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七君子”唯一女性，新中國首任司法部長，晚年官至副國級
1936年11月，國民政府逮捕救國會上司人沈鈞儒、章乃器、鄒韬奮、李公樸、沙千裡、王造時、史良等人，後在各黨派和國際友人援助下，他們終于被釋放出獄，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事件”。
如果有人有心注意的話，七人中隻有一人是女性，此人建國後成就很高，不但是新中國第一位司法部長，後來還成為副國級的上司幹部，她就是史良。
在那個時代，女性能夠有此成就非常了不起，而史良能夠成就這一切，首先要感謝的就是他的父親。
1900年史良生于江蘇常州，在“女子無才就是德”的年代，很少有女孩進入私塾讀書，其父就在家中教她讀書，見識多廣，思想開明的父親還給她講了很多大道理，讓她從小萌生民族意識和愛國情懷，民國建立後，已經14歲的史良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當地的女子師範。
1922年，是她人生道路中重要的一個年份，因為這一年她考入上海政法大學，多年以後的輝煌成就将從這一步開始。
而幾年後她的從學之路發生一些轉折。
當年五四愛國運動中，史良就是當地學聯的副會長，帶領學生上街遊行演講，非常有領袖風範。而在上海政大讀書期間，其校長隻重金錢卻不管教學品質，同學們與校長理論，卻以四個同學被開除而告終，此時史良拿出當年的風範，一番措辭将校長駁得理屈詞窮，後來她上司100多位學生組成護校團。
這時上海法科大學剛剛成立，史良帶着護校團全體成員，全部加入法科大學，而校長董康可是民國時期司法界名人，而幸運的史良得到董康的傾心傳授，成為他的得意門生。
雖然史良學業優秀，但由于上海法科大學是私立大學，無法榮獲律師證書，是以剛畢業的史良被安排到總政部工作，為人正直的她與上級格格不入，後來還遭到誣陷關進監獄，在獄中她見識到種種黑暗行徑，更多的是見到慷慨不已、視死如歸的我黨人士，出獄後，史良開始與我黨接觸。
後來她當上律師後，就參與很多營救我黨地下黨員的案件，幫助很多同志榮獲自由。
1936年，救國會成立，史良就是重要組織成員，不久她作為代表來到南京請願，進行抗日救國的宣傳，沒想到她與救國會幾位上司人被捕入獄，作為其中唯一的女性，她堅持自己的原則，從不向敵人低頭，在各黨派人士，和國際友人愛因斯坦、杜威的援助下，他們終于被營救出獄。
此後，史良更相信與我黨的合作是正确的。
新中國成立後，她受邀參加開國大典，這是她一生最值得驕傲的時刻，建國後，她擔任首任司法部部長，參與制定《婚姻法》，幾年後司法部被撤銷，她調任人大工作，幾年後成為副委員長，副國級的幹部。
為了表達祖國對她的信任和重用，她多次将自己的财産捐出，1985年9月6日史良在北京去世，此時她的房産和财物已經全部捐獻給國家，沒有給親人留下任何遺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