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人通過《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裡》一文開始關注外賣業具體的勞動過程，尤其是算法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然而，任何對勞動者的勞動自主性問題的探讨，都不可能從單一抽象的勞動過程本身找到答案，決定勞動自主性程度的一定是施加于勞動者身上各種社會因素的辯證綜合。外賣業同樣如此，決定外賣員勞動過程自主性的力量絕不隻是單一的算法，還包括外賣業的分包體系、平台壟斷、不平等的考核機制、外賣員自身承受的持續的生活壓力等結構性因素。
外賣騎手送餐
我們為什麼關注外賣員
中國的外賣業在2015年開始加速發展，現在已經成為城市系統運作的重要組成。大部分人對外賣員的感性認知來自于他們穿着藍色或黃色工服在車水馬龍中穿梭，這是他們的勞動過程，卻也是人們的日常生活經驗，這便是外賣員工作的特殊性。
但是這種特殊性其實又内在于一種現代城市生活的普遍狀況，即英國馬克思主義者雷蒙德·威廉斯所說的“流動的藏私”[1]：在現代社會中，人們躲藏在自己的私人領域，卻仍然可以憑借技術系統擷取諸如水、電力與資訊等維持生存的必要資源，但倘若沒有建造和維持這些技術系統的人，所謂“流動的藏私”也就無法實作。點外賣這一活動同樣符合“流動的藏私”的定義，因為人們不用出門就可以擷取食物，不同之處在于，人們使用電力和手機時是可以忽略掉建設電力和電信基礎設施的勞工的，也就是那些真正把處于私人領域的個體同外界連接配接起來的勞動者。但是外賣員則必須在城市的街角、商場、電梯中，以自己身體的流動充當食物資源傳輸的管道，為人們提供便利的服務。
這種“可見性”迫使人們關注外賣員，并尋找了解外賣員的話語，但是這些話語再多大程度上再現了外賣業的真實圖景？尤其是在《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裡》一文所引發的熱烈讨論中，算法反而代替外賣員成為了主角，難怪有外賣員會抱怨：
我們身處輿論的中心，卻隻能看見别人的意見，專家啊，學者啊，沒我們什麼事兒。外賣小哥好像沒有說話的權利，我們說的話根本沒人聽得見，就算說了也會消失在茫茫人海中。熱度過去，更沒人願意關注了。我身邊的外賣員也就吐槽一下，還是得接着幹活。[2]
坦白說，在我親身體驗送外賣4個月的過程中，起初絲毫感覺不到算法的控制，因為在實踐中很清楚的事情是，隻要你離開特定的商圈一定距離，算法就不會派發新的訂單。但是我的師父卻不斷叮囑我盡快回到商圈，因為隻有這樣算法才能繼續給我派發訂單，進而在相同的時間内獲得更高的收入。是以，每當我看到即使沒有算法的控制，外賣員還是風馳電掣地傳回商圈，我就會感慨對外賣員勞動自主性的考察，不能再沿着那種單一地探讨勞動過程和算法的路線進行下去了，因為在這一過程中，他們恰恰是主動去“擁抱”算法的。《外賣騎手基本勞動現狀調查》顯示，調查中有超過六成騎手身上負有貸款，近1/3的騎手欠債超過10萬。[3]用騎手自己的話說則是：“來送外賣的，誰身上沒點欠債啊！”是以，僅僅從外部觀察外賣員，便無法體會那種“因為每天都面臨欠債的壓力，是以不得不在深夜、在大雨天、在出了車禍之後還要堅持送餐”的苦楚。而正是想要從真實的生存和勞動情境中去探尋外賣員勞動自主性問題的驅動力，促使我成為一名全職外賣員，具身性地參與到送外賣這一勞動過程中。
需要指出的是，我并不是以一種獵奇和憐憫的心态去體驗外賣員的勞動過程，因為外賣業還具有另一個普遍性的次元，即内在于2008年的金融風暴之後，中國通過發展資訊和網際網路産業實作經濟發展模式更新和重構這一總體過程中。正如唐旻在《騰訊：中國網際網路巨頭的政治經濟學》一書中所指出的，改革開放後，中國憑借着“以工業産品出口為導向，依賴外商投資”的模式取得了矚目的經濟發展成就，但它的弊端在于高度依賴外部的全球資本主義，一旦國外消費市場萎縮，就會對中國經濟造成嚴重影響。2008年金融危機後，通過發展國内的網際網路與資訊産業，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并且創造大量就業，以此抵禦全球經濟衰退的沖擊，正是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更新和重構的核心政策[4]，外賣業自然内在于資訊産業發展這一程序。是以，外賣業能否實作可持續發展實際上是與我們每一個人息息相關的事。
專送模式與不平等的考勤機制
以下資料主要來自于我作為北京地區專送騎手的經驗和觀察。外賣配送總體上分為專送和衆包兩類。衆包模式更接近人們想象中的“零工經濟”，成為衆包騎手不需要任何條件，也不需要加入任何組織，隻需要下載下傳相應的APP完成注冊即可。衆包騎手的單價相對較低，但是會随着配送距離的增加有所提升，一般來說，所有跨區域甚至跨城市的訂單都是由衆包騎手完成的。由于衆包騎手以個體的身份加入平台，是以相比于專送騎手來說擁有相當程度的自由，對于出勤、考勤、是否接單、日任務量沒有強制性要求。外賣平台最初的确是以“零工經濟”的面目出現的，籠罩在其上的“共享”、“自由”等溢美之詞實質上是一種與平台經濟迅速擴張相配套的話語。然而，現實的情況是2020年美團外賣日訂單量已經達到4000萬[5]，類似衆包那種缺乏專業化組織管理的“平台+個體”模式[6]是無法承受住如此規模的交易量的，是以，從零工模式到專送模式其實是外賣業必然的演進路徑。
從上述的介紹可以看出，外賣平台的勞動組織過程既複雜又靈活，這無疑增強了平台的控制能力，并且反過來削弱了外賣員的談判力量。首先，衆包模式使得當下社會中任何在經濟衰退中處于持續的生活壓力之下的群體都能夠成為外賣業潛在的勞動力後備軍，這無疑削弱了專送騎手的工作場所談判力量，因為即使一部分專送騎手選擇罷工，平台仍然可以依賴衆包騎手維持營運，那麼專送騎手自然失去了談判的砝碼。其次，由于工會組織和集體意識的缺失，使得組織談判力量一直處于較低的水準。如果僅從對外賣員群體“原子化”的想象出發，假設外賣員在自雇傭的模式下彼此之間存在個體勞動者的利益之争，就容易忽略“平台-站點-騎手”這一實存的“三層結構”的營運模式對外賣員的控制。
與一般分包模式不同的是，站點不隻是代替平台雇傭勞工，還嵌入到騎手每時每刻的配送過程之中。首先，站點的從業人員負責外賣配送軟體的背景管理，可以随時關停騎手的賬号或者排程訂單的配置設定（訂單根據距離遠近、配送難度有好壞之分）。其次，站點與騎手之間的關系并不隻是對抗性的，站點有時又在平台面前扮演着騎手的利益代言人的角色。由于對騎手的各種罰款的權力，包括配送逾時、物流配送原因取消訂單、藍色風暴着裝不合格、顧客投訴等，仍然歸屬于平台，可騎手若想就這些處罰進行申訴又隻能求助于站點的管理者，如此一來，為了個人生存問題騎手隻能盡量順從于站點的日常管理，并寄希望于後者能夠為自己争取最大程度的利益。同時，雖然平台表面上賦予了騎手投訴所屬站點管理者的權利，但在我所屬的站點中，管理者明确表示：“你騎手投訴我可以，那是你的權利，但是你投訴我之後，我開除你也是我的權利！”十厘清楚，在現存的不平等的管理群組織模式中，外賣員無法擁有勞動的自主性并捍衛自身的權利，但這肯定是算法之外的因素在發揮作用。
專送模式所采取的“平台-站點-騎手”的三層結構使得外賣業勞資關系和勞動組織模式進一步複雜化，這種複雜性本身編織出了一張控制勞工的網，騎手在勞動過程的很多細節上都受到掣肘，沒有任何實存的機制能夠保證騎手民主地決定自身的勞動過程。例如，我所屬站點的出勤要求是騎手每月必須出勤26天，并且每一天要跑夠25單，否則原來9元一單的單價就會降到8元，一位騎手基本上每個月至少可以跑到700-800單，倘若他沒有完成上述名額，那麼就會損失700元錢。這無疑是一種極其不平等的規定，它的作用僅僅在于逼迫外賣員在節假日或者極端惡劣的天氣仍然保持高出勤率以此為平台賺取更多的利潤。我身邊的一位騎手曾經為了在“五一”長假保證每天的出勤，而被迫連續5天送外賣到半夜12點，那個時候，第25單被騎手們稱為“回家單”。包括大風天氣，暴雨天氣，騎手們之是以不顧生命安全地出來跑單，也正是這一不平等的考勤制度的産物。另外，在顧客投訴制度上，騎手也面臨着不平等待遇，今年6月份甯夏銀川一名騎手僅僅因為拒絕幫助顧客扔垃圾，就被罰款50元并限制接單量，騎手的申訴流程十分繁瑣，但是顧客投訴隻需要單方面“陳述事實”，平台不需要對其真實性進行核實。
有人說，外賣員雖然辛苦，但在勞動過程中卻比工廠的勞工在工作中享受更多的自主性，這種自主性指的是騎着電瓶車在馬路上疾馳的體驗，甚至連外賣員自己也會承認這一點，迎面而來的風和兩邊快速後退的街景似乎能夠幫助它們營造一個暫時躲避現實壓力的異空間。可這當然不是勞動過程的全部，例如，除去嚴苛的罰款之外，騎手每個月的薪水中還要被固定扣除的費用如下：工會費25元、騎手費用 15元、保險125元、服務費75元，每個騎手自行繳納交通保險這件事已經不是什麼新聞，外賣員也不止一次質疑這些扣款的合法性，但站長卻告誡：“不要再糾結這幾十塊錢的小錢，其它站點幾百塊錢的不合理罰款很常見，本站點的人要懂得珍惜。”
十厘清楚，在這些涉及到實際利益的問題上，外賣員是缺乏自主性的，我時常在想，如果沒有不合理的罰款制度、沒有不平等的投訴機制，如果工資條上能夠少一些莫名其妙的扣款，如果在發生交通事故時平台能組建一個機動的維修小組幫助孤立無援的騎手處理問題，總之，如果騎手可以擺脫嚴密的控制為自己争取一點權益，那麼他們的日子是不是就會好過一點？
外賣騎手們的集中休息地
算法：物質性、資訊商品化與技術政治
回到曾經被熱烈讨論的算法問題，現在人們日益感受到的是算法作為一種獨立于人的自由意志的技術正在左右人類的決策群組織，但這種感性認知其實遮蔽了算法本身的物質性次元。在外賣業，我們可以看到一種沒有以光鮮亮麗的計算機和大資料技術作為支撐的“算法”，即印度的“達巴瓦拉”，有着130年曆史的原始的“外賣系統”，仍然包含着以下資訊：騎手定位、商家定位、配送時間、配送路線、菜品樣式和價格等等，其根本不依靠計算機程式設計，而是通過外賣員在共同實踐中總結出來的一套簡單編碼系統由顔色、字母、數字和其它簡單符号組成的，來保證配送的及時性和準确性[7]。
可是今天媒介和資訊産業的高度專業化和商業化已經在普遍的經驗層面上将語言、媒介與資訊技術同其物質基礎割裂開來。盧卡奇認為，高等動物為了生存，彼此必須進行溝通，人類的語言和交往起源于經濟的需要——為了能夠掌控越來越複雜的生産組織，人就需要彼此溝通資訊[8]。這也正是文化唯物主義的核心：語言、資訊和勞動本來就是一個總體的物質過程的兩個面向，并不能分開去了解[9]。是以，當我們以文化唯物主義的路徑去了解資訊與人類的實踐活動的辯證關系後，就能夠明白，如同“達巴瓦拉”這一例子所表明的，那些看似已經被專業化了的媒介和資訊技術實際上仍然來源于人類活動本身，它們從人類的實踐活動中通過專業化的方式被抽離出來又溶解到人類普遍交往活動之中。但是這種“抽離－溶解”過程并不意味着資訊和文化簡單地被還原到人類直接的實踐活動中，因為它遭遇了商品化邏輯的中介。資訊商品化的一個顯著後果在于，當媒介和資訊開始大規模地以商品的“形式”出現，進而成為人類組織與生活的基礎設施，資本對生活世界的全面滲透便得以可能。同時，媒介與資訊的“内容”向度又不可能在商品這種形式之下還保持原來的樣貌，内容必然被形式改變，這便涉及到了算法的技術政治問題。
外賣平台算法系統的本質仍然是基于曆史資訊的統計和學習在短時間内給出連接配接商戶、騎手和消費者三者之間供給與需求的方案。相較于此前的媒介與資訊技術，算法的特殊性在于它能夠實時地将現實交往活動産生的海量資訊以資料的方式呈現出來并進行高效加工處理，同時它自身反過來成為了人類的一種新的組織和交往模式。但恰恰是在這一過程中，算法被資本主義商品化的邏輯中介，進而被嵌入了符合平台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價值觀。某外賣平台程式員直言：“外賣騎手跑得越快提高了平台的配送效率，卻造成了自己和自己的同伴們後續越來越辛苦配送時長被一再壓榨。”[10]當外賣員因為害怕逾時而在某一條路線上逆行或者闖紅燈時，這些騎手冒生命危險的代價節省下來的時間又會被算法吸收并再生産為一個新的普遍的時間标準，如此循環下去，最終的結果就是每一條路線的時間要求都會被壓縮到極緻，平台是以獲得更多利潤，背後卻是騎手每分每秒都在上演的生死時速。
我對這種算法的技術政治是有過經驗層面的感受的。今年五一期間，由于訂單量少導緻我無法完成上文提到的考核标準，因而一直耗到傍晚10點鐘，天突然開始下雨，我心裡一慌神就撞到了路邊的護欄上。電動車已經無法正常啟動，我的膝蓋也受了傷，但算法系統中的時間還在一分一秒地流逝，那種情況的确讓人感到絕望，而當我打電話給站長說明情況，他首先問我是否可以把手中沒送完的訂單完成，因為這關乎他的績效。很顯然，這裡的算法充當的隻是冷酷的計時器，它不會感應到活生生的情境，也沒有誰能在那一刹那介入算法，将計時停止。然而，算法并非隻有一種，如果我們能夠把追求效率的價值觀嵌入到算法中，那麼同樣把注重安全性的參數放置其中，例如增加易發生交通事故路段和時段的配送時間。算法還有多種可能性，我們現在已經知道了一直形塑着算法的主導力量，即資訊商品化的邏輯，那麼應該思考的是建立允許外賣員依據自身勞動經驗和訴求去主導算法設計過程的協商機制，而不是充滿絕望地、想象性地把算法固化為一個排斥騎手、壓迫騎手的技術實體。
此外，正是認識到了算法的物質性，我們才可以戳破外賣平台所謂“自雇傭”的神話，平台掌握了最核心的生産資料——算法和手機軟體，是以騎手仍然處于雇傭勞動制之下。但我們不能是以掉入另一個陷阱，即認為電動車、手機、工服這類騎手個人購買的産品不算生産資料，實際上更為激進的了解是，平台資本不隻剝削騎手創造的剩餘價值，還同時通過占有騎手自己購置的生産資料進行剝奪性積累[11]。如果每一位騎手的手機、電動車以及一般性的維修費、保養費和電費，按最低估算是4500元左右，那麼它當然無法和上百億的數額進行比較，但是根據2020年美團财報[12]，2020年美團有單騎手總數為295.2萬，電動車和手機的總成本至少是132.84億，這仍然不是一個小數目。
平台壟斷或者平台合作主義
一位在北京某商圈從事6年外賣員的大姐告訴我，2015年百度外賣還沒有被餓了麼吞并，大衆點評也沒有被美團吞并，當時外賣員每個月的雨天、遠距離配送、大重量和高溫等補貼合計在一起大概有2000多塊錢，而如今類似的補貼每個月還不到100塊錢，即使是在35度的高溫天氣也從來沒有任何補貼。在平台壟斷之下，面對此種不公正的待遇，外賣員最多也隻能是在微信工作群零星地抱怨幾句，沒有任何議價權。但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平台壟斷資本所生産出的社會沖突是内生性的，它們不會真正消失，今年夏天“陝西外賣員怒燒餐箱”、“外賣員四小時搶253單随後‘報複性’新增賬號”的新聞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倘若不能建立實存的機制保證外賣員勞動自主性與權益，類似破壞性的沖突隻會一再上演，是以，必須去探索除平台壟斷之外的多元化和可持續性的外賣營運模式。
美國學者羅伯特·麥克切斯尼在《數字失聯》一書中曾指出網際網路技術天然的“網絡效應”[13]，會使得網際網路産業更容易形成壟斷。當某一平台憑借資本優勢率先将使用者資源建構起來，便具備了一定的公共性，那些還未加入這一平台的潛在使用者便會被源源不斷地吸納進來。不過這一判斷似乎更适用于提供超越空間限制的公共社交需求的社交媒體平台，外賣平台的“網絡效應”則不是那麼顯著，因為無論平台如何壟斷和擴張，送外賣這一活動始終是高度地方化的，是受空間限制的。在實際的營運過程中，大部分騎手總是在以某一區域為中心方圓5公裡之内活動，即使是在現行的壟斷平台模式下，實際負責管理營運的是區域化的分包站點，而不是平台本身。
是以，外賣業的壟斷經營不是必然選擇，平台現行的營運模式恰恰證明了，外賣這項服務并不一定非要由大型平台去提供，完全可以以一個城市、甚至一個縣城為基礎，基于外賣業固有的地方化邏輯，探索在地的“平台合作主義”模式。例如，基于本地需求建立外賣合作社，由外賣員、商家、消費者共同所有，同時在管理組織上實行參與式民主，保證外賣員的勞動自主性。又或者由政府或者NGO組織集資建設算法和應用程式等基礎設施，并允許不同區域的外賣員利用這些基礎設施開展外賣配送活動。這些平台合作主義[14]的想像已經在法國的Coop Cycle的倡議運動和西班牙的Radish平台等實踐中開花結果[15]，也是探索當下中國外賣業多元化、可持續發展路徑時值得借鑒的實踐資源。
公衆号緻誠勞動者的一篇文章揭示了外賣業的“法律暗網”：A公司給他派單、B公司給他投保、C公司給他發工資、DEFG公司給他交個稅……它們互相交織，将騎手緊緊捆住，可當騎手真正跌進前方的大坑并向外求助時，其中的任何一家公司都不足以成為他的用人機關。而站在系統外的農民工律師，仿佛也隻能眼睜睜地看着勞動關系被這樣一步步地人為打碎……[16]可見，算法雖然是決定外賣員勞動自主性的關鍵力量，但它僅僅是構成外賣業這張總體性控制網絡的一個環節，法律暗網、不平等的考核機制、平台壟斷、以及持續的生活壓力都在制約着外賣員對美好生活的追求。而若是想将這張複雜的網絡厘清，僅依靠學術界、媒體和平台企業自身的調研是不夠的，還必須培育一個能夠讓外賣員自己發出聲音，自己決定自己命運，自己為自己開辟道路的環境。今年7月份國家人社部等八部門印發的《關于維護新就業形态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所要求的加強新經濟産業工會組織建設[17]，是初步的探索和嘗試，而其具體的落地情況，則是接下來需要持續關注的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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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程式員不懂騎手的痛？——專訪平台算法工程師 [E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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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英]大衛 · 哈維著.初立忠，沈小雷譯.《新帝國主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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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Robert W. McChesney，Digital Disconnect：How capitalism is turning the Internet against democracy. NY: The New Press，2013:185
14 Trebor Scholz.數字經濟中的勞工組織[C].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121-150
15 外賣騎手何處去？破解零工經濟困局的三條出路 [EB/OL].
16 騎手謎雲：法律如何打開外賣平台用工的「局」？ [EB/OL].
[2021-9-13]. https://mp.weixin.qq.com/s/FIdsv8K-tESolDNLlXGMog
17 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 國家發展改革委 交通運輸部 應急部 市場監管總局 國家醫保局 最高人民法院 全國總工會關于維護新就業形态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 [E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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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ohrss.gov.cn//xxgk2020/fdzdgknr/zcfg/gfxwj/ldgx/202107/t20210722_4190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