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實際利益上，婚姻正變得多餘。
各位，如題，結婚需謹慎，因為離婚正變得越來越難。
元旦期間，山東高法因為一篇“不能僅以出軌為由請求離婚”的文章登上熱搜，文章稱：“出軌不屬于同居行為，不能據此要求離婚。”
盡管在招緻非議後，山東高法很快删除了這篇與現行司法解釋相悖的荒唐文章，但它依稀閃爍着一個耐人尋味的事實：這些年來，我國司法機構一直在以某種“慈母”姿态，苦口婆心地唠叨着我國傳統價值觀：“甯拆十座廟，不破一樁婚。”
2020年出台的民法典，更是設定了“離婚冷靜期”，讓想離婚的人先冷靜冷靜，再做決定（盡管最後做出的決定基本沒啥變化）。
這種“能不判離就不判離”的态度有道理麼？
從國家視角，有。
婚姻的日漸衰亡，意味着生育率下降，而生育率與國家長遠利益之間的關系，再怎麼強調都不過分。
不過就像生物體和癌細胞之間的關系，“國家長遠利益”與年輕人的“當下個人利益”，并不總是完全一緻。過去多年，我國離婚率持續走高，結婚率持續走低，年輕人愈加仇視婚姻。
為什麼？
核心原因隻有一個：在“實際利益”上，婚姻正變得多餘。
首先需要指出，愛情并不需要婚姻，愛情怎麼可能需要婚姻？需要靠制度和法律來保障的關系不可能是愛情。
在“愛情理想主義者”眼中，那張赤紅的結婚證書，就是對“愛情”最大的亵渎。
什麼是“愛情”？恰如作家熊逸所言：“它不需要證書和律師，不需要任何财産配置設定方案。你愛或不愛我，我都愛你；你打我罵我，我都愛你；你背叛我辜負我，我都愛你；你給或不給我名分，我都愛你；就算讓我欺師滅祖，禍國殃民，讓我觸犯世界上一切道德和法律，我都一往無前地愛你。”
這種愛情極其罕見。
其實不隻是“這種愛情”，人類曆史長河中，“愛情”本身就很罕見。
你要知道，人類史上那些已化作遺骸的夫妻，他們大多數是沒有“愛情”的（十字軍東征時期貴族夫人們的婚外情，才讓“love”這個詞流行起來），有的隻是“生育共同體”，“經濟合作社”和“合法性生活組合”。
然而在現代社會，這三樣東西，都已迅速解體。
先說“生育共同體”，在物質豐裕時代，一個人的收入就足以支撐孩子的生活。即便是那些收入微薄的家庭，“生育共同體”的原始基因，也在潛意識裡規劃了他們的“離婚周期”——為什麼是“七年之癢”而非更短或更長時間？因為婚後七年左右，育兒負擔高峰就已過去，無愛的婚姻，也就可以松綁了。
對婚姻制度真正緻命的打擊，是“經濟合作社”的解體。
事實上，大多數人不願結婚的最主要理由，是“沒找到合适的”，而你之是以“沒找到合适的”，還能過得不錯，就是因為傳統婚姻關系中“經濟合作社”屬性的瓦解。
在中國這片移動網際網路繁盛之地，傳統婚姻中的大多數功能，已經被社會分工——或者說各種APP取代。
農耕社會，男人隻會耕地，女人隻會織布，若不結婚，男人沒衣穿，女人沒飯吃。
現在，衣食住行，一鍵直達。社會福利機制，養老院，保險産品的完善，也大幅抵禦了單身風險。
而“經濟合作社”瓦解的直接寫照，就是女性在職場中的日趨重要，不再依附于男人，她們也可以光芒萬丈。對她們來說，老娘憑本事單身，為啥一定要結婚？兩個人一起努力，還不如單身過得好。
最後，讓婚姻變“多餘”的，還有它和性的分離。
這個你懂的。在傳統社會，不結婚就很少有性機會，婚前性行為的代價高昂到令人窒息。
83年嚴打期間，“女流氓”翟曼霞被判處死刑，原因隻是她曾與十幾名男子發生過關系。刑前翟曼霞說：“性自由是上天賦予我的權利，是我選擇的一種方式，現在看來這種行為或許是超前的，但是幾十年後，人們不會再這麼看。”
如今幾十年過去，翟小姐的預言成真。現在的社會都快要倒過來了，很多人的性行為，主要發生在婚前和婚外，即使結了婚，夫妻也很少同床，這讓我想起心理學家榮格的一句俏皮話：“結婚主要的好處，是讓人能夠享受到偷情的快樂”。
總之，這一切都讓年輕人困惑：
我過得這麼爽，為啥還要結婚？
又或者，我都過得這麼不爽了，為啥還要結婚？
婚姻經濟學就認為，一個理性人的結婚目的，是想從婚姻中利益最大化，如果婚姻收益超過了單身收益，人們就選擇結婚，否則甯願單身。
李銀河曾在《奇葩大會》上提出了一個有點極端的觀點：“婚姻制度終将消亡”。
這是真的麼？
我不知道，我隻知道，在可預見的未來，讓年輕人結婚，将越來越難。
當然，相應的，讓結婚的人離婚，也将越來越難。
真要把國家逼急了，“不能僅以出軌為由請求離婚”，說不定終将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