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認為，輪台诏并非是後世所傳說的“罪己诏”。
我們必須了解何為“輪台诏”何為“輪台罪己诏”，輪台诏是漢武帝于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所下的诏書，此诏書見于《漢書·西域傳》中，“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内虛耗……上乃下诏，深陳既往之悔……”這一段便是關于輪台诏的最早記載。
簡而言之，在這封用于回複桑弘羊上書的輪台屯田事宜的诏書中，漢武帝既否決了桑弘羊屯田的建議，同時又對遣派貳師将軍李廣利出征匈奴一事表達了後悔之意。但是，诏書的原文中，雖然用“悔遠征伐”、“深陳既往之悔”這樣的詞彙表達了對征讨一事的悔恨之意，但是，如果從這些記載中，我們其實很難得出所謂的“罪己诏”的感覺。而這種誤會的産生，其實與宋代文臣司馬光《資治通鑒》的記載有關。
《資治通鑒·漢紀十四》中，對于這一事件有了極為傳神同時又極具主觀色彩的描繪：“三月，上耕于巨定。還，幸泰山，修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禅石闾，見群臣，上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在這篇記載中，輪台诏成了漢武帝守文而罷武的政治轉折點，亦是“昭宣中興”的濫觞。但這，卻未必是輪台诏的真相。下面，我們就來通過《漢書》和《資治通鑒》分析一下。
一、《資治通鑒》漢武帝“罪己诏”中關于方士的記載
《資治通鑒》中所記載關于方士亂國之說，起源于漢武帝晚年戾太子之死一事，其晚年由于笃信方士，緻使江充等小人得以幸進，而衛太子劉據則在巫蠱之禍中被江充、韓說等人誣以謀反大罪，最終拒絕被捕受辱而自殺。此事對漢武帝的打擊極為巨大，而在司馬光筆下，這也成為了輪台罪己诏中最精彩的段落：“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胪言是也。”于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群臣自歎:“向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然而，客觀來看，這樣的記載很有可能并非實際，一來，“向時愚惑，為方士所欺”之言，即使是以“罪己”為名，這樣的措辭卻也離譜得世所罕見。清末易佩紳對此有着極為深刻的評價:“自謂狂悖，自謂愚惑，千古之君，罕有自責如是者”。
如果說，這樣的自責之言用武帝嫡子身死巫蠱之禍，以至于這位強勢皇帝不免新生悲切，似乎可以解釋的通。但是，如果從當時的史料進行側面描繪，我們就會發現這樣的解釋并不符合常理。
司馬光所說的輪台罪己诏事件，發生于征和四年。不過有意思的情況在于，就在罪己诏之後的同一年裡，漢武帝就進行了史無前例的泰山封禅。此次封禅泰山的所在，位于泰山之下的石闾，《漢書·武帝紀》中，也恰恰有着有關于這一事件的記載：“還幸泰山，修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禅石闾”、“石闾者，在泰山下址南方，方士多言此仙人之闾也，故上親禅焉”。
在這次封禅泰山的過程中，方士們所言“此仙人之闾也”是其封禅的重要原因，難道，就在封禅之後的不久，漢武帝就說出了“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這樣對仙人之說無比蔑視的斷言？從這一點上來看，罪己诏中有關罷斥方士的說法，并不足以為信。
二、《漢書》中“悔遠征伐”的記載
與輪台罪己诏“罷斥方士”的記載不同，《漢書》中關于“悔遠征伐”的記載确有其事，而這也成為了一些人定義輪台罪己诏的重要憑據。這就是本文開頭引言所提及的那一部分。
《漢書·西域傳》有雲：“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内虛耗。征和中，貳師将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上乃下诏，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将，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複至道上食漢軍......”
從這些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出，漢武帝所下的輪台诏，所“深陳既往之悔”的，并非窮兵黩武一事，而是貳師将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以及莽通一部因路途遙遠而兵疲将焦兩事，并以此為據進一步批駁了朝臣“請遣卒田輪台”一事的不可行。期間，并無任何針對西域以外的軍事及政治政策的調整。
事實上，這樣對外政策的調整與其說是國家開始守文抑武，不如說是對于西域政策的微調。這樣的調整在漢武帝時期并非第一次出現，比如元朔元年，漢武帝在主父偃和嚴安等人的建議下“外休兵戈，止征伐，罷轉輸”，然而僅僅是第二年，漢武帝就再次出兵匈奴，衛青等人更是在此時立下“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的不世之功，而之是以在元朔元年會選擇偃旗息鼓，不過是由于當時的漢朝關東一地正處于“五谷不登，年歲未複，民多窮困”的局面下，不得已而為之。這樣的政策轉變，又何以稱得上是“守文抑武”？
《漢書》作者班固的一個細節也足以證明這道輪台诏不過是一地之政的轉變。要知道，《漢書》作為一本斷代史巨著，關于漢武帝的重要曆史記載，大多被寫于《漢書·武帝紀》當中，然而，所謂的“輪台罪己诏”卻并未記載于這樣的政治文獻中，相反，它卻像是補充一般的被記錄在《漢書·西域傳》和《漢書·食貨志》當中。從重要性上來看，似乎并不受作者重視。
相反，記錄了漢武帝一生事迹的《漢書·武帝紀》一篇，反而在文末對這位對中國影響甚遠的君王進行了一番品評，稱“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可以看出，對于這位雄才大略卻又無絲毫振濟萬民之意的君王，班固即使稱贊了對方的功績，卻也認為在窮兵黩武方面，他終其一生也沒有過絲毫的悔改之意。
三、《資治通鑒》中輪台罪己诏之說的來曆猜測
我們必須承認，作為當世大儒的司馬光，并非一位容易輕信史料或者對文獻肆意删改之人，然而，其對于輪台诏相關記載的選擇性摘錄，是“輪台罪己诏”一說廣為流傳的重要原因。後世文人對此也有着類似的評價：南宋文人胡寅稱“司馬氏史學尤精，而《通鑒》去取有難喻者”；而大儒朱熹更是直言“溫公修書，凡與己意不合者，即節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鑒》此類多矣......溫公好惡所在，皆着其事而立論以明之可也，豈可以有無其事為褒貶?”這裡的溫公，正是司馬光。
如果說，别人的評價尚有可商榷之處，那麼其本人的說辭應該能成為我們了解《資治通鑒》選擇史料的一大特點，他在撰寫《史剡》一書時，曾經感歎“愚觀前世史，有存之不如其亡者”。可見，他所著之史書，這種被其親手所“亡”之史料，并非孤例。
然而，司馬光對于此書内容卻依舊有所引用，《資治通鑒考異》卷一中注釋中對“鴻嘉三年上微行過陽阿主家”一句的援引中曾提及伶玄所做的《趙後外傳》，這位伶玄，即《趙飛燕外傳》的作者，由此可以判斷所謂的《趙後外傳》即《趙飛燕外傳》。這等引用雖無涉豔俗之詞，但也足以令後世文人大感吃驚，“其文固不類西漢體，其事亦不能為外人道也。在文士展轉援引，本屬常事，而司馬公反引其最纰缪之語以入史籍，則失考之甚矣”!
那麼，這位司馬先生又是以何為依據來記叙“輪台罪己”一事的呢？如今我們已經無從得知，不過從《資治通鑒》中對于“巫蠱之變”一事的史料選擇我們也可以看出一二。
巫蠱之變的發生，是漢武帝晚期最為慘烈的禍事，而戾太子劉據之死，更是牽涉太廣，又太過敏感，真正可以用來一觀的史料并不算多，在《漢書》，僅載有“秋七月，使者江充掘蠱太子宮。皇太子據斬充，發兵與丞相劉屈牦戰，敗，出奔”。然而，到了《資治通鑒》中，卻直接沿用了《漢武故事》諸書中關于巫蠱之禍的記載：
“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惑衆……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辄埋木人祭祀之;因妒忌恚詈，更相告讦，以為祝詛上。上心既以為疑……因是體不平……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太子将往之甘泉，而江充持太子甚急。太子計不知所出，遂從石德計。蘇文迸走，得亡歸甘泉，說太子無狀。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雲:‘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
這些記載幾乎是原封不動的被司馬遷所引用，然而事實上，《漢武故事》一書既非漢代所著之書，同時也非官方著作，而是成書不早于晉代的一部志怪題材的小說。後世學者稱其“多與《史記》、《漢書》相出入，而雜以妖妄之語”。不過，如今我們所熟知的一些漢武帝轶聞，皆是出自于其中，比如“金屋藏嬌”、“相如論賦”等。
一本幾乎毫無真實性可言的志怪小說，竟然被司馬遷所引用。即使不計較此書的性質問題，僅以常理論，相較于《漢書》短短數十字的記載，這段動辄上千字的文章段落，有多少是後人腦補，也就可以想而知了。
四、結語
客觀來說，《資治通鑒》中史料存在的野史正史混雜的情況，并非司馬光所獨有，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歐陽修，所編纂的《新唐書》和《新五代史》同樣有着這樣的問題，之是以這些史書中經常出現野史被采納的情況，并非這些著書立作者本身的學識不夠，相反他們其實是為了能夠以史觀今，以書論道，不得不以一些并不被史家所認可的文獻作為考據的根基。
不過我們也不必過分苛責古人，尤其是司馬光這位大儒，除了文人屬性外，司馬光本人還是宋神宗時期舊黨中的領頭人物，與主持變法的王安石因為新舊黨之争進行過激烈的争辯。《資治通鑒》正是他從熙甯四年起所作。熙甯四年，其好友範鎮因直言王安石“進拒谏之計”、“用殘民之術”罷官去職。而他自己，在無力挽回時局的情況下不得不蟄居洛陽，以書局自随。
在這樣的背景下，其所著的《資治通鑒》與其說是史書，不如說是一部記錄和抒發其個人政治觀點的著作，其序中所言“删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正是司馬光心中的真實願景。
這樣的政治傾向，在書中屢有展現，比如在記述隋炀帝遷都洛陽的始末時，司馬遷為表達對隋炀帝的貶斥之意，不僅完全回避和無視了《隋書·炀帝紀》和《元和郡縣圖志》這兩部書籍中較為可信的史料記載，反而采用了唐人所書的《大業雜記》，不信正史而偏錄稗官野史，這樣的記叙方式下，《資治通鑒》中關于漢武帝輪台罪己诏的記載，有能有幾分可信度？
以筆者個人來論，所謂輪台罪己一說，恐怕實為後世人所附會，而有關“悔遠征伐”的記載，更可能的情況其實是漢武帝因為國力已疲，不得不對之前窮兵黩武之政有所收斂。這樣的猜測可以從漢武帝所指認的幾位顧命大臣看出，霍光、桑弘羊、上官桀、車千秋，皆是主張擴張之強勢漢臣，即使是在武帝死後，這些人的治國理念也并未真正改變。由此觀之，所謂守文抑武之說，也并無依據可言。
事實上，無論是《漢書》、《史記》還是《鹽鐵論》這部記載了漢昭帝時期鹽鐵會議的史書，均未有與《資治通鑒》中關于輪台罪己诏一說有關的記載，然而，後世史學家對于司馬光“無征不信，有異則考明之”說辭的信任，使得輪台罪己诏這等飄渺之說逐漸異化為真。從這一點上來看，其處于資以鑒戒的政治需要而率以己意取舍史料，實在是不足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