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古代史，无论是汉唐宋明，还是两晋元清，基本都以一代作为兴衰分水岭，诸如西汉哀帝、明朝神宗等等，他们本可以带领国家上更高一个层次，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帝国在他们手里反而由盛转衰。
其实也很好理解，我们今天也常言“富不过三代”，放在这里同理。经过数代的艰苦创业，到他们这一代物质不再匮乏，甚至有盛世之象，天下承平，国泰民安，自我感觉良好。古之贤君，未能及也，瞬间就膨胀，失去了忧患意识，什么好大喜功，沉迷声色都出来了。
这类君王中最出名的非唐玄宗莫属，试想唐玄宗其人早期也是一代有为之君：平太平公主、韦后之乱，任用姚崇、宋璟、张九龄、封常清，哥舒翰等贤臣名将内修政绩，外征敌寇，一手缔造了开元盛世。因此《新唐书》对他也不乏溢美之词：
玄宗亲平其乱，可以鉴矣，方其励精政事，开元之际， 几致太平，何其盛也。
但就是这么一个雄才大略之君，到后期也逐渐奢侈腐化，重用杨国忠、李林甫、安禄山等人，同时大封节度使，一时间权奸把持朝政，节度使盘踞边疆，这些都为安史之乱埋下伏笔。
可以说玄宗一朝，就是盛唐的兴衰分水岭，尽管之后有元和削藩、大中之治等等治世，但相比盛唐还是有云泥之别。如果我们仔细留意就会发现，不止是唐朝，大多数封建王朝都跳不出这个历史怪圈，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汉哀帝，明神宗，清高宗无不如此，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我们前面提到数代承平之后子孙的怠惰之心，还有封建王朝的周期积弊。
一般来说，大一统王朝总是建立在一片废墟之上，旧的利益集团被打破，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人口也大幅减少。
此时的新王朝就是一张白纸。朝廷手中有大量的土地可以用来分配，再加上人口不多，不论是赏赐功臣或者安抚自耕农，都是绰绰有余的。甚至安顿好之后，朝廷还有大量土地。
这是充满生机的时代。从功勋显贵到贩夫走卒，几乎都能在利益重新分配中得到好处，大家脸上也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这是经济利益。而社会层面也在重新塑造格局。
新王朝的创业团队比较独立，并没有建立起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
他们成为统治集团后，需要几十年甚至近百年，才能和士绅、豪商等阶层结成同盟，掌握全部社会资源。这几十年的时间差，就是一段真空期。
在这段真空期内，社会阶层是流动的，读书好可以很快做官，经商可以很快致富......他们可以较少的受到社会关系的羁绊。
王朝初期，一切都在蒸蒸日上。
农民有田种、读书人有官做、朝廷财政良好，用不了几十年就会迎来盛世，再过一段时间，马上就会兵威海内。几乎每个王朝的前一百年，都是充话费送的。皇帝和大臣什么都不用做，只要按时上班打卡，太平盛世肯定会如期而至，比大姨妈都准时。但是盛世之后，问题就来了。如果朝廷的开国勋贵能延续下来，经过多年发展，他们的触角早已延伸至社会的方方面面，从一枝独秀变成一手遮天。
地方上的士绅、豪商也发展成土皇帝，他们不仅是官府的盟友，也是更高一级大佬的下线。从朝廷到农村，铺天盖地的大网就此结成。
鲜活的空气变得窒息，流动的阶层变得固化，活跃的经济和财政也逐渐降温，大家的日子都不是很好过了。所以社会到此时已积累到一定矛盾，到了他们这关键的一朝，如果君王自身对于当时社会有一定的认识，那么就会意识到国家的积弊，王朝的危险，同时会想方设法改善这些积弊，而后就会付诸于行动-任用一些著名的改革家改革。如果成功，类似神宗前期的张居正改革，国家就会延续数十上百年。凡事都有两面性，与之对应的是-如果失败，王朝就会江河日下，而后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提上日程，贵族就会见缝插针-唯恐天下不乱，浑水摸鱼，以求成为新的统治集团。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之所以会形成这种周期规律，只因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逐利思想是亘古不变的，当既得利益被剥夺，无非改善，无非反抗而已，一种温和，一种极端，只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但结果终究是大同小异。
也因为封建王朝的这些局限性，所以封建王朝大多逃不出兴衰集中一朝的历史怪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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