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考落榜，自學成才，34歲走上大學講台；
癡迷黨史，40年來跑遍全國各大城市的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
考證文獻，信仰的力量使紅色史料“活起來”……
他就是湖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二級教授田子渝。
田子渝
秋盡冬來，雨後初晴的武漢已有陣陣涼意，街頭金黃的銀杏葉盡顯濃烈與靜谧之美。迎着初冬的暖陽，記者走訪了這位紅色史料的梳理者與傳承者。
“有時一連幾天，甚至更長時間，一無所獲。偶爾發現一份新材料，得意忘形地手舞足蹈起來。”75歲的田子渝說，我們趕上了改革開放新時代。早些年查資料很困難，隻能在故紙堆裡一本本翻閱。後來有了縮微膠片，現在很多圖書館、檔案館都已數字化，隻要聯網，在家裡就能看各大圖書館的圖書。身處國家澎湃進步的大時代，滿頭銀發的田子渝，見證了曆史文獻資訊化數字化發展的諸多程序，更為紅色史料的挖掘與研究貢獻了無限心力。
自小癡迷黨史
田子渝，1946年出生于一個紅色革命家庭。自幼就喜歡畫畫、讀書，作文也寫得好。在他書房的一個櫃子裡，整齊地擺放着以前的舊日記本。年少時，他曾經和幾個同學相約，從武漢步行經過洪湖，途徑韶山，一路走到了井岡山。在快到韶山的路上休息時，田子渝随手畫了一幅傲雪紅梅，至今還夾在日記本中。聊到這時，他饒有興緻地說，“給你看看我當時的畫”。話未落音，他已起身快步走向書房。
1965年，田子渝高中畢業，卻聯考落榜。當時武漢市急需一批中學教師，挑選1000名單科成績好的高中畢業生進行教育訓練。由于國文成績非常好，他被選送到武漢第一師範學校學習。1967年，他被配置設定到武漢近郊的勝利中學教書。
“在中學，我一教就是10年。”田子渝對記者說。剛到學校，學生還沒有複課，空餘時間非常多，他手不釋卷，嗜書如命。複課後，田子渝承擔了國文、美術、音樂等多門課程的教學任務，每天基本上10節課。繁重的教學工作外，他總能盡量擠出時間看書。當時，學校有個圖書室，為了友善閱讀，田子渝幹脆自己保管鑰匙。每到周末，他還要坐一個多小時的公共汽車去武漢市圖書館翻閱文獻、查閱資料。為節省午飯時間，用打點滴的玻璃瓶灌滿水，帶兩個饅頭，在圖書館一待就是一整天，成了田子渝周末生活的日常狀态。
父母對共産主義的忠誠信仰，深刻影響着田子渝，也是他自小就對黨的革命曆史非常着迷的重要原因。通過廣泛閱讀，他發現，董必武、李漢俊、恽代英、李大钊等黨的革命先輩，很多都受過高等教育。他們不僅是革命者，還是工程師、大學教授，生活條件優越，不是吃不飽、穿不暖迫不得已才幹革命的。田子渝的心中不免産生了很多疑問：為什麼他們要放棄美好的生活去推翻舊社會？幹革命不僅沒有錢，還有可能丢了性命，這該怎麼解釋？弄明白這些問題，促使他對黨史的學習研究愈加深入。
破格評上副教授
閱讀之餘，田子渝嘗試寫文章。“當時隻有武漢師範學院屬于武漢市管，我貿然給《武漢師範學院學報》投了論文《沙俄在武漢的侵略罪證》，居然刊登了。”他記得，這篇處女作發表後，就收到了20元稿費，比照當時他的月薪30元，這着實是不小的驚喜。
1979年，紀念五四運動60周年之際，33歲的田子渝撰寫的《五四時期的武漢》一文，在當年《武漢師範學院學報》第2期發表。“這篇文稿洋洋灑灑近萬字，是根據我在武漢市圖書館查閱的資料和回憶錄寫成的。”田子渝對記者說。
機遇總是垂青有準備的人。純粹因興趣寫作的這兩篇文章，後來成為他入職武漢師範學院（湖北大學前身）的“敲門磚”。1980年，他如願登上了大學講台。
為鼓勵田子渝做科研，學校給他安排的課很少。課餘時間，他都泡在圖書館裡。時任武漢師範學院黨委書記的徐善廣特别關心青年學者成長。一次閑聊中，得知田子渝沒有一分錢的科研費，收集資料全是自費，徐善廣便從口袋裡掏出20塊錢給他影印資料。“這20元是他私人給的，是我第一筆科研經費！”田子渝當時的月工資才40元錢，是以這件事他一直銘記在心。
20世紀80年代，田子渝被推薦到華東師範大學黨史研修班接受系統的黨史學習，為日後的學術成長奠定了紮實的專業基礎。在此前後，他在恽代英、李漢俊等人物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少原創性成果，并于1987年破格評上副教授。當年7月31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一則題為《廿年前聯考落榜田子渝，近日裡自學成才副教授》的報道，一時間讓田子渝的名字傳遍了大江南北，成了廣大青年學習的榜樣。
“當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大喇叭直通工廠工廠中的房間、農村生産隊。漫山遍野的播報中，很多熟人都聽到了，紛紛來電、來信祝賀我。”田子渝對記者說。還未到高校工作時，聽說哲學年會在華中師範大學舉行。他和校上司一起趕去，争取到旁聽機會。“那時，能旁聽都高興得不得了。”當時田子渝做夢都沒想到有朝一日會成為大學教授。徜徉在高校的學術海洋中，他如魚得水，以至于後來有學校提出以非常便捷的方式把他“挖”走，田子渝都沒有接受。“我原本隻有高中文憑，學校不拘一格錄用我，我也是首批報到省裡評的二級教授。一路走來，學校對我有恩，我也要盡自己所能做好教學科研。”他感情真摯地說。
吸取教訓重視第一手資料鑒别
五四運動是田子渝最早關注的研究領域。1979年，他撰寫的《五四時期的武漢》一文在《武漢師範學院學報》第2期發表，給人生帶來了重要轉折，更是學術生涯中的一個深刻教訓。文章刊發不久，田子渝就在當年的《江漢論壇》第1期讀到一篇《五四運動在武漢》。此文是華中師範學院政治系牽頭，武漢測繪學院、武漢部隊、武漢鋼鐵學院和湖北化工石油學院的教師組成寫作組，用1年多的時間到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廣泛收集報刊、檔案資料後寫出來的。
“将兩篇文章一對比，我的臉一下子就紅了，發現自己的文章多處細節有誤。”田子渝對此毫不回避。他當時對史料的調查僅限于武漢圖書館，大部分是根據回憶錄等第二手、第三手材料。而寫作組的文稿史料非常翔實，論證更加規範，也更符合學術要求。這讓他深刻地認識到，紮實的史料有多麼的重要，“史料是曆史的靈魂，必須以第一手資料為主”。
1999年，田子渝出版了專著《武漢五四運動史》。“這本書的撰寫時間不長，真正動筆是從1998年3月23日開始，到9月10日結束，隻用了100多天，但資料收集卻用了近20年。”田子渝說。為吸取上次的教訓，田子渝非常重視第一手資料的搜集。他記不清楚到北京、南京、上海去了多少次，遍訪檔案館、圖書館、博物館等機關，在浩如煙海的史料中一遍又一遍地尋覓着曆史原貌。特别是将當時能夠看到的《大漢報》《漢口新聞報》《國民新報》《漢口中西報》《江聲日刊》，他都認真地查閱核對，還圍繞事件的證據鍊進行了拉網式搜尋。
“回憶錄雖然是回憶者親身經曆，但是，多年後記憶不可能很準确。另外，回憶者的觀念和認識局限可能掩蓋、扭曲一些事情。運用時，務必與原始資料結合起來，以曆史檔案和資料為主。”田子渝說。他根據這個原則來取舍，盡管搜集到一些陳潭秋與五四運動的資料，幾乎所有有關陳潭秋的文章和傳記都提到他參加了五四運動，有的還認為他是武漢地區的運動上司者，但由于報刊、檔案資料沒有記錄，田子渝還是忍痛割愛，在書稿中舍棄了這部分内容。
囊螢映雪40年，凝聚了田子渝執着的學術追求與不懈心力。由于史料翔實、論證有力，全書27萬字、140幅圖檔還原了100多年前發生在武漢的五四風雲歲月，至2019年這部《武漢五四運動史》已再版三次。田子渝說，這是他最滿意的一本書，至今都是。他唯一感到不足的是外文資料缺乏，特别是經濟方面的資料顯得不夠。
田子渝關注中國的曆史，也關心家鄉的曆史。漢口是我國内地最早開放的城市，從1861年英國（總）領事館設立後，日本、俄國、法國、美國等均設立領事館。列強的外交官對我國，特别是湖北武漢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風俗等均有詳細的報告，這些資料至今多半還沉睡在這些國家的有關檔案部門裡，如果挖掘出來可以更清晰地呈現湖北民國史。田子渝希望後繼者通過有價值的史料發掘來改寫曆史，用大曆史觀展示湖北現代史的風采。
以點線面方式拓展研究領域
田子渝的學術曆程是從恽代英、李漢俊、董必武等黨史人物研究起步的。還是中學教師時，田子渝就開始關注恽代英。20世紀70年代末，為紀念五四運動60周年，湖北、湖南、江西、陝西四省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革命先輩的故事叢書”，田子渝受邀撰寫恽代英的故事。
這是給國中和國小高年級學生使用的讀物，為了寫得生動活潑，田子渝四處通路熟悉恽代英的人。“70年代，北京有一批人和恽代英有關系。我給很多革命前輩寫信，還收到了鄧穎超的回信，她推薦我采訪恽代英的夫人沈葆英、戰友劉仁靜等。”田子渝說，他很佩服自己當年的勇氣，這麼敢想、敢幹。1979年初春，田子渝北上查找資料，通路了恽代英日記的主要整理者、中國青年出版社的資深編輯張羽等一批人。
“我第一次通路沈媽媽，她連續幾天給我講恽代英的故事。她知道我是自費到北京收集資料，執意給我買回程火車票。”他和沈葆英保持了多年的聯系，親切地喊她為沈媽媽。采訪時，他對記者說，“前不久去北京，路過南禮士路時還遙望沈葆英舊居，沈媽媽音容笑貌浮現眼前”。
一年後，他完成了《留得豪情作楚囚——恽代英的故事》，署名“鐵流”。走上黨史研究之路後，恽代英研究成為田子渝的重要課題之一，他先後發表10多篇論文，與人合作編撰了國内第一部《恽代英傳記》。
李漢俊是中國共産黨主要創始人之一，長期以來被淹沒在曆史塵埃中，有些著作對李漢俊的記錄多有不當之處。田子渝從1979年開始研究李漢俊，力求将人物、活動放在特定的環境裡，進行實事求是的曆史觀照。他采訪李漢俊的戰友、親屬，遠赴北京、上海、日本等地尋找史料，以确鑿的史實證明了李漢俊是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的播火者和中國共産黨早期主要創始人。
從1979年開始關注，到1997年寫成《李漢俊對傳播馬克思主義的貢獻》（《黨史研究與教學》1998年第4期）一文，田子渝整整用了17年。2001年，該文獲得中國中共黨史學會第二屆黨史優秀論文二等獎。此後，他相繼出版多部與李漢俊有關的學術著作。2004年，他承擔了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共産黨早期上司人遺著的搜集、整理與研究”的子課題“李漢俊”項目研究任務，該專題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填補了中共建立人物史研究的空白。
田子渝善于從早期黨史人物的個性出發逐漸找到共性，從點到線至面逐漸拓展研究視野，具有較強的說服力，展現了嚴謹的治史态度與求真的治史精神，由此進入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研究的廣闊領域，同樣取得了可喜成就。對于2012年田子渝與人合作出版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初期傳播史（1918—1922）》，華南師範大學教授陳金龍認為，該著作從曆史事實出發，依據新史料提出了不少新見解。如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初期傳播是近代中國救亡運動在思想領域的必然結果，并非外來政治勢力切入的結果；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初期傳播的主要管道，除日本、蘇俄、歐洲管道外，還有美國管道；1921年6月在漢口發行的小冊子《共産主義與知識階級》，展現了中共一大召開前夕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認識的最高水準，為中國共産黨的誕生做了輿論準備；瞿秋白并非我國傳播辯證唯物主義的“第一人”，1919年7月《晨報》副刊刊登的譯文《馬氏唯物史觀概要》即已開始介紹；“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大幕于1922年開啟；中國共産黨以“國民革命”取代“資産階級民主革命”的提法，有與國民黨提法相統一的考慮，也有共産國際的背景，是中國共産黨對列甯東方革命理論的獨創性回應；等等。該書被譽為該領域研究的“扛鼎之作”，收入2011年“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獲得第七屆高等學校科研優秀成果二等獎、湖北省人民政府第九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
深耕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研究
關注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是2014年68歲的田子渝退休後繼續發光發熱的主要領域。2017年，田子渝被返聘回校主持“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叢編”編撰工作，近年來，他在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研究領域傾注了幾乎全部心血。
我國早期馬克思主義傳播者最初主要是通過日文（還有英文、德文），後來通過俄文轉譯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日文式、俄文式的馬克思主義概念和語言與現代有不同，有的甚至有很大差別。著作中語境、語際和時空關系相當複雜，疏解、考據、考證需要經濟學、社會學、版本學等衆多學科的知識。此外，文言文白話文夾雜、翻譯文字轉換不統一，譯文語義不标準。文獻考證是這部“叢編”編撰過程中工作量最大、難度最大的部分。田子渝及其團隊對著作的版本、封面設計、基本内容、價值及出版、社會效果等作了一系列研究性解讀。對著作中的專有名詞、概念、人物、事件、地名等，以權威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體例為藍本，作了全面的介紹、疏解、考證。
他們在研究中發現，僅恩格斯的譯名就有“嫣及爾”“昂格思”等約10種，馬克思的譯名亦有“馬陸科斯”“麥喀氏”等10餘種。有的概念與現在解釋不同，如價值，有作“價格”解的。有的名詞則在不同語境中的指向差異很大，如“新村”就有日本武者小路實笃的新村、五四時期中國的新村運動、美國的宗教新村運動、蘇俄社會主義的新（農）村等多種語義。
“這些稍不留意，就會弄混淆，出現硬傷。”田子渝對記者說。在整理和考證中，盡最大努力找到中文首譯版本，與外文原始文本進行比對，糾正翻譯的錯誤，改正錯字、别字；對版本背景及其社會效果、不同版本間的比較等進行研究，這是田子渝團隊下功夫最大的工作。整體著作“說明”“注釋”達310多萬字，有相當一部分中譯文對照了原始外文本，一些釋文填補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研究的空白。
“叢編”編撰工作結束後，田子渝列出了一份長長的名單，發自内心地感謝那些曾幫助過他們的人。這其中，就有他的母親。田子渝的母親張林冬是老八路，1938年，15歲的她毅然離開國民黨少将的舒适家庭，千裡奔赴延安。田子渝到全國各地查資料，他的母親寫信給各地的戰友，請他們幫忙照顧。田子渝在北京、上海等地查資料，很多時候是住在他母親戰友家裡，節省了一大筆開支。田子渝自費去中國台灣、美國等地查閱資料，母親也設法給他提供力所能及的經濟支援。
2020年，是“叢編”整理最艱難的時候，編撰組中有5位學者的至親病逝，這其中包括田子渝96歲高齡的母親。他們承受着失去親人的巨大悲痛，含着淚堅持編撰工作。随着鍵盤敲擊，将悲痛化為對文本整理與考證研究中的一個個漢字、一條條“注釋”、一篇篇“說明”……
讓塵封史料“重見天日”
在田子渝的研究所學生涯中，他耗費最多精力、貫穿其學術曆程的始終是史料搜集與整理工作。經曆了1979年的那次深刻教訓，他非常重視一手資料的搜集，研究視野從不局限于武漢，并主動走出去。
田子渝常年生活在南方，到寒冬時節的北方查閱資料時，也遭遇過不小的尴尬。一年冬天去北京搜集資料，住到一個熟人家。一進門，暖氣撲面而來，主人更是熱情待客，遂請他脫掉外面的棉襖，可田子渝卻非常不好意思，因為穿在裡面的毛衣早已破舊，還挂着線頭。不過，這種生活細節并不影響田子渝的學術執着。為了節省查資料的時間，他想方設法提高效率。一次，在北京圖書館，他發現和鄰座查閱同樣的雜志，于是他們臨時“搭班子”協同作戰，在幾天内就完成了共同任務，沉甸甸的喜悅溢于言表。
尋找史料猶如尋找寶藏。田子渝從不放過任何一處可能發現有價值史料的地方。“每當我們翻開布滿灰塵、散發着濃烈氣味、已經變得脆黃的報刊時，就激動不已，因為我們是在翻開一部被封存的曆史，由于我們的努力，它得以重見天日。其間的艱辛和喜悅是一般人所難以了解的。”在《李漢俊》一書的後記中，田子渝直抒胸臆。2002年4月，幾經努力，田子渝争取到赴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訪學2個月的機會。“這次訪學沒有任何經費資助，完全自費，60多天搜集到很可觀的湖北近代史、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檔案、文獻。”田子渝欣喜異常。得知他的經費狀況，台北的朋友深受感動，不僅贈送了很多台灣出版的曆史書籍，而且台北湖北文獻社為田子渝提供住宿便利，也贈送了大量珍貴資料，以緻返漢時因行李超重補交了3000元運費，但是田子渝仍覺得不虛此行。他前後8次到台北，搜集了上千萬字的史料，僅董必武在大革命時期的信件、報告就有20多份。他常說，“找到了文本，研究就有了基礎，研究水準就能走向全國前沿”。
出國機票很貴，田子渝非常珍惜每次參加海外學術研讨會的機會，總是肯多花些時間用來搜集資料，提升出國機會的“成本效益”，從不小家子氣。2000年，在美國舊金山參加學術會議後，他多逗留了半個月，到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斯坦福大學等多所高校的東亞研究所查資料。
“我的運氣蠻好，在斯坦福大學胡佛圖書館搜集到漢口1927年出版的《共産國際黨綱草案》。”田子渝如獲至寶。他到美國3次，搜集到了陳公博1924年撰寫的《共産主義運動在中國》碩士論文影印件。又數次到新加坡、日本，在東洋文庫查到《共産主義與共産黨》第1版孤本，是陳獨秀的轶文。他進而跑遍了北京、上海、香港、澳門等國内各大城市圖書館、博物館和檔案館，在揚州某中學的圖書館，他找到了一本大革命時期《武漢評論》紀念列甯專刊。每當尋找到珍貴的曆史文獻，總讓他激動不已。
為促進史料交流與運用，他做了很多編輯整理工作。2005年，田子渝主編出版了《國民政府史料》，并相繼主編了《武漢抗戰史料》，策劃主編《武漢解放戰争史料》，策劃《武漢民國初期史料》。因撰寫《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史》的需要，田子渝把順便搜集的100多本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書稿的影印件，堆放在書房中。将它們集結出版，對于已退休的田子渝來說，沒有計劃，也沒有能力。
2016年，湖北大學校上司“五顧茅廬”，在他的書房發現了這些寶貝，激動地說“這就是中國共産黨的初心！”2017年春節，當時的湖北省委宣傳部部長到田子渝家中拜訪，看到兩面牆的曆史資料，提議将這些珍貴的史料整理成冊。随後，由年過古稀的田子渝牽頭，彙集湖北大學、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共一大紀念館、浙江嘉興學院紅船精神研究中心等16個機關約70多位專業人員，共同開展“早期傳播”的系統研究。
田子渝對待研究工作總是激情漫漫，不顧患有三級高血壓、三級心衰、持續性房顫，幹勁十足，帶領團隊投入這項基礎性的文化工程。在成都、蘭州，他曾兩次昏倒被送到醫院。一次心衰名額達正常值的11倍，醫生要求馬上住院。為了編纂工作，他堅持用藥物維持，從未有一絲懈怠。2020年4月8日，武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解禁後，田子渝率領團隊成員戴着口罩，從櫻花盛開珞珈山時出發，到雪花飄灑黃鶴樓時歸來。整整9個月，輾轉上海、北京、廣州、重慶、南京、蘇州、鎮江、常州、湖州、順德、澳門等10多個大中城市，不斷深挖紅色資源。春秋五載，1800多個日夜，團隊30多人足迹遍布了美國、日本以及祖國各地，新增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史料近100本，非常值得敬佩。
2021年10月16日，田子渝團隊在首發式上合影。作者/供圖
2021年10月，從搜集到的250種原始文本中精選151種，彙編成2500萬字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著作叢編（1920—1927）》（以下簡稱《叢編》）在漢首發，得到來自全國從事馬克思主義領域研究的學者的贊譽。“《叢編》搶救和儲存了一批非常珍貴的文獻資料，對它們進行了提綱挈領的‘說明’‘注釋’，有利于讀者閱讀，更有利于學者深入研究，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和學術意義。”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傑評價說，《叢編》對中國共産黨百年初心之源的認真探尋，是對“堅持真理、堅守理想”等偉大建黨精神的生動诠釋。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首席專家、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大學教授顧海良表示，《叢編》生動地展現了中國共産黨成立前後，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如何結合中國實際和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主題，進行艱難探索的理論初心，對于曆史地準确把握偉大建黨精神的形成、提煉和升華有重要價值。
“151種原始文本中，70%是第一版，80%是第一次與當代讀者見面。集中、系統、客觀呈現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全景，填補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空白。這些紅色史料的發掘，改寫了‘早期傳播史’的許多定論，還原了曆史真相。”田子渝在釋出會上非常激動，他說，将這些孤本、珍本、新善本影印出版，使它們活起來，化身千萬，服務于社會，就是對這些紅色文物最好的保護。
望着鋪開滿滿一桌的《叢編》成果，新的研究任務已整裝待發，計劃撰寫300萬字的《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通史》，旨在努力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史研究推向新的高度，田子渝将再次啟航。
編輯：齊澤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