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为首的政治集团一开始便有明确而统一的政治目标，这种政治目标是和长期以来的儒家思想相融合的。刘备政治集团的形成过程充分显示了他们追求共同政治理想的特征。
刘备、关羽、张飞的“桃园结义”应是刘备集团的初步形成。历来人们把“桃园结义”看成是意气相投的典范，引为千古的美谈，这是把“桃园结义”和一般的江湖义气等同了！而我们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以看出其结义的目的并非是显身扬名，以图富贵，然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张飞感于刘备有“破贼安民”之心，才表示帮助刘备一臂之力“与国家出力”。他们在誓言中就明确表示“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其着眼点就在于“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这也成为了刘氏集团标榜的政治道德。关羽在下邳战败投降，曹操对关羽的待遇应该说远远超越了刘备所做的，而关羽始终不为所动，固然体现了英雄人物强烈的忠义感，另一方面也难免有“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意念。
请出诸葛亮辅佐是蜀汉政权建立的关键。刘备始见诸葛亮就表示“汉室倾颓，奸人窃命，备不量力，欲伸大义于天下”。在诸葛亮再三表示不愿出山的情况下，刘备“泪湿袍袖，衣襟尽湿”以较为强烈的语气问“先生不出，以天下苍生何！”正是这种以天下苍生为己任，为民请命宽宏博大的胸襟和政治气概打动了诸葛亮，由此成就了一番风虎云龙的君臣际遇和风云史话。
如果说以上几人的追丛是因仁德的感化的个人情义原因，那么赵云的加入则更能表明君臣之间是因政治主张的相通而相融。赵云的政治生涯是在选择中进行的。他本是袁绍的部将，之所以投靠公孙赞是见袁绍“无忠君爱民之心”，而在公孙赞麾下，见公孙赞所为“亦袁绍等辈耳”，最终选择了具有忠君爱民之心的刘备。至于像徐庶等人身在曹营心在汉，并不仅仅是个人恩怨的纠缠，更多的应是与曹氏政治主张的背反。
赵翼评论三方驾御人才“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后世尚可推观其心迹也”。显然是对刘备给予了最高的评价，又以曹操反衬之，孙氏正衬之。刘备也曾多次表示自己的主张与曹操相反，则刘备以仁德、忠君爱民为政治主张而统有群臣，那么曹操则是以霸权为手段。考察双方的实力不难看出刘备要在乱世中争得一席之地，天时不如曹操，地利不及孙氏，也唯有争人和一途了。这不仅仅是诸葛亮在隆中为刘备所筹划争取天下的策略，事实上早在三顾茅庐以前的岁月里刘备已经身体力行了。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曹操集团并不是不懂的这个道理，曹刘双方一直在争夺民心，不过刘备较曹操做得更彻底，甚至理想化，所以在民心的争夺上胜利了。曹操集团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发“矫诏”聚集群雄讨伐董卓，并树立“忠义”的大旗，这样做至少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来以天子的名义可以扩大默默无闻的曹操军的声势，另一方面“忠义”的旗帜又可以招揽民心。由此也可以看出曹操集团建立之初就以机谋权诈我手段的。但“忠义”绝不是曹操集团的政治主张，甚至在以后的征伐岁月里逐步走向了忠君的反面。其实无论是曹氏还是刘氏集团都是以忠义为幌子的，相信各自麾下的人才都能明白。也就是说吸引曹氏集团人才的不是“忠义”的旗帜。作为乱世的有志之士是不甘寂寞的，他们渴望在动乱的年代一展身手，建功立业，同时他们又看到了曹操的雄才伟略和一统天下的雄心，能够为他们提供施展抱负的机遇。曹操在用人方面的开明使得其集团人才济济，能够人尽其才是人才最大的梦想，而曹操做到了，“人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则是人才对赏识者的态度，虽有愚忠的嫌疑却也是一种理想下的集合。曹操虽善于驾御人才，但是他的“诡诈奸险”又被视为奸雄之举，很多人才裹足不前。陈宫是就见曹操不仁而弃去，选择了虽然无谋却“不似尔诡诈奸险”的吕布。
与前两方相比，孙氏集团仁德不及刘备，霸术不及曹操，但聚集在孙家父子身边的都是意气相投的人。作为反董卓联盟同盟军中的一员，孙坚应是响应“扶持王室，拯救黎民”的号召的，但在得到皇权的象征-玉玺后，程普劝说他应私藏，并声言有登九五之分，孙坚立刻应允。可见此时的孙氏集团虽比较弱小，已经是志在天下了。孙策沦落于袁术帐下时，朱治、吕范劝孙策“图大业”，作为后来东吴栋梁的周瑜也表示与孙策“共图大事”。不难看出这个集团在政治理想方面的统一。
三个集团虽然手段不同，但是各自集团下君臣之间的理想是共通的，在各自的理想的支持下，为臣子者不惜牺牲性命来维护君主后君主的继任者（如赵云、典韦、周泰等），而君臣之间的相知相融也远非其他集团所能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