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啟五年（1625年）七月二十日，為了能見恩師左光鬥最後一面，史可法冒險進入錦衣衛诏獄，當見到被許顯純折磨的面目全非的左光鬥時，史可法再也控制不住，跪下抱着恩師已經被打斷的雙腿哭了起來。
通過聲音辨認出來人是史可法後，左光鬥怒不可遏，他明白許顯純一旦知道史可法前來，史可法就不可能活着離開诏獄了，是以他立即向史可法怒喝道：“糊塗，趕緊離開這，國勢傾頹至此，我将不久于人世，大明的未來還要靠你去挽救”。
二十年後的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二十四日，站在揚州城頭望着城外黑雲壓城的清軍，史可法又一次想起了左光鬥的怒喝，隻是他已經無力挽救大明了，當晚，揚州城的城牆被清軍的紅衣大炮轟塌，史可法戰死。
史可法戰死後，劉宗周、高宏圖皆效法伯夷叔齊而亡。
随着左光鬥、史可法、劉宗周、高宏圖的先後去世，東林黨人的氣節也随即煙消雲散，以東林黨領袖錢謙益說出的水太涼為标志，剩下的東林黨人大多都通過向清軍投降來苟延殘喘。
左光鬥、史可法等人與錢謙益等人在面對危難時的不同選擇，導緻後世對東林黨的評價呈現兩極分化：一種觀點認為左光鬥、史可法等東林黨人若能一直受到重用大明何以遭受甲申之變，而另一種觀點卻認為正是在錢謙益等東林黨僞君子一再為了一己私利發起黨争的情況下大明才會遭受甲申之變。
其實，
這兩種觀點的存在并不沖突，因為它們代表的正是東林黨的兩面。
時間倒回到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望着東林書院門口“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楹聯，東林黨的奠基者、第一代上司者顧憲成陷入了沉思，在他看來大明雖然依靠張居正改革的慣性迅速取得了甯夏之役的勝利和援朝之役的主動權，但是由于張居正改革在張居正去世後遭到了非常嚴重的破壞，是以大明的統治危機反而比張居正改革之前更加嚴重了。
為了挽救大明的統治危機，顧憲成與顧允成、高攀龍、葉茂才等“東林八君子”在東林書院中提出了東林黨明确的政治主張。
整頓吏治
洪武至宣德時期，大明推行“重典治吏”，吏治較為清明。正統時期，由于吏治的寬松和宦官王振把持朝政，官吏渎職、賄賂公行等吏治敗壞的問題開始顯現。成化至正德時期，雖然宦官汪直、劉瑾相繼用事和文官集團權力的逐漸增加為吏治敗壞提供了孳生的土壤，但是由于巡撫、總督的制度化，吏治敗壞的問題并未成為大明官場的普遍現象。
嘉靖時期，由于嚴嵩出任内閣首輔後公開的賣官鬻爵，吏治敗壞的問題成為了大明官場的普遍現象，其具體表現為嚴嵩出任内閣首輔之前官吏緻仕回鄉鄰裡皆問為官政績如何，而在嚴嵩出任内閣首輔後官吏緻仕回鄉鄰裡皆問獲利多少。
隆慶、萬曆時期，吏治敗壞的問題嚴重加劇了大明的統治危機，
期間張居正改革中的考成法雖然解決了部分吏治敗壞的問題，但是随着張居正的病逝，吏治敗壞的問題比之前反而更加嚴重了。
有鑒于此，顧憲成、趙南星等東林黨核心人物皆認為“有司之貪，固已成風”，如果不加整頓将會引發大規模的農民起義。
今日有司之貪，固已成風，一貪則多酷，既其脂膏，又加毒痛，民安得不亂？——趙南星《味檗齋文集》
為了整頓吏治，顧憲成、高攀龍、趙南星等東林黨核心人物認為應當采取“任用幹濟之才”、“重糾察之令”等措施。
抑制土地兼并和均平賦役
在張居正改革的過程中，以顧憲成為代表的東林黨人雖然激烈反對張居正施行考成法和奪情起複，但是卻對張居正通過一條鞭法來抑制土地兼并和均平賦役的做法深表贊同。在張居正病逝後，東林黨人在抑制土地兼并和均平賦役上甚至比張居正走的更遠。
萬曆二十九年，東林黨人朱國桢在湖州提出了“均田定役，以救民命”的口号。此後，擔任湖廣按察使的東林黨人馬從聘又在整個湖廣境内“大刻‘均田便民’四字粘于道傍”，相比于張居正的一條鞭法隻是使土地兼并和賦役不均的問題不再惡化，朱國桢和馬從聘的“均田定役”無疑是向前邁出了一大步。
衆往迎，大刻‘均田便民’四字粘于道傍，處處皆遍，因随按台舟自平望至郡城一百二十裡布滿，極目不見首尾，愈近愈多，呼号投水者往往而是。——朱國桢《湧幢獨幕喜劇》
天啟元年，東林黨人甄淑又在“均田定役”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攤丁入畝”的建議，
這個建議一旦施行，明末土地兼并和賦役不均的問題将得到徹底的解決。
小民最苦者，一則無田之糧，田胃富室，田盡糧存，一則無米之丁，丁附于米，米推而丁無推。宜取額丁與額米，兩衡而定其數，米若幹即帶丁若幹，買田者收米便收丁，戮田者推米便推丁。在縣冊不失丁額以違祖制，在貧民不留白丁以緻累倍，而官亦免通責之難矣。——《明熹宗實錄》
改革科舉制度
成型于唐代的科舉制度發展到明代已經成為儒生入仕的唯一途徑，有明一代對于舞弊等影響科舉秩序的處罰都十分嚴重，有着“江南第一才子”之稱的唐伯虎就是因為牽涉到科場舞弊而終身隻能做個風流倜傥的逍遙才子，但是由于約定門生等潛規則的出現，明代科舉在暗地裡開始遭受着越來越多的幹擾。
嘉靖十六年（1537年），年僅十三歲的張居正首次參加湖廣鄉試即告落榜，導緻他落榜的原因既不是年齡太小，也不是學識不夠，而是當時的湖廣巡撫顧璘希望他能“多加磨砺，以成大器”。
雖然顧璘幹擾科舉導緻張居正落榜完全是出于為國磨砺人才的考慮，
但不是每一個大明的巡撫、總督、朝臣都能像顧璘那樣一心為國，一旦顧璘這樣的人在明代的官場中成為了鳳毛麟角，大明的科場就将淪為謀取私利的工具。
萬曆年間的韓敬科場舞弊案被揭發後，标志着大明的科場距離徹底淪為謀取私利的工具已經不遠了。有鑒于此，顧憲成、葉茂才等東林黨人提出了改革科舉制度、清除弊端的主張。
科場舞弊，污人齒頰，而内閣敢拟原無私弊之旨，以欺吾君。——《明史.葉茂才傳》
通過東林黨人提出的整頓吏治、抑制土地兼并和均平賦役、改革科舉制度的政治主張的具體内容來看，以顧憲成、葉茂才、高攀龍等人為首的第一代東林黨人代表的正是中小地主、官僚、手工業者和廣大自耕農的利益，
因為當時把持朝堂、幹擾科舉、兼并土地、制造賦役不均的主力正是大官僚、大地主階層。
雖然顧憲成、葉茂才、高攀龍等人提出了東林黨明确的政治主張，但是由于構成東林黨的主體是中小地主、官僚等階層，使得他們在朝廷上的勢力相當弱小，導緻東林黨的政治主張無法付諸實施，是以，顧憲成等人開始為了掌控朝政而努力。
萬曆十五年（1587年），吏部驗封主事顧憲成指使左都禦史辛自修借丁亥京察罷黜大官僚地主階層在朝廷上有劣迹的官吏、提拔東林黨官吏，結果在内閣首輔申時行的阻撓下失敗，顧憲成被貶官、外調。
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又是一個京察的年份，史稱“癸巳京察”。為了借助此次京察擴大在朝廷上的勢力，主持京察的東林黨人孫鑨罷黜了自己外甥呂胤昌、趙南星罷黜了自己的親家王三餘，但是在代表大地主和大官僚利益的内閣輔臣趙志臯、王錫爵等人的打擊下東林黨擴大自己勢力的企圖再一次破滅，孫鑨被迫回籍、趙南星被革職為民、高攀龍被貶官。
丁亥京察、癸巳京察的失敗雖然令東林黨在朝廷上損失慘重，但是東林黨的整體勢力不僅沒有被削弱，反而比之前更強大了，東林黨的政治主張、在兩次京察中的表現使得東林黨的美名傳遍天下，
東林黨得到了大地主、大官僚階層中的憂國憂民之士和中小地主官僚、寒門士子的一緻支援。
這種情況下，東林黨在癸巳京察後的萬曆二十二年就已經崛起成了朝廷上的多數派，為了遏制東林黨的崛起，大地主、大官僚階層推出了宣、昆、齊、楚、浙五黨。
此後，居于深宮的明神宗為了保證自己大權在握，不斷利用齊、楚、浙等五黨與東林黨的鬥争使他們互相制衡，同時為了防止他們中的任何一派一家獨大，
明神宗多用五黨官吏為内閣輔臣、多用東林黨官吏為六部尚書。
明神宗的做法令東林黨人深刻的認識到想在萬曆年間掌控朝政幾乎不可能，是以東林黨人将掌控朝政的希望寄托在了儲君朱常洛身上。
萬曆四十八年，明神宗駕崩，明光宗朱常洛繼位，東林黨人終于全面掌控了朝政，明光宗駕崩後，東林黨人楊漣又在朱由校繼位後借助移宮案鞏固了東林黨對朝政的掌控。這種情況下，東林黨人甄淑提出了攤丁入畝的建議。
東林黨對朝政的掌控和攤丁入畝的建議引發了大地主、大官僚階層的強烈不滿，
是以齊、楚、浙等五黨全部投向魏忠賢并借助魏忠賢打擊東林黨。
在魏忠賢的打擊下，以楊漣、左光鬥等人為核心的東林黨奄奄一息，雖然崇祯帝登基後再度重用東林黨主掌朝政，但是由于崇祯帝對投向魏忠賢的齊、楚、浙等五黨打擊太重，使得五黨成為了過街老鼠，導緻大量趨炎附勢的小人和大地主、大官僚階層在朝中的利益代言人搖身一變成為了東林黨人。這種情況下，
大官僚地主出身的錢謙益成為了東林黨的核心人物之一。
以錢謙益成為東林黨的核心人物為标志，東林黨蛻化成了大地主、大官僚階層利益的代言人，堅守東林黨政治主張的史可法等人不斷受到排擠、遠離中樞。
通過東林黨從提出政治主張到錢謙益成為核心人物的整個過程，結合李文良先生指出的政黨本質中“特定階層利益的集中代表者”、“具有明确的政治主張”、“為奪取、影響和鞏固政府主導權而開展活動”等幾個要點，完全可以将東林黨被魏忠賢打擊視為東林黨的分水嶺。
政黨本質上是特定階層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由特定階層中以部分最積極的分子組成的，具有明确的政治主張，為奪取、影響和鞏固政府主導權而開展活動的政治組織。——李文良
在被魏忠賢打擊之前，東林黨的一系列行為比托利黨、輝格黨更像是政黨，在被魏忠賢打擊之後，大地主和大官僚階層利益的代言人成為了東林黨的核心、趨炎附勢的小人成為了東林黨内的主流，東林黨完全蛻化成了朋黨。如此一來，
東林黨也就擁有了政黨和朋黨的兩面。
【玺言春秋明末曆史第六十二講，參考文獻：《明史》、《明史紀事本末》、《明神宗實錄》、《明熹宗實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