百分之九十五。金冠先用兩股金絲擰成繩狀，再編織成卷草花紋圖案，其間用金焊而成。冠沿和冠首有1毫米寬的帶狀花邊，冠頂中部由4毫米寬的帶狀花紋由前而後系續，兩頭簪孔各有一個葵花，簪孔即為花心。銀簪呈錐狀，長7.6厘米，一頭尖一頭為方形。
這件寶貝被命名為纏枝紋束發金冠，現收藏于涼山州博物館。
“故昭勇将軍李公墓志”墓志蓋。陳雲庚攝
束發金冠明代金銀制工藝的實物資料
這頂明代束發金冠，耀眼而奪目，泛着金色的光芒，制作工藝極其精美。但據涼山州博物館從業人員介紹，其實在剛征集到它的時候，已經被壓成了一塊金餅，後來經過專家的修複，才得以呈現原型。但它是如何征集到？又曆經了怎麼的修複過程？這些細節就不得而知了。
據史料記載，冠在先秦、西漢時本為“倦持發”之具，它是一件禮儀性的、固定在髻上的發罩，形體不大，側面透空，與後世戴的帽子在尺寸和功能上均異其趣。而束發冠約創始于五代，它也是固定在髻上的發罩，曾被稱為矮冠或小冠。宋代的束發冠可以單獨戴，也可以戴在巾帽之内。而到了明代，束發冠的地位變得很特殊。明代男子把束發冠掩在巾帽之下，沿襲了宋代在巾下戴冠的那派作風。
明代，按照制度，入流的官員朝服戴梁冠，公服戴展角幞頭，常服戴烏紗帽；士子、庶人戴四方平定巾；農夫戴鬥笠、蒲笠。雖然後來頭巾的式樣繁多，但束發冠仍是逸出禮數之外的。明人劉若愚在《明宮史〔水集〕·束發冠條》中說：“其制如戲子所戴者。”亦謂此冠如戲裝,無論如何不能算是恭維的話。
因而在明代戴束發冠要達到的效果便是：半彰半隐，似隐猶彰。它是男子首服中雖不宜公開抛露又不願完全遮起的一份雍雅或華奂。是以，明代束發冠的數量不是很多。《天水冰山錄》中清點出來的金廂束發冠、玉冠、水晶冠、瑪瑙冠、象牙冠等一共17件，而玉帶、各色金廂帶的總數卻達326條，可見束發冠不像玉帶那樣，是一套隆重的官服中必備之物。金束發冠誇耀富貴，也顯示了其主人的身份并非普通。
金冠制作工藝精細，圖樣精美，也為研究明代金銀制品工藝提供了實物資料。
據記載，随着手工業工藝水準和技術條件各方面的成熟,明代的金銀細工制作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明代金銀首飾的制造,首先注重樣式設計,款式較前代更為新穎，加強了富有吉祥意義的圖案設計。在制作過程中，時常采用镂空技術,使較少的材料表現出較大的體積,镂空後的金銀飾件更加精緻、醒目，極具裝飾效果。
束發金冠便是大量采用了累絲和焊接的制作工藝，由此反映出明代金銀首飾的裝飾題材、造型設計及工藝技法等各方面達到相當完美的程度。
“昭勇将軍”李斌後人仔細辨讀墓志原碑碑文。陳雲庚攝
金冠主人甯番衛最有權勢的人物
如此精美的束發金冠，主人是誰？當年，在冕甯縣城北的小屯村明代磚室墓中，同時出土的還有兩通買地券碑刻。從買地券中可知，墓主人生前任職甯番衛軍民指揮使司，授昭毅将軍銜。死于成化十二年（1476年），終年八十歲，是生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的明初人。但因墓中未置墓志，對死者籍貫經曆都不清楚。金冠主人背後的故事也成了謎。
時間來到2011年11月27日。那天，冕甯縣城廂鎮大垭口村新農村建設工地一片繁忙景象，現場管理人員陸宗倫和楊學淵像往常一樣站在裝載機旁監督施工。突然，正在轉運腐殖土的裝載機鏟鬥似乎碰到了什麼硬物，發出“咣咣”的悶響。楊學淵和陸宗倫循聲望去，鏟鬥下方瞬間現出排列整齊的墁地方磚，陸宗倫下意識地說：“快停下來，挖到古墓了！”
陸宗倫的判斷不無道理。其實，4000㎡的大垭口村新農村建設工地原是面積約10畝的李家墳園。對于這片形似“金盆養魚”的寬平塽垲的台地，以及位于其中的李家墳園，土生土長的大垭口村1組村民陸宗倫再熟悉不過了。
“裝載機一鏟鬥就撮到了墓底，墓坑中到處是散落的大青磚，我趕緊跳到墓坑中，看到底有什麼東西，結果隻發現兩塊還沒有腐爛的棺材闆，一層三四公分厚的灰黑色淤泥。”陸宗倫回憶當時的情形。後來，繼續工作的裝載機的鏟鬥又碰到了硬物，發出清脆的響聲。這一回，陸宗倫和楊學淵發現了一件不同尋常的東西。那是兩塊扣合在一起的長方形的青石闆。由于兩塊石闆已被裝載機鏟鬥撬松，是以很容易就掰開。石闆粗糙的一面在外，光滑有字的一面相向扣合在一起。不一會兒，石闆周圍就擠滿了前來看稀奇的人，因為十裡八鄉的老百姓都知道，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李家墳園就挖出過“金帽花兒”。而村民口中的“金帽花兒”正是本文的“主角”——現珍藏在涼山州博物館的纏枝紋束發金冠。
那麼，此次出土的兩塊青石和纏枝紋束發金冠有何關聯？兩座墓的主人又有何關系？是否能從中得到一些金冠主人的資訊？
“昭勇将軍”李斌後人指認墓志碑出土位置。陳雲庚攝
随着研究的深入，考古人員發現，兩塊青石闆就是昭勇将軍墓志碑。從墓志獲知，墓主人是明代宣德年間昭勇将軍（正三品武官）、甯番衛（今冕甯縣）軍民指揮使司指揮使李斌，祖籍維揚（今江蘇省揚州市）。李斌為明洪武年間懷遠将軍（從三品武官）、指揮同知李通之子。李斌在李通緻仕（官員年老離職）後襲任懷遠将軍，供職于建昌前衛。永樂初年，李斌參與平定“交阯（即安南，今越南）”之戰，在摧毀安南黎氏政權（即“黎寇”）主力軍的富良江（今越南紅河）決戰中“斬獲賊衆及渠首”，因功升任昭勇将軍指揮使，于明宣德二年（1427年），調任甯番衛軍民指揮使司指揮使。
李斌生于明洪武壬子年（即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卒于明天順丁醜年（即天順元年，公元1457年），享年85歲。和當時建昌（今涼山地區）諸衛的中下級軍官一樣，李氏家族的“甯番衛指揮使”是“世襲”的，而且按照古代通行慣例，實行“嫡長子繼承制”，由其長子李善繼承。也就是說，這件纏枝紋束發金冠的主人李善，就是甯番衛軍民指揮使司指揮使李斌的長子。
昭毅将軍李善墓在昭勇将軍李斌墓右前方7米左右，且李斌、李善父子二人的墳墓朝向都是“子山午向（坐正北朝正南）”。這也難怪，當年的李氏父子本來就是甯番衛最有權勢的人物，是以能夠占據“面南背北”的尊者之位。
和束發金冠一起出土的兩通買地券碑刻之一。
屯田移民大批内地漢族遷入涼山
從李斌的墓志上可知，李斌、李善父子二人祖籍維揚,為何千裡迢迢來到涼山的呢？這就不得不提及涼山曆史上的第四次大移民——明代的“屯田移民”。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結束了蒙古人的統治，于南京應天府稱帝，年号洪武。憑借自己的堅毅果敢，出身平民的朱元璋在軍中和民間都深得人心。他采納謀士朱升提出的“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政策，迅速而隐秘地擴張着自己的實力。幾年時間裡，朱元璋南征北戰，募集了百萬兵力，在完成“高築牆”的戰略部署後，便着手實行“廣積糧”了。
屯田的政策雖古已有之，但明太祖朱元璋秉持着“寓軍于民”的思想，又将屯田運動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為盡快恢複經濟，使百姓安居樂業，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勵開荒種田。他手下的一名蒙古官員梁埜先帖木兒向朱元璋建議，北方戰亂以後，人口劇減，許多荒地無人耕種，不妨召集百姓，從人多地少的地方，往地多人少的地方遷徙。朱元璋連連稱贊，立即安排人手籌辦此事，很快，東北、西北和西南地區迎來了一次大規模的移民。
另一通買地券
早在秦漢時期，為了解決軍需、節約成本，部隊駐紮之處均屯田墾邊。兩千多年來，作為北攻成都、南控雲南的一處戰略要地，涼山從未被任何朝代忘記。漢武帝為打通“西南夷”，從成都平原出發，途經涼山再到雲南，沿途設定民屯；唐懿宗鹹通年間為抑制南诏發展，大量屯兵涼山；元代的版圖向南擴張至雲南後，亦在涼山設定軍屯；到了明代，涼山則是安置移民、解決土地和糧食問題的一處絕佳之地。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明政府派大軍出征西番，内地防務較空，前朝遺臣月魯帖木兒利用這一時機，在建昌（今西昌）發動叛亂。他先後聯合德昌、會川（今會理）、迷易（今米易）、柏興（今鹽源）、邛部（今涼山北部）土軍萬餘人，殺官軍、掠屯牛、燒營屋、劫軍糧。一時間建昌形勢驟變，川滇震動，明朝廷緊急指派開國大将藍玉，率領“京衛及陝西兵一萬五千人戍之”。
經過一番激戰，月魯帖木兒敗走鹽源，被藍玉部隊所獲，明軍先後擒殺了參與叛亂的土官，一場動亂終于平息。藍玉的部隊中，有許多是安徽、甘肅、浙江和陝西人，他們平定叛亂後，為維持建昌局勢的穩定，便留在了西昌一帶，屯田墾邊。
為了鞏固對邊防的統治，明朝模仿北魏隋唐的府兵制，建立起了一套“兵自為食”的衛所制度。根據當時的制度，衛和所是兩級機構，大約5600人為一衛，1120人為千戶所，120人為百戶所。衛所都設定在一些戰略地位十分重要的地區，它們在明王朝的統治中，起到了關鍵作用。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不願剛剛平定的涼山再遭變數，元太祖朱元璋在涼山設立五衛，分别是建昌衛軍民指揮使司（今西昌老城）、甯番衛軍民指揮使司（今冕甯城關）、鹽井衛軍民指揮使司（今鹽源衛城）、越嶲衛軍民指揮使司（今越西城關）、會川衛軍民指揮使司（今會理城關），隸屬于四川行都指揮使司，史稱“建南五衛”。今天西昌的明清古城牆、會理北城門就是這段曆史最好的見證。
五衛及下屬的千戶所、百戶所的長官，基本都是長期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戰的中下級軍官，他們深得朝廷信任，被委任管理建昌地區的各級衛所。這些軍人帶着自己的妻兒來到涼山，就此紮根。
從李斌、李善的個人資訊可推知，他們的先祖就是明代移民而來，屬于軍屯的後裔，且從李斌的父親李通就開始在冕甯任甯番衛指揮同知，明洪武年間受封為“懷遠将軍”，緻仕後李斌襲“懷遠将軍”銜，供職于建昌衛。李斌過世，其長子李善襲任甯番衛軍民指揮使，并受封為“昭毅将軍”。
今天西昌的明清古城牆就是“建南五衛”這段曆史最好的見證。鐘玉成攝
李善買地券見證時代的社會形态
文物可以說是一個時代的見證者，通過文物，我們能更多看到這個時代的社會形态。
與束發金冠同時在昭毅将軍李善墓中出土的兩通買地券，券長35厘米，寬30.5厘米。其中一通正面陰刻楷書“後土地祇山口百靈象”，四周刻八卦；另一通正面陰刻楷書“墓中昭毅将軍李善公”，四周亦刻八卦。背面均陰刻小褂内容基本一緻。從記載事迹可知，墓主李善生于明建文帝元年（1399年)，卒于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兩年後葬于甯蕃衛之北原。
買地券不僅為墓主姓名、身份和金冠的具體年代提供了确切依據，并為明甯蕃衛指揮使司官衙的地理位置提供了第一手資料，有一定的補史價值。
從涼山州境内曆年出土和發現的資料來看，買地券主要發現于明代時期，這可能與明代大量遷入漢民族居住有直接關系。下葬地券的實際意思是反映了人們對土地私有的占有。即生前擁有土地享用，死後仍要求永遠占有墓穴，不受侵犯。它說明了明代時期，涼山的封建社會經濟的發展情況。在涼山出土的明代初期地券的形制、券文的格式，與中原地區基本相同，但是到了明代後期，則多“村巫”語言和刻畫符篆等習俗，甚至長期停喪在堂,并由堪輿陰陽術士擇地點穴才能安葬,是以李善墓出土的買地券，為後人研究古代社會經濟、民間宗教信仰、喪葬習俗提供了重要的實物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