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為首的政治集團一開始便有明确而統一的政治目标，這種政治目标是和長期以來的儒家思想相融合的。劉備政治集團的形成過程充分顯示了他們追求共同政治理想的特征。
劉備、關羽、張飛的“桃園結義”應是劉備集團的初步形成。曆來人們把“桃園結義”看成是意氣相投的典範，引為千古的美談，這是把“桃園結義”和一般的江湖義氣等同了！而我們從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可以看出其結義的目的并非是顯身揚名，以圖富貴，然後“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張飛感于劉備有“破賊安民”之心，才表示幫助劉備一臂之力“與國家出力”。他們在誓言中就明确表示“雖然異姓，既結為兄弟，則同心協力，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庶”，其着眼點就在于“上報國家，下安黎庶”，這也成為了劉氏集團标榜的政治道德。關羽在下邳戰敗投降，曹操對關羽的待遇應該說遠遠超越了劉備所做的，而關羽始終不為所動，固然展現了英雄人物強烈的忠義感，另一方面也難免有“道不同不相為謀”的意念。
請出諸葛亮輔佐是蜀漢政權建立的關鍵。劉備始見諸葛亮就表示“漢室傾頹，奸人竊命，備不量力，欲伸大義于天下”。在諸葛亮再三表示不願出山的情況下，劉備“淚濕袍袖，衣襟盡濕”以較為強烈的語氣問“先生不出，以天下蒼生何！”正是這種以天下蒼生為己任，為民請命寬宏博大的胸襟和政治氣概打動了諸葛亮，由此成就了一番風虎雲龍的君臣際遇和風雲史話。
如果說以上幾人的追叢是因仁德的感化的個人情義原因，那麼趙雲的加入則更能表明君臣之間是因政治主張的相通而相融。趙雲的政治生涯是在選擇中進行的。他本是袁紹的部将，之是以投靠公孫贊是見袁紹“無忠君愛民之心”，而在公孫贊麾下，見公孫贊所為“亦袁紹等輩耳”，最終選擇了具有忠君愛民之心的劉備。至于像徐庶等人身在曹營心在漢，并不僅僅是個人恩怨的糾纏，更多的應是與曹氏政治主張的背反。
趙翼評論三方駕禦人才“曹操以權術相馭，劉備以性情相契，孫氏兄弟以意氣相投，後世尚可推觀其心迹也”。顯然是對劉備給予了最高的評價，又以曹操反襯之，孫氏正襯之。劉備也曾多次表示自己的主張與曹操相反，則劉備以仁德、忠君愛民為政治主張而統有群臣，那麼曹操則是以霸權為手段。考察雙方的實力不難看出劉備要在亂世中争得一席之地，天時不如曹操，地利不及孫氏，也唯有争人和一途了。這不僅僅是諸葛亮在隆中為劉備所籌劃争取天下的政策，事實上早在三顧茅廬以前的歲月裡劉備已經身體力行了。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曹操集團并不是不懂的這個道理，曹劉雙方一直在争奪民心，不過劉備較曹操做得更徹底，甚至理想化，是以在民心的争奪上勝利了。曹操集團在特殊的曆史條件下形成，發“矯诏”聚叢集雄讨伐董卓，并樹立“忠義”的大旗，這樣做至少可以達到兩個目的一來以天子的名義可以擴大默默無聞的曹操軍的聲勢，另一方面“忠義”的旗幟又可以招攬民心。由此也可以看出曹操集團建立之初就以機謀權詐我手段的。但“忠義”絕不是曹操集團的政治主張，甚至在以後的征伐歲月裡逐漸走向了忠君的反面。其實無論是曹氏還是劉氏集團都是以忠義為幌子的，相信各自麾下的人才都能明白。也就是說吸引曹氏集團人才的不是“忠義”的旗幟。作為亂世的有志之士是不甘寂寞的，他們渴望在動亂的年代一展身手，建功立業，同時他們又看到了曹操的雄才偉略和一統天下的雄心，能夠為他們提供施展抱負的機遇。曹操在用人方面的開明使得其集團人才濟濟，能夠人盡其才是人才最大的夢想，而曹操做到了，“人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則是人才對賞識者的态度，雖有愚忠的嫌疑卻也是一種理想下的集合。曹操雖善于駕禦人才，但是他的“詭詐奸險”又被視為奸雄之舉，很多人才裹足不前。陳宮是就見曹操不仁而棄去，選擇了雖然無謀卻“不似爾詭詐奸險”的呂布。
與前兩方相比，孫氏集團仁德不及劉備，霸術不及曹操，但聚集在孫家父子身邊的都是意氣相投的人。作為反董卓聯盟同盟軍中的一員，孫堅應是響應“扶持王室，拯救黎民”的号召的，但在得到皇權的象征-玉玺後，程普勸說他應私藏，并聲言有登九五之分，孫堅立刻應允。可見此時的孫氏集團雖比較弱小，已經是志在天下了。孫策淪落于袁術帳下時，朱治、呂範勸孫策“圖大業”，作為後來東吳棟梁的周瑜也表示與孫策“共圖大事”。不難看出這個集團在政治理想方面的統一。
三個集團雖然手段不同，但是各自集團下君臣之間的理想是共通的，在各自的理想的支援下，為臣子者不惜犧牲性命來維護君主後君主的繼任者（如趙雲、典韋、周泰等），而君臣之間的相知相融也遠非其他集團所能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