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6日，對于新四軍和整個中共中央來說，都是需要被刻骨銘記的一天。完全料想不到的皖南事變，令新四軍及其直屬部隊幾乎損失殆盡，一度連軍部都被國民黨軍隊毀掉，無數英雄烈士的鮮血灑在了泾縣的茂林裡......
這一日，新四軍軍部及直屬部隊共九千餘人正奉命轉移，行至泾縣茂林中時，卻變故驟生，早已埋伏于此的國民黨第三戰區顧祝同指揮八萬餘國軍從四面包抄而來，打了新四軍一個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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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新四軍指導員們一直臨危不懼浴血指揮，但終究是寡不敵衆，在曆經七個晝夜的激戰之後，隻有不到千人的部隊突出重圍，其中的悲壯令中共中央都震動不已。
皖南事變慘烈程度令人發指，加上當時消息不通暢等原因，導緻有些沒有歸隊的新四軍直接被誤認為犧牲，之後被我們當作“烈士”，這其中尤以黃源和王聿先兩位幹部最為突出。那他們突圍後又去了哪裡？陳毅又是如何處理的呢？
黃源在皖南事變前後的故事
1、皖南事變前期
當時在皖南事變時，黃源在新四軍的職務是軍部文委委員兼駐會秘書，同時他還身兼《新四軍一日》主編之職，主管文學創作、編輯出版，不難看出他的才華必定極其耀眼，而這其實與他的求學經曆有着分不開的關系。
1906年，黃源出生于浙江海鹽的一個殷實家庭，14歲時就讀于外語師資力量極強的嘉興秀州中學，畢業後便東渡日本留學。在留學生涯裡，他憑借着傲人的天賦，以及刻苦鑽研精神，不僅出色完成了學業，還學到了一手分外出挑的日語。
1929年的深秋，黃源從日本學成歸國後，并沒有傳回老家，而是在當時中國的文化中心上海停留，因為這裡有更高、更大的舞台。隻有在這，他才能将那斐然的才華淋漓盡緻地展現出來。
之後他開始着手譯著《屠格涅夫的生平和作品》、《現代日本小說譯叢》等書籍，并以精妙的翻譯和獨到的了解獲得了魯迅先生的賞識，成為了當時首屈一指的翻譯家——作為魯迅晚年相當看重的弟子和戰友，魯迅不僅對他評價頗高，還大力支援其着手編輯《文學》雜志，讓他代自己主編《譯文》。
抗戰全面爆發後，他一直活躍在前線，即是共産黨《新華日報》的特派記者，又身兼國民黨《中央日報》記者的身份，利用自己的文字為抗戰輸送精神力量。1938年年底，他來到皖南泾縣的新四軍軍部交流慰問，在這他深切感受到了新四軍對知識分子的尊重與感召力，是以攜筆從戎，留在了新四軍工作。
2、皖南事變時
1941年1月4日，黃源在新四軍奉命轉移的任務中，跟随着政治部行動。在猝不及防被國軍突襲後，整個新四軍雖略有慌亂，但很快就在上級的指揮下展開了突圍戰。在這場意料之外的遭遇戰中，新四軍一直苦苦支撐，國軍被新四軍堅韌的意志一度搞得十分冒火。
突圍戰進行到1月12日，眼看着破曉的曙光就在前夕，黃源卻不幸在石井坑突圍時被打散、失蹤了，由于當時還是漆黑不見五指的深夜，身邊的戰友們在槍林彈雨中也沒有注意到失散的黃源。
1月14日，葉挺在下山談判時被國民黨扣押，這一無理且霸道的行為讓葉挺十分憤慨。隻是在其被國民黨扣押在上饒集中營時，他卻仍對黃源在皖南事變中的下落非常關注。
——畢竟曾經他和黃源在工作中有一些交集，當時黃源擔任美國記者史沫特萊采訪葉挺軍長時的翻譯，葉挺對這個做事認真且能吃苦的知識分子印象還不錯。
而由于消息不明引發了訛傳，他隻是依稀記得士兵們口口相說，黃源在突圍時遇難了，是以在委托時任第六戰區副司令長官黃琪翔轉給周恩來的口信中，就将黃源已經陣亡的消息帶了過去。
1月21日，葉挺在上饒集中營已被無理扣押數日，他滿懷激憤寫下《囚語》，目的是萬一自己就此捐軀，還能把消息通過文字記錄的形式傳達出去。
長文中不僅細緻的回憶了自己參加革命的經過、對于皖南事變整個經曆的複盤和反思，還悲痛的寫下了：“
聞黃源亦死于此次皖南慘變，在陣中頭部受彈傷立即殒命，黃君本為國新社記者，到皖南軍部參加軍中工作，為印刷所副所長，工作努力，成績亦良好，在此慘變中飽受奔波饑餓之苦，痛哉！”
1941年2月，中共駐香港組織負責人廖承志接到周恩來的訓示，特派曾在新四軍轉移前護送葉挺夫人（李秀文）傳回澳門的梅文鼎，以受李秀文的委托為理由，前往上饒集中營探監葉挺。
随着梅文鼎的探望完畢，牢中所作的《囚語》和皖南事變詳細消息就被帶回中央。而這前後兩次的消息，也就相當于确認了黃源真的已經死了。
好友石西民于重慶南方局得到黃源陣亡的噩耗後悲痛不已，他們二人曾經一度有在新四軍共事的交情，後來雖然相隔一方各自投入到革命事業裡，可共事時的情誼依然還刻在腦中。他悲痛之下于1941年4月1日，在《新華日報》上發表了《悼黃源》一文，将黃源的死訊訃告天下。
3、皖南事變之後
而大家在看到這一期的《新華日報》後也紛紛悲痛不已，為“烈士之死”感到惋惜，可其實黃源并沒有在這場大戰中陣亡。
時間線回到皖南事變，石井坑突圍的那天晚上，當時黃源确實跟戰友突圍時被打散，可他沒有束手就擒，反倒是想盡一切辦法，曆經險阻突破了包圍圈，這對于一個文人出身，半道從戎的黃源來說不亞于生命的奇迹，運氣和實力缺一個都無法做到。
而突破重圍後的黃源，他從皖南徒步來到蘇南又輾轉到了上海。當時他求救的對象首先想到了曾經給予他巨大幫助的魯迅先生，是以聯系到了其妻子許廣平，許廣平的驚喜自不必說，沒多耽擱就幫黃源聯系到了新四軍在上海的辦事處。
通過地下黨開辟的秘密交通線，黃源在5月來到了新四軍在蘇北的根據地。當時的新四軍代軍長陳毅第一時間與黃源見面，一句“我們以為你精忠報國”的話，讓黃源數月來提着的一顆心放回了肚子裡，之後他接過陳毅送給他祝賀重生的雪茄煙，深吸一口，徹底安心了......
在皖南事變死裡逃生後，黃源先是由劉少奇親自安排擔任魯藝華中分院的教導主任，之後又曆任過浙東行政公署文教處處長、浙東魯迅學院院長、浙東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等職務。
在調任浙江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兼省文化局局長期間，他還主持改編過越劇《梁山伯與祝英台》，獲得了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上司人的贊揚。
在十年動蕩時期，他曾短暫地受過打壓，但随着1979年的到來，他又恢複了政治名譽，回到了文藝上司崗位。之後他繼續在崗位上發揮餘熱，出版了《在魯迅身邊》、《魯迅書簡追憶》等著作，直到2003年1月才因病結束了他那波折卻極其精彩的一生。
王聿先于皖南事變前後的經曆
與之前的黃源文人出身不同，王聿先是一名軍醫。他出生于1909年7月，是我們遼甯省錦西人。自“九一八”事變之後，學醫的王聿先意識到國家已經處于危急存亡關頭，是以開始積極參加抗日救國活動。
1934年從學校畢業後，他雖然在留任遼甯醫學院外科醫師不久，調任到四川華西大學專門研究齒科，但救國理念依然如烈火一般在王聿先心中燃燒不息。于是在“一二九”運動後，他立即從四川趕到河北，以教會醫院醫生身份，繼續從事抗日救國事業。
1937年年底，此時已經進入全面抗戰時期，經葉挺的動員，王聿先與宮乃泉等一生一起投入到剛剛組建不久的新四軍當中。1938年，他随陳毅第一支隊挺進蘇南，擔任第一支隊軍醫處處長。
在戰亂時期，醫生的存在将會幫助軍隊減少人員傷亡。而王聿先具備精湛醫療技術的同時，醫德醫風同樣頗受他人敬仰，是以在1939年，他正式調任新四軍軍部軍醫處副處長，為抗戰時期建立健全支隊衛生組織，以及培養戰地衛生技術人員作出了突出貢獻。
2、皖南事變時被捕
在當時新四軍奉命轉移之時，王聿先正好是葉挺的随從醫官，是以葉挺下山至國民黨軍隊處談判，王聿先也一并随行，自然二人一起被扣押在了上饒集中營的七峰營監獄。
之後葉挺被重點“關照”，轉移到李村關押，于是王聿先便被獨自扣留在上饒集中營，而這則讓葉挺十分挂心。當時他經常會以身體不适為由，向國民黨提出看病要求，逐漸的王聿先終于可以來李村監獄看望葉挺，并借此傳遞了不少被俘戰友的消息。
在獄中，王聿先也沒有“閑着”，他不僅治愈了新四軍政治部秘書長黃誠的急性闌尾炎，還幫助很多疾病纏身的戰友們脫離了危險。
——當時正逢春夏交替之際，惡劣的關押條件讓許多戰友都得上了斑疹、瘧疾和傷寒等傳染病，情況十分危急。王聿先擔心本就有傷勢在身的戰友熬不住就此喪命，便屢次跟國民黨獄方展開交涉，軟硬兼施用盡了一切辦法，才弄來一些藥品救了大家命。
當然王聿先也從未放棄過抵抗，在一邊醫術救治戰友的同時，他還會不斷寫信鼓勵大家振作精神繼續抗争，大義凜然地表示：“若此生尚存，當奮鬥到底。”
1942年5月底，由于日軍來勢洶洶逐漸逼近上饒集中營，是以國軍決定在6月5日組織大規模向福建遷移。而由被俘新四軍幹部組編而成的第六中隊秘密黨支部，覺得這是一個逃離的好機會，于是打算在中途進行暴動。
6月17日下午兩點，全營離開崇安正向下梅進發，過程中要在赤石鎮溪河渡河。第六中隊黨支部到達赤石鎮時已接近黃昏，他們趁着渡河秩序大亂之際，猶如洩洪一般飛越過海灘與水田，直勾勾向着不遠處的武夷山飛奔而去。
國軍自然不會眼瞅着一行“重犯”就這樣逃跑，兩方人馬展開了殊死搏鬥，有許多戰友在此次暴動中犧牲了，但仍有30餘位戰士成功沖上了武夷山，得到了久違的自由。國軍對這次赤石暴動十分氣憤，而當消息傳到第三戰區顧祝同耳朵裡時，他更是勃然大怒。
顧祝同認為這些人是無法被改造思想的“頑固分子”，應該就地處決，而在處決的态度傳回了集中營，特務們領悟到顧祝同的意思，立刻編撰出四條處決篩選方案：第一前赤匪奉派五團在崇、鉛、建一帶活動尚未轉變的幹部，第二不滿現狀，蓄意鼓動風潮企圖潛逃者，第三參加匪軍兩萬五千裡逃竄且未改過自新者，第四思想中毒過深，短期無法轉變者。
拿着這四條标準将人篩選出來後，在6月18日國民黨以重新編組為借口，押解着這些人前往赤石旁的虎山廟茶樹林中，展開了三個晝夜的殘忍屠殺，其中包括新四軍三縱隊第五團政委在内的141名被俘成員先後被害。
3、成為“烈士”之後
在這事過後，僥幸沖到武夷山撿回一條命的戰友們，都認為王聿先肯定已經殒命在這次屠殺當中。是以1943年，在新四軍政治部編印的由陳毅題名作序的《新四軍殉國先烈紀念冊》上面，就有王聿先的名字，而且給出的注明為：1942年于上饒集中營被國民黨反動派槍殺。
王聿先的好友時任新四軍衛生部部長的崔義田，還作出《憶王聿先同志》的悼文。一時間，曾在獄中受過王聿先診治的戰友及其家屬，每個人都悲痛不已，但王聿先其實也并未喪生在那次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之中。
說來也是好人有好報，王聿先在被押解前往赤石虎山廟樹林的路上，因過度勞損，體力不支不小心掉入到一個深溝中，直至第二天才被搜尋的國民黨憲兵們發現。
而憲兵也不敢私自做主處置，就将王聿先捆押回集中營，集中營頭目考慮到王聿先還有一身精湛的醫術，覺得他仍舊具備利用價值，就沒有殺他。
之後王聿先在集中營被關押了一整年，直到1944年一位與他頗為交好的大學同學出面擔保，将他帶出了監獄。出獄後的王聿先，先是在福建莆田、馬尾等處遊走行醫，1946年夏天，他來到上海，終于與中共上海地下黨取得了聯系。
在地下黨的訓示下，他開始在鎮江基督教會醫院工作，借此隐藏身份。1949年渡江戰役結束後，已經是三野司令員的陳毅在得知王聿先在鎮江後，迅速派人将其接到丹陽會見。而二人一見面，陳毅也閑話不多說，一句“盡快為組織工作”，一切浮沉都盡在不言中。
新中國成立後，王聿先先後擔任過華東軍區衛生部醫務主任、濟南白求恩醫學院院長、上海市衛生局副局長、局長等職務，直至1985年12月離休。
而在經過十二年的離休生活後，王聿先在1997年病逝于華東醫院。而在臨死前，他還留下了一份遺囑：即不儲存骨灰，義無反顧地将遺體捐獻給祖國，為醫學教育事業提供幫助，如今上海青浦福壽園遺體自願捐獻者紀念碑上，還仍舊刻有着王聿先老先生的名字。
總結
黃源、王聿先二人，一位是文人，一個是醫生。作為新四軍當中的“追夢人”，他們都是皖南事變的受害者。不過某種程度上而言，他們也算是幸運兒。
畢竟在祭奠、悼文以及訃告都已經于全國範圍内發出後，他們卻隻是與死神打個照面後絕處逢生了，之後更是成功與新四軍、中共地下黨取得聯系，不得不說是極其傳奇的。或許也正是因為有這次磨難，他們在往後的日子裡才能保持那份以苦海中遨遊的心态坦然完成工作，成就一生大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