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中國古代史，無論是漢唐宋明，還是兩晉元清，基本都以一代作為興衰分水嶺，諸如西漢哀帝、明朝神宗等等，他們本可以帶領國家上更高一個層次，但是因為種種原因，帝國在他們手裡反而由盛轉衰。
其實也很好了解，我們今天也常言“富不過三代”，放在這裡同理。經過數代的艱苦創業，到他們這一代物質不再匮乏，甚至有盛世之象，天下承平，國泰民安，自我感覺良好。古之賢君，未能及也，瞬間就膨脹，失去了憂患意識，什麼好大喜功，沉迷聲色都出來了。
這類君王中最出名的非唐玄宗莫屬，試想唐玄宗其人早期也是一代有為之君：平太平公主、韋後之亂，任用姚崇、宋璟、張九齡、封常清，哥舒翰等賢臣名将内修政績，外征敵寇，一手締造了開元盛世。是以《新唐書》對他也不乏溢美之詞：
玄宗親平其亂，可以鑒矣，方其勵精政事，開元之際， 幾緻太平，何其盛也。
但就是這麼一個雄才大略之君，到後期也逐漸奢侈腐化，重用楊國忠、李林甫、安祿山等人，同時大封節度使，一時間權奸把持朝政，節度使盤踞邊疆，這些都為安史之亂埋下伏筆。
可以說玄宗一朝，就是盛唐的興衰分水嶺，盡管之後有元和削藩、大中之治等等治世，但相比盛唐還是有雲泥之别。如果我們仔細留意就會發現，不止是唐朝，大多數封建王朝都跳不出這個曆史怪圈，比如我們前面提到的漢哀帝，明神宗，清高宗無不如此，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除了我們前面提到數代承平之後子孫的怠惰之心，還有封建王朝的周期積弊。
一般來說，大一統王朝總是建立在一片廢墟之上，舊的利益集團被打破，生産力遭到極大破壞，人口也大幅減少。
此時的新王朝就是一張白紙。朝廷手中有大量的土地可以用來配置設定，再加上人口不多，不論是賞賜功臣或者安撫自耕農，都是綽綽有餘的。甚至安頓好之後，朝廷還有大量土地。
這是充滿生機的時代。從功勳顯貴到販夫走卒，幾乎都能在利益重新配置設定中得到好處，大家臉上也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這是經濟利益。而社會層面也在重新塑造格局。
新王朝的創業團隊比較獨立，并沒有建立起盤根錯節的社會關系。
他們成為統治集團後，需要幾十年甚至近百年，才能和士紳、豪商等階層結成同盟，掌握全部社會資源。這幾十年的時間差，就是一段真空期。
在這段真空期内，社會階層是流動的，讀書好可以很快做官，經商可以很快緻富......他們可以較少的受到社會關系的羁絆。
王朝初期，一切都在蒸蒸日上。
農民有田種、讀書人有官做、朝廷财政良好，用不了幾十年就會迎來盛世，再過一段時間，馬上就會兵威海内。幾乎每個王朝的前一百年，都是充話費送的。皇帝和大臣什麼都不用做，隻要按時上班打卡，太平盛世肯定會如期而至，比大姨媽都準時。但是盛世之後，問題就來了。如果朝廷的開國勳貴能延續下來，經過多年發展，他們的觸角早已延伸至社會的方方面面，從一枝獨秀變成一手遮天。
地方上的士紳、豪商也發展成土皇帝，他們不僅是官府的盟友，也是更高一級大佬的下線。從朝廷到農村，鋪天蓋地的大網就此結成。
鮮活的空氣變得窒息，流動的階層變得固化，活躍的經濟和财政也逐漸降溫，大家的日子都不是很好過了。是以社會到此時已積累到一定沖突，到了他們這關鍵的一朝，如果君王自身對于當時社會有一定的認識，那麼就會意識到國家的積弊，王朝的危險，同時會想方設法改善這些積弊，而後就會付諸于行動-任用一些著名的改革家改革。如果成功，類似神宗前期的張居正改革，國家就會延續數十上百年。凡事都有兩面性，與之對應的是-如果失敗，王朝就會江河日下，而後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提上日程，貴族就會見縫插針-唯恐天下不亂，渾水摸魚，以求成為新的統治集團。
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之是以會形成這種周期規律，隻因為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逐利思想是亘古不變的，當既得利益被剝奪，無非改善，無非反抗而已，一種溫和，一種極端，隻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處理方式，但結果終究是大同小異。
也因為封建王朝的這些局限性，是以封建王朝大多逃不出興衰集中一朝的曆史怪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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