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南陽黃山遺址發掘的一處仰韶文化晚期大型作坊。
琉璃河遺址M1902大墓出土青銅卣的銘文。
三星堆遺址4号坑出土的青銅扭頭跪坐人像。
圖為殷墟商王陵M1001大墓出土的石立鸮。
圖為仰韶村遺址出土的青灰色“混凝土”地坪。
圖為琉璃河遺址M1901大墓出土的青銅面具。
圖為三星堆遺址5号坑出土的半張黃金面具。
2021年是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周年。習近平總書記指出：“100年來，幾代考古人筚路藍縷、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發現。”這一年，不少重要遺址的新發現、公布的新成果也一次次吸引着公衆的視線。我們來到這些考古現場，請考古工作者講述遺址發掘的最新進展、對出土文物的最新研究，分享他們的經曆經驗和心得感悟。
——編 者
重新整理對商王陵區格局的認知
牛世山(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站)
殷墟
“一部殷墟發掘史，半部中國考古史”。
90多年來，從起初單純為保護殷墟甲骨文物不被私掘濫盜，到如今“殷墟學”已經是包括甲骨學、商文化與商王朝、城市規劃與建設、人群與社會、手工業技術與工藝、資源利用、藝術史等在内的綜合研究領域。
2021年，我們将目光瞄準商王陵，希望通過勘探尋找小屯宮殿區到王陵區之間的幹道，搞清商王陵區的範圍，進而研究清楚洹河北岸地區的功能區劃。
商王陵及周邊地區的考古工作開展很早。1934年秋到1935年秋，梁思永先生主持殷墟第十次至第十二次發掘，在西北岡發掘10座帶墓道的殷商大墓、1座未完成的大墓及1000多座小墓。大墓規模宏大，随葬文物精美，商王陵所在由此确定，在殷墟考古和中國上古史研究上具有重要意義。20世紀50至80年代，通過鑽探，考古人又大體确認了王陵區範圍，後來在此基礎上建設了王陵遺址公園。此後，相關考古工作就沒有進一步開展。直到2021年8月，我們在遺址公園周圍尋找商代幹道，再次開啟了對王陵區的“打量”。
王陵遺址公園周邊主要為蘋果園，由于樹齡超過25年，樹木已退化，但在殷墟重點保護區内不能栽種深根植物，無法換栽新株，果園大多荒蕪。當我們提出進入勘探時，承包人爽快同意了。
大家花了好幾天清理雜草，打好測控點後，開始拉線布探方。先以2米間距布孔，向北普探。一周内，在公園東牆外東西40米、南北60米的區域内探出3座人骨坑。我們懷疑探孔間距過大，可能有遺漏，又改為1米間距補探，果然在同樣區域探出更多祭祀坑。随後，我們在東牆以東80米的地方探出圍溝。在東圍溝的西段再向西鑽探，果然又發現了一條南北向的溝，寬度與東圍溝相近，溝内填土與東圍溝中的土層分層、土色和土質幾乎完全一樣，據此可以推測，王陵區西部也有完整的圍溝。
将本次勘探結果與以往的幾張考古圖合在一起，可見商王陵區有東、西兩個圍溝，以往發現的商代大墓分布于兩個圍溝内。長方形口的祭祀坑(其中少數可能為陪葬墓)數量多，幾乎都在東圍溝内，方形口的動物坑分布于西圍溝東南角以東、東圍溝以南的區域。在公園東牆外與東圍溝間的區域，新探出祭祀坑400多座，還有少量墓葬，分布很密集，在溝以東的外面則少見遺迹現象。
本次考古勘探新發現的圍溝和密集的祭祀坑，使我們重新思考商王陵區的格局和功能，再次說明在殷墟持續做考古工作的重要性。雖然人們常說考古屬于“發現的學問”，但帶着問題的研究才是重中之重。本次工作的進展，也将推動對商王陵墓制度的研究。
四次考古揭開三千年時光
魏興濤(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仰韶村
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村遺址的發掘，标志着中國現代考古學的誕生，發現并命名了中國第一個考古學文化——仰韶文化，由此拉開仰韶文化研究的百年曆程。
1951年考古學家夏鼐帶隊進行的第二次考古，明确了該文化的性質和面貌。1980—1981年的第三次發掘證明了仰韶村存在着仰韶和龍山兩個考古學文化。每一次考古都有新收獲。
2021年，仰韶村遺址經曆了曆史上第四次考古發掘。
仰韶村遺址第四次考古發掘面積雖然隻有200平方米，但考古人員再次發現了房址、壕溝、墓葬、窖穴、灰坑、灰溝、道路、柱洞等豐富遺迹，出土陶器、玉器、石器、骨器、象牙制品等一大批遺物。通過測年我們知道，所見遺存年代包含仰韶文化早期、中期、晚期以及廟底溝二期文化、龍山文化時期。
也就是說，遺址持續使用了3000年之久。
大型人工壕溝的發現，反映出仰韶村遺址防禦設施完備，聚落人口衆多，發展繁盛。考古工作者首次發現了青灰色“混凝土”地坪、紅褐色塗朱草莖泥牆壁等房屋建築遺存，為研究仰韶村及豫西地區仰韶文化時期房屋建築類别、形制、建造技術等提供了新材料。仰韶晚期和龍山時期的人骨土樣樣品中檢測出絲綢殘留資訊，仰韶時期尖底瓶殘留物中有較早的谷物發酵酒。可見，當時的仰韶村人或許已經過上了穿着絲綢、喝着美酒的生活。
仰韶文化是我國分布範圍最廣的考古學文化，涉及10個省份，延續時間長達2000餘年，在其廣闊的分布區域内可分為不同的“類型”，是一個巨大的文化叢林或文化系統，内涵極其豐富。近年來，河南省在“考古中國”中原地區文明化程序等項目架構下，對渑池仰韶村、鄭州雙槐樹、南陽黃山、靈寶城煙、靈寶北陽平、宜陽蘇羊等一系列重要仰韶文化遺址進行了發掘，共同推動了對仰韶文化的深入認識。
2018年5月至2021年4月對黃山遺址進行的考古發掘中，約30萬平方米的面積内清理出上百處與玉石器制作有關的仰韶文化墓葬、房址、作坊、灰坑等。數量豐富的制玉石工具、玉石料殘次品、陶器、骨器等遺物，說明了黃山遺址大型玉石器生産“基地”的性質。這一發現，填補了中原和長江中遊地區新石器時代玉器作坊遺存的空白，為研究中華文明形成提供了關鍵材料。
靈寶北陽平遺址是鑄鼎原遺址群中面積最大的一處仰韶文化聚落遺址，現存面積72萬平方米。2020年9月至2021年6月的發掘中，在遺址北部新發現大型房址3座。其中2号房址儲存較好，結構複雜，加工考究，其建築形式為半地穴式，坐東北朝西南。房址内儲存大量種類豐富的炭化木構件，有室内中心柱、附壁柱、梁架等，有的類似榫卯結構，為仰韶文化建築遺存所獨有，對于史前房屋建築屋架結構的複原研究等具有重要意義。
這些考古發現和研究表明，各地各時期的仰韶文化曾生發出熠熠閃爍的文明光芒。
銘文實證北京建城史
施 芳(本報記者)
琉璃河
琉璃河是北京城市發展的源頭，代表了北京3000餘年的曆史，也是西周時期分封制度和禮樂制度的證明。
1974年，遺址出土大量精美文物，包括首都博物館鎮館之寶伯矩鬲、北京地區出土的最大青銅器堇鼎，北京作為燕國都城的面紗由此揭開。
當年由于地下水位高，兩座墓葬沒有發掘完整。從2019年起，兩座大墓的發掘重新開機，并開展了城址區和墓葬區考古，共發掘西周早期墓葬5座、房址3座、疑似城外環壕1條，出土銅器、漆器、陶器、海貝、象牙器、絲織品标本等各類文物100餘件。
2021年末，随着一批最新考古成果的釋出，北京房山琉璃河遺址再次吸引了世人的目光。
為填補以往田野發掘的空白，研究西周墓葬的棺椁規制，考古人員首次采用從椁室之外向内清理的“破壁發掘法”，對重點現象和出土器物進行1/2清理，重點痕迹留取剖面。清理出多處以往未發現的漆器、織物交疊現象，首次辨識出北京西周青銅箭頭的木質箭杆、席紋等，首次成功提取到北京西周早期帶紋飾的絲織品，精準還原了每件出土器物的空間位置，為還原下葬過程和喪禮制度提供了豐富的材料。
文物保護專業人員全程參與發掘，對不同材質遺物進行因地制宜的保護。對木杆、席痕、朱砂、織物等有機類文物，使用薄荷醇等進行臨時加強處理，漆木器采用薄荷醇、石膏、聚氨酯發泡劑等，結合整體套箱快速提取後，迅速置入實驗室進行實驗室考古和保護修複。
編号為M1901的大墓，曾出土堇鼎，此次也有不少新發現。在考古現場展出的青銅面具、獸面形銅飾、成組的銅車馬器、镂空有銎銅戈，紋飾精美，細節豐富。镂空有銎銅戈的結構和裝飾受到周邊多個地區的影響，三角形的刃與巴蜀地區有關聯，镂空紋飾又與長江中遊地區有聯系，封頂管銎的結構與北方草原的武器相似。青銅面具、獸面形銅飾等盾飾的使用，包括一手執盾、一手執戈的武士形象，都表明墓主人身份絕非一般。
在曾出土伯矩鬲、編号為M1903的大墓中，這次新出土了多件漆器，可辨識者有三角紋簋、豆等。漆器的發現，對于墓葬随葬器用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在M1901和M1903之間，新發現的M1902大墓出土了目前北京所知年代最早的墓葬頭箱蓋闆。箱内有銅提梁卣、銅尊、銅爵、銅鼎、銅劍、漆器、陶器等，組合豐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件青銅卣銘文出現“太保”“墉燕”“燕侯宮”等内容，證明3000餘年前，周王重臣召公親臨燕都建築了燕國都城城牆，也就是現在琉璃河遺址的董家林古城。“墉”字應為築城之意，銘文以無可争議的文字資料實證了3000餘年的北京建城史，在世界城市史研究上具有獨特價值。
本次考古，為了解西周時期的禮樂制、分封制、葬制及葬俗、早期城址規劃等相關問題提供了很多有價值的資訊。
六個“盲盒”拆出重要文物
雷 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遺址工作站)
三星堆
1986年，三星堆遺址兩個祭祀坑的發現轟動一時。三星堆生動展現了古蜀文明的獨特性和創造性，豐富了中華文明的整體面貌。
2021年3月以來，三星堆的考古工作因祭祀區“連拆6個盲盒”，霸屏出圈，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和高度評價，可謂“小睡數十年，再醒驚天下”。
截至目前，3号坑和4号坑的器物清理與提取工作全部結束，進入室内整理階段。5号坑底部金器和象牙器碎片的整體截取方案已制訂完畢，即将實施切割提取。6号坑木箱已整體套取搬回室内，準備對箱内填充物展開進一步清理和檢測。7号坑與8号坑的象牙層已基本提取完畢，開始大面積進入銅器與玉器層。
7、8号坑的器物分布密度極大，尤其8号坑，壓根兒沒辦法下腳。依靠無接觸式發掘裝置，即可移動吊車，才使清理工作正常開展。發掘人員隻能趴在或者跪在吊車上進行清理和記錄，盡管上吊車工作的都是90後的小夥子，但時間長了還是會受不了，是以得每小時換班，輪番上陣。
此次發掘，已出土金、銅、玉、石、瑪瑙、綠松石、陶、象牙、象牙器、海貝等各類器物逾萬件，初步預計修複後的完整器或較完整器當在2000件以上。已提取或已暴露的器物中，不乏“明星級”的。比如3号坑的青銅頂尊跪坐人像、卷發(冠)人像、尖帽小立人、巨型人面具、神樹紋玉琮、獸面紋玉器座，4号坑的青銅扭頭跪坐人像，5号坑的大型金面具、鳥形金飾，6号坑的塗朱木箱、玉刀，7号坑的青銅“龜背井蓋”，8号坑的青銅大神獸、頂(觚形)尊蛇身人像等。這些器物或造型奇特，或結構複雜，或精美絕倫，或體量碩大，引人注目。
就拿青銅扭頭跪坐人像來說，其誇張的發型和特殊的器物功用引人遐想。這類近乎完全寫實的人像，即使在以人物造像見長的三星堆也是首次發現。
青銅頂尊跪坐人像，把一件典型三星堆風格的人像與一件中原地區以及長江流域常見的商代青銅禮器——大口尊，近乎完美地合為一體。大口尊既非原汁原味的中原樣式，也非典型的長江流域風格，而是進行了大膽改制，除了在大口尊口部加飾短柱，還非常巧妙地将兩種龍的形象裝飾在大口尊的頸部與肩部。這樣的大口尊，精妙絕倫，全國僅見，古蜀人的想象力及創新力果真非同凡響。
絲綢的發現也是本次發掘最大的亮點之一。古代有關蠶桑的傳說大多與蜀地相關，三星堆發現的大量絲綢殘留物或印痕，實證了古蜀地區蠶桑絲織業的悠久曆史。
此次發掘，新的考古理念、方法和現代科技手段被大量運用。發掘現場專門設計建造了全封閉、恒溫恒濕、有新風系統的發掘方艙，将6個新坑全部罩了起來，發掘人員全程身穿防護服進艙工作，盡量做到無菌化發掘。多學科實驗室配置了一系列監測、檢測與記錄儀器，對出土器物進行現場觀察、分析、資訊提取和保護，實作了考古發掘、多學科研究與現場保護的無縫結合。
版式設計：趙偲汝
《 人民日報 》( 2022年01月05日 1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