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朝中有人好做官”，一個官僚如果希望自己的仕途順暢，者背後就必然有賞識者、提拔者，這是封建時代官場的潛規則。但是，權力所在，即漩渦所在。為官者因為卷入高層的權力鬥争，乃至成為犧牲品者，曆史上也是屢見不鮮。是以，如何處理自身與高層的關系，這裡面大有智慧。
曾國藩是晚清中興名臣，他不管是為學、為官還是為人都為後人所稱道，尤其是為官方面，可謂老謀深算，城府極深，從不陷入高層的權力鬥争之中。
曾國藩在京為官期間，其仕途是很通順的。他1838年中進士，1840年授檢讨，1847年即升任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并于此後四年中遍兼兵、工、刑、禮各部侍郎，十年七遷，連升七級。如此速度，就連他自己也頗為得意，說“湖南三十七歲至二品者，本朝尚無一人”。
當然，曾國藩之是以能如此迅速的升遷，固然與他本身勤勞幹練以及士林聲望有關，但背後也是有人，他就是道光朝權臣穆彰阿。
穆彰阿是内閣大學士又是首席軍機大臣，他極會玩弄權術，史書上說他“門生故吏遍于天下，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時号為穆黨。”
曾國藩與穆彰阿的光系，源于1838年戊戌科會試，這一科的主考正是穆彰阿，曾國藩考中進士，按照清代官場的規矩，他自然而然就成了穆彰阿的門生。此後1843年翰詹大考，穆彰阿又是總考官，而這次大考，也成了曾國藩的一級官場契機。
在此之前，曾國藩一直是翰林院檢讨，多年來品級一直未動，而就是這次大考，在穆彰阿的提攜下，幾乎年年升遷，歲歲加銜，五年之内，從一個從七品的翰林，一躍而成為二品大員，正應了“朝中有人好做官”這句俗語。
不過，曾國藩的聰明之處在于，他依靠穆彰阿卻并不是真正的穆黨成員。曾國藩素來标榜程朱理學，為道光朝的風氣是深惡痛絕的，在很多問題上，他甚至與穆彰阿的政見相悖，比如他對鴉片戰争中道光帝對林則徐的處置，就有不同的看法，盡管這種處置是穆彰阿一手操縱。
是以，道光一朝，曾國藩與穆彰阿始終保持者若隐若現的距離，而這個适當的距離也讓自己處于有利的局面。鹹豐即位後，清算穆彰阿一黨，但曾國藩并未是以而受到任何的牽連。
曾國藩與另一位權臣，即鹹豐朝的肅順同樣也有類似的經曆。肅順很受鹹豐帝的寵信，尤其到了鹹豐朝後期，肅順的權力越來越大，他與同是皇族出身的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等結成一個政治集團，一方面排斥和打擊異己，一方面又注重籠絡漢人。
曾國藩正是肅順極力拉攏的人，對于湘軍集團這股政治勢力，肅順十分關注。事實上，肅順與湘軍集團确實有着非常微妙的關系。他經常表示對曾國藩、胡林翼等人的好感，而在曾國藩得到兩江總督的任命上，肅順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然而曾國藩的聰明之處在于，他并沒有因為肅順的示好，而一下子投到肅順的懷裡。相反，對政局極為敏感的他，隻是通過郭嵩焘等人與肅順保持着一種若即若離的間接聯系。
是以，當辛酉政變後肅順倒台，慈禧太後掌握政權徹查肅黨時，發現朝野大臣多與肅順往來，唯獨曾國藩與肅順沒有片紙的聯系，以至于慈禧太後連連發出感慨，稱曾國藩為“第一正人”。
有意思的是，肅順倒台後，掌握大權的慈禧對曾國藩更加信任，令他督辦四省軍務，自巡撫、提督以下文武各官皆受節制。由此，肅順倒台後，曾國藩的地位不僅沒有受到任何影響，其勢力反而達到了高峰。
對于封建官場來說，朝中有人好做官并不僅僅是一個潛規則，這裡面蘊含着極深厚的功力，依人而起者，亦可依人而倒，這是一種辯證的關系，也是官場中的一個規律。曾國藩這種“表面一套，背後一套”的做法，盡管有時看來不夠厚道，但卻是為官者的生存法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