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轮台诏并非是后世所传说的“罪己诏”。
我们必须了解何为“轮台诏”何为“轮台罪己诏”，轮台诏是汉武帝于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所下的诏书，此诏书见于《汉书·西域传》中，“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是时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这一段便是关于轮台诏的最早记载。
简而言之，在这封用于回复桑弘羊上书的轮台屯田事宜的诏书中，汉武帝既否决了桑弘羊屯田的建议，同时又对遣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征匈奴一事表达了后悔之意。但是，诏书的原文中，虽然用“悔远征伐”、“深陈既往之悔”这样的词汇表达了对征讨一事的悔恨之意，但是，如果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其实很难得出所谓的“罪己诏”的感觉。而这种误会的产生，其实与宋代文臣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记载有关。
《资治通鉴·汉纪十四》中，对于这一事件有了极为传神同时又极具主观色彩的描绘：“三月，上耕于巨定。还，幸泰山，修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禅石闾，见群臣，上乃言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在这篇记载中，轮台诏成了汉武帝守文而罢武的政治转折点，亦是“昭宣中兴”的滥觞。但这，却未必是轮台诏的真相。下面，我们就来通过《汉书》和《资治通鉴》分析一下。
一、《资治通鉴》汉武帝“罪己诏”中关于方士的记载
《资治通鉴》中所记载关于方士乱国之说，起源于汉武帝晚年戾太子之死一事，其晚年由于笃信方士，致使江充等小人得以幸进，而卫太子刘据则在巫蛊之祸中被江充、韩说等人诬以谋反大罪，最终拒绝被捕受辱而自杀。此事对汉武帝的打击极为巨大，而在司马光笔下，这也成为了轮台罪己诏中最精彩的段落：“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众，而无显功，臣请皆罢斥遣之。”上曰:“大鸿胪言是也。”于是悉罢诸方士候神人者。是后上每对群臣自叹:“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
然而，客观来看，这样的记载很有可能并非实际，一来，“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之言，即使是以“罪己”为名，这样的措辞却也离谱得世所罕见。清末易佩绅对此有着极为深刻的评价:“自谓狂悖，自谓愚惑，千古之君，罕有自责如是者”。
如果说，这样的自责之言用武帝嫡子身死巫蛊之祸，以至于这位强势皇帝不免新生悲切，似乎可以解释的通。但是，如果从当时的史料进行侧面描绘，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解释并不符合常理。
司马光所说的轮台罪己诏事件，发生于征和四年。不过有意思的情况在于，就在罪己诏之后的同一年里，汉武帝就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泰山封禅。此次封禅泰山的所在，位于泰山之下的石闾，《汉书·武帝纪》中，也恰恰有着有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载：“还幸泰山，修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禅石闾”、“石闾者，在泰山下址南方，方士多言此仙人之闾也，故上亲禅焉”。
在这次封禅泰山的过程中，方士们所言“此仙人之闾也”是其封禅的重要原因，难道，就在封禅之后的不久，汉武帝就说出了“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这样对仙人之说无比蔑视的断言？从这一点上来看，罪己诏中有关罢斥方士的说法，并不足以为信。
二、《汉书》中“悔远征伐”的记载
与轮台罪己诏“罢斥方士”的记载不同，《汉书》中关于“悔远征伐”的记载确有其事，而这也成为了一些人定义轮台罪己诏的重要凭据。这就是本文开头引言所提及的那一部分。
《汉书·西域传》有云：“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是时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征和中，贰师将军李广利以军降匈奴......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
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汉武帝所下的轮台诏，所“深陈既往之悔”的，并非穷兵黩武一事，而是贰师将军李广利以军降匈奴，以及莽通一部因路途遥远而兵疲将焦两事，并以此为据进一步批驳了朝臣“请遣卒田轮台”一事的不可行。期间，并无任何针对西域以外的军事及政治政策的调整。
事实上，这样对外政策的调整与其说是国家开始守文抑武，不如说是对于西域政策的微调。这样的调整在汉武帝时期并非第一次出现，比如元朔元年，汉武帝在主父偃和严安等人的建议下“外休兵戈，止征伐，罢转输”，然而仅仅是第二年，汉武帝就再次出兵匈奴，卫青等人更是在此时立下“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的不世之功，而之所以在元朔元年会选择偃旗息鼓，不过是由于当时的汉朝关东一地正处于“五谷不登，年岁未复，民多穷困”的局面下，不得已而为之。这样的政策转变，又何以称得上是“守文抑武”？
《汉书》作者班固的一个细节也足以证明这道轮台诏不过是一地之政的转变。要知道，《汉书》作为一本断代史巨著，关于汉武帝的重要历史记载，大多被写于《汉书·武帝纪》当中，然而，所谓的“轮台罪己诏”却并未记载于这样的政治文献中，相反，它却像是补充一般的被记录在《汉书·西域传》和《汉书·食货志》当中。从重要性上来看，似乎并不受作者重视。
相反，记录了汉武帝一生事迹的《汉书·武帝纪》一篇，反而在文末对这位对中国影响甚远的君王进行了一番品评，称“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可以看出，对于这位雄才大略却又无丝毫振济万民之意的君王，班固即使称赞了对方的功绩，却也认为在穷兵黩武方面，他终其一生也没有过丝毫的悔改之意。
三、《资治通鉴》中轮台罪己诏之说的来历猜测
我们必须承认，作为当世大儒的司马光，并非一位容易轻信史料或者对文献肆意删改之人，然而，其对于轮台诏相关记载的选择性摘录，是“轮台罪己诏”一说广为流传的重要原因。后世文人对此也有着类似的评价：南宋文人胡寅称“司马氏史学尤精，而《通鉴》去取有难喻者”；而大儒朱熹更是直言“温公修书，凡与己意不合者，即节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鉴》此类多矣......温公好恶所在，皆着其事而立论以明之可也，岂可以有无其事为褒贬?”这里的温公，正是司马光。
如果说，别人的评价尚有可商榷之处，那么其本人的说辞应该能成为我们了解《资治通鉴》选择史料的一大特点，他在撰写《史剡》一书时，曾经感叹“愚观前世史，有存之不如其亡者”。可见，他所著之史书，这种被其亲手所“亡”之史料，并非孤例。
然而，司马光对于此书内容却依旧有所引用，《资治通鉴考异》卷一中注释中对“鸿嘉三年上微行过阳阿主家”一句的援引中曾提及伶玄所做的《赵后外传》，这位伶玄，即《赵飞燕外传》的作者，由此可以判断所谓的《赵后外传》即《赵飞燕外传》。这等引用虽无涉艳俗之词，但也足以令后世文人大感吃惊，“其文固不类西汉体，其事亦不能为外人道也。在文士展转援引，本属常事，而司马公反引其最纰缪之语以入史籍，则失考之甚矣”!
那么，这位司马先生又是以何为依据来记叙“轮台罪己”一事的呢？如今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不过从《资治通鉴》中对于“巫蛊之变”一事的史料选择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二。
巫蛊之变的发生，是汉武帝晚期最为惨烈的祸事，而戾太子刘据之死，更是牵涉太广，又太过敏感，真正可以用来一观的史料并不算多，在《汉书》，仅载有“秋七月，使者江充掘蛊太子宫。皇太子据斩充，发兵与丞相刘屈牦战，败，出奔”。然而，到了《资治通鉴》中，却直接沿用了《汉武故事》诸书中关于巫蛊之祸的记载：
“是时，方士及诸神巫多聚京师，率皆左道惑众……女巫往来宫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辄埋木人祭祀之;因妒忌恚詈，更相告讦，以为祝诅上。上心既以为疑……因是体不平……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诛!不如归谢，幸得无罪。’太子将往之甘泉，而江充持太子甚急。太子计不知所出，遂从石德计。苏文迸走，得亡归甘泉，说太子无状。上曰:‘太子必惧，又忿充等，故有此变。’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进，归报云:‘太子反已成，欲斩臣，臣逃归。’上大怒”。
这些记载几乎是原封不动的被司马迁所引用，然而事实上，《汉武故事》一书既非汉代所著之书，同时也非官方著作，而是成书不早于晋代的一部志怪题材的小说。后世学者称其“多与《史记》、《汉书》相出入，而杂以妖妄之语”。不过，如今我们所熟知的一些汉武帝轶闻，皆是出自于其中，比如“金屋藏娇”、“相如论赋”等。
一本几乎毫无真实性可言的志怪小说，竟然被司马迁所引用。即使不计较此书的性质问题，仅以常理论，相较于《汉书》短短数十字的记载，这段动辄上千字的文章段落，有多少是后人脑补，也就可以想而知了。
四、结语
客观来说，《资治通鉴》中史料存在的野史正史混杂的情况，并非司马光所独有，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所编纂的《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同样有着这样的问题，之所以这些史书中经常出现野史被采纳的情况，并非这些著书立作者本身的学识不够，相反他们其实是为了能够以史观今，以书论道，不得不以一些并不被史家所认可的文献作为考据的根基。
不过我们也不必过分苛责古人，尤其是司马光这位大儒，除了文人属性外，司马光本人还是宋神宗时期旧党中的领头人物，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因为新旧党之争进行过激烈的争辩。《资治通鉴》正是他从熙宁四年起所作。熙宁四年，其好友范镇因直言王安石“进拒谏之计”、“用残民之术”罢官去职。而他自己，在无力挽回时局的情况下不得不蛰居洛阳，以书局自随。
在这样的背景下，其所著的《资治通鉴》与其说是史书，不如说是一部记录和抒发其个人政治观点的著作，其序中所言“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正是司马光心中的真实愿景。
这样的政治倾向，在书中屡有体现，比如在记述隋炀帝迁都洛阳的始末时，司马迁为表达对隋炀帝的贬斥之意，不仅完全回避和无视了《隋书·炀帝纪》和《元和郡县图志》这两部书籍中较为可信的史料记载，反而采用了唐人所书的《大业杂记》，不信正史而偏录稗官野史，这样的记叙方式下，《资治通鉴》中关于汉武帝轮台罪己诏的记载，有能有几分可信度？
以笔者个人来论，所谓轮台罪己一说，恐怕实为后世人所附会，而有关“悔远征伐”的记载，更可能的情况其实是汉武帝因为国力已疲，不得不对之前穷兵黩武之政有所收敛。这样的猜测可以从汉武帝所指认的几位顾命大臣看出，霍光、桑弘羊、上官桀、车千秋，皆是主张扩张之强势汉臣，即使是在武帝死后，这些人的治国理念也并未真正改变。由此观之，所谓守文抑武之说，也并无依据可言。
事实上，无论是《汉书》、《史记》还是《盐铁论》这部记载了汉昭帝时期盐铁会议的史书，均未有与《资治通鉴》中关于轮台罪己诏一说有关的记载，然而，后世史学家对于司马光“无征不信，有异则考明之”说辞的信任，使得轮台罪己诏这等飘渺之说逐渐异化为真。从这一点上来看，其处于资以鉴戒的政治需要而率以己意取舍史料，实在是不足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