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府文廟沿革
《文物世界》 2011年02期 李海
大同府文廟即大同府學，是大同傳承儒學文化的符号。唐、宋以來，遍布中國境内的各級官學多以儒學和孔廟相結合的形式存在。祭祀先聖孔子，培養儒學人才，故稱為廟學，又稱學宮、文廟。孔廟是學宮的信仰中心，儒學是學宮的存在依據。地方廟學（文廟）一般位于各地的府、州、縣城中，其建築規模和标準在當地都是很高的，各地的《地方志》中都有關于廟學的記載，并且附有學宮圖。可見，廟學在當時的社會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許多學者對廟學已作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很少涉及大同地區的廟學。為此，本文拟對大同府文廟的沿革作初步讨論。
一、大同府文廟的淵源
大同府文廟源遠流長。清乾隆《大同府志學校》記載[1]：“大同府儒學在府城東南隅。舊學在府治東，即元魏中書學、遼西京國子監、金時之太學、元之大同縣學也。明洪武八年建為府學，二十九年以府學為代藩府，改雲中驿為府學，即今學也”。據此，先對大同府文廟的淵源及其早期發展進行探讨。
1.北魏平城已有廟學“雛形”
《魏書·儒林傳序》曰[2]：
太祖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為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太宗世，改國子為中書學，立教授博士。世祖始光三年春，别起太學于城東……顯祖天安初，诏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太和中，改中書學為國子學，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
員至三千”。太宗明元帝出于政治考慮，改國子學為中書學。世祖太武帝在平城之東“别起太學”，即在城東另外再建太學。顯祖獻文帝天安初（466年）“诏立鄉學”，即建立地方官學，實施郡國學制，并按郡的大小規定了博士、學生人數。北魏地方學制的公布和實施，在中國古代尚屬首次，正如《魏書·高允傳》所言：“郡國立學，自此始也”[3]。高祖孝文帝把中書學又改為國子學，同時又專為皇室子弟開辦了皇宗學。
北魏中書學獨具特色[4]。北魏初，拓跋鮮卑政權急需漢人士族精英的參與，于是中書學應運而生。據《魏書·李順傳》記載，李順“神瑞中，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郞”[5]。據此，至遲在神瑞年間（414～416年），明元帝改國子學為中書學。這不僅是名稱的改變，重要的是辦學性質的變化，中書學既是教育機構，又是北魏早期吸收、控制漢人士族的機構。北魏中書學隸屬于中書省，而非太常管轄。中書學博士、學生多為漢人士族成員。中書學雖以五經教授，而中書博士多不專主授經。中書學生亦有品階，入學即按七品官員待遇，無需經過明經策試即可入仕。不少漢人士族成員多由中書學起家，仕至顯貴。是以入中書學也成為漢人士族參與北魏政權、保持政治地位的的一條重要途徑。到孝文帝太和年間，漢族士人在朝廷中的地位得到明顯的提升，那些累世為官的漢人士族在北魏政權中已可與鮮卑貴族并駕齊驅。這樣，中書學也就完成了曆史使命，孝文帝于太和十六年（492年）又改中書學為國子學。北魏中書學存在了70多年。
在官學中興建孔廟始于北魏平城。明元帝永興五年（413年）下诏“祀孔子于國學，與顔淵配”[6]。《魏書·世祖紀上》記載，世祖始光三年（426年）二月，“起太學于城東，祀孔子，以顔淵配”[7]。是為中國曆史上在學校立孔廟之始。如此有廟有學，二者在建置的空間上和進行的尊孔崇儒的教育上密切相聯，當時雖未見“廟學”之名，但實已開始形成“廟學”的雛形。
北魏不僅在京師官學中修建孔廟，而且至遲在孝文帝時各州郡學校亦立孔廟奉祀。《魏書·劉道斌傳》曰：“道斌在恒農，修立學館，建孔子廟堂，圖畫形像。去郡之後，民故追思之，乃複畫道斌形于孔子像之西而拜谒焉”[8]。劉道斌是孝文帝時人，出任恒農太守後，修立郡學，在學館内興建孔廟。他去職後，恒農人民為紀念他，畫其像于孔子像之右配祀，也開啟了在地方廟學中設定名宦祠之先河。
從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遷都洛陽到後晉天福初（936年），石敬塘将幽、雲十六州割予契丹期間，中國古代廟學有了較大的發展。如唐太宗貞觀四年（629年）下诏“州、縣學皆作孔子廟”[9]。在此期間，大同長期為州府治所，雖有陷廢，但時間較短。按郡國學制，理應設定府學，可惜史載阙如，詳細情況不得而知。
2.遼、金、元時大同廟學的發展
（1）遼西京國子監。947年，遼太宗改契丹國為大遼國。遼初大同為雲州，遼興宗重熙十三年(1044年)，改雲州為西京，為遼陪都。同年在西京設立了西京國子監，這是繼北魏之後，在大同再次設定的國家最高學府。清《山西通志》記載，遼西京國子監在大同府治東南。元代張起岩《祟文堂記》曰：“雲中在遼、金為陪京……學即遼故國子監，宏敞靖深冠他所”[10]。
除國子監外，遼在西京尚設西京學（可能是西京太學）及各州學、縣學。《遼史·聖宗紀》記載，道宗清甯元年（1055年）十二月，“诏設學養士”。《遼史拾遺》亦載：“道宗诏設學養士，于是有西京學，有奉聖、歸化、雲、德、宏、蔚、妫、儒等州學，各建孔廟，令博士、助教教之，屬縣附焉”[11]。
遼據西京78年，設定了西京國子監、西京太學和府學，各類教育機構齊全，培養了一批著名學者和官員。
（2）金西京女真太學。遼末天祚帝遷都西京大同，在此與金人展開激烈争奪。金太祖天輔六年（1122年）攻占西京，遼亡。金仍以西京為陪都。金立國之初，忙于征戰，幾無官學可言，但就很重視女真子弟的女真文字教育。金太祖天輔三年（119年），女真學者完顔希尹創造女真大字。金太宗天會（1123～1135年）年間，在上京、北京、西京設定了女真字學嗎，，教授女真大字。當時，西京大同設定的女真字學是金初僅有的三處女真字學之一。天眷元年（1138年），熙宗又頒布了女真小字，為女真官學奠定了基礎。
金世宗、章宗時期，崇儒尚文，各級官學得到較大的發展。金代趙秉文（1159～1232年）曰∶"自大定累洽重熙之後，政教惰明，風俗臻美，及明昌改元，嘗诏天下興學，刺郡之上，官為惰建，諸縣聽從士庶自願建立，著為定令。由是廟學在處興起"【。金代中央官學設定國子監，下轄國子學、太學。在地方設定府學、州學、節鎮學、防禦州學等。《金史·選舉志》記載10，章宗大定十六年（1176年）始設府學，"府學二十有四，節鎮學三十九，防禦州學二十一，凡千八百人"。《金史章宗本紀》記載【，泰和四年（1204年），"诏刺史，州郡無宣聖廟學者并增修之"。據這些記載可以推斷，當時在大同設定了府學無疑。
為了培養女真族人才，金朝專門設定女真國子學及女真太學，以女真語言、文字教學。學生以女真子弟為主。大定二十八年（1198年），在諸府州建女真太學二十二處，設在中都、上京、胡裡改、恤頻、泰州、臨潢、北京、冀州、開州、豐州、西京、東京等地。據此，當時在西京大同設定了女真太學。乾隆《大同府志稱其為"金時之太學"，不夠确切。明張欽《大同府志·重建大同府縣學記》曰嗎4∶"府縣學舊在府治東南，即魏之中書學、金之女真太學、遼之國子監也"。這一記載可信，且金女真太學就在遼之國子監的基礎上設定。
金擁有西京91年，設定了女真字學、女真太學和府學，為西京大同的教育發展做出積極貢獻。
（3元大同廟學。元成吉思汗八年金崇慶二年，1213年），金西京大同為蒙古人占有。元初，大同為西京路。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五年（1288 年），改西京路為大同路。金末兵亂，學校遭到嚴重破壞。元初，開始恢複。耶律楚材（1190～1244 年）作詩《雲中重修宣聖廟》雲∶"槐宮悉混玉石焚，廟貌依依惟古雲。須仗吾侪更修葺，休教風世喪斯文”[18]。按耶律楚材年齡推斷，《雲中重修宣聖廟》應創作于滅金前後。據此，元初就開始重修西京（大同）廟學。
忽必烈大德元年（1297年），工部侍郎孫拱擔任西京路總管,兼府大尹後，在故遼國子監中興修恢複西京大同府學。建立崇文堂于大成殿西北，此堂“祟廣壯麗,視舊制有加”。修複後的大同府學“衿佩雲集，執經受業者,戶外之屦常滿,弦誦之聲洋溢四遠鄰郡,迨今是則是效”[19]。清順治《雲中郡志》、乾隆《大同府志》中稱其為“元之大同縣學”，是不确切的，西京路總管、大同府大尹孫拱修複的應是大同府學，或是府學附縣學。
二、明清時的大同府文廟
1.明代大同府文廟的始建
明洪武二年（1369年），常遇春攻克大同，改大同路為大同府，隸屬山西行中書省，治大同縣。如前文所述，明洪武八年（1375年），在原遼、金、元廟學的基礎上建置了大同府學。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大同府學改建為代王府邸，又在當時的雲中驿（原大同六中所在地）另建大同府學，即大同府文廟。
2.大同府文廟的修葺和增建
明宣德元年（1426年）九月至宣德二年五月，山東參政沈固（後任大同巡撫）、武安侯鄭亨和參将曹儉等人“悉撤其舊”，重修大同府文廟。大學士楊榮作《大同廟學記》記之，該文尚存，收錄于明正德《大同府志》等府縣志中。
明正統七年（1443年）三月至正統八年六月，巡撫羅亨信、總兵朱冕和知府霍瑄等人對大同府文廟進一步續修。大學士陳循作《大同府重修廟學記》記之，該文尚存，收錄于明正德《大同府志》等府縣志中。
明嘉靖八年（1529年），诏建敬一亭，内立禦制《敬一箴》及注釋宋儒《五箴》石刻[20]。
明嘉靖十年（1531年），诏建啟聖祠[21]。
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冬，大同發生兵變。大同府文廟在兵火中遭破壞，“毀無寸遺”[22]。
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秋至嘉靖十四年夏，大同巡撫樊繼祖、知府王诰及其繼任者王允等人重建了大同府文廟，留存于後世。該府文廟“大改舊觀。中立孔廟，前戟門，前泮，前棂星門……崇文峻閣，壁立于背。左府學，右縣學。堂比廟鹹差于後，旁各有齋，有舍，有廨。署後各建亭，别其名為‘春風’、為‘時雨’。府學堂前，建敬一亭。縣學堂前，建啟聖祠。遵時制也。至神庫、庖廚、鄉賢、名宦、靡事不周，悉有方向”[23]。左通政杜楠作《重建大同府縣學記》記之，該文尚存，收錄于明正德《大同府志》等府縣志中。
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史道接替樊繼祖巡撫大同。史道與督學郭時叙等人對樊繼祖重建的府文廟，“複修飾而潤色之”。史道自撰《重修大同府縣廟學碑記》記之，該文尚存，收錄于清乾隆《大同府志》等府縣志中。
明正德六年（1511年），大同巡撫石玠和山西分守參議陳邦器等人建名宦祠。禮部尚書劉春作《大同名宦祠記》記之，該文尚存，收錄于明正德《大同府志》等府縣志中。
明隆慶三年（1569年），大同知府程鳴伊“移置啟聖祠、敬一亭于左，遷文昌閣、魁星閣于東西十二步之外”[24]。
明隆慶六年（1573年），大同知府聶守中、大同縣知縣雙鳳鳴、教授樊思成等人對府文廟增修[25]。
明萬曆三年（1575年），巡道馮子履把大同縣學由府文廟中遷至城西北隅（現大同婦幼醫院所在地）。
明萬曆十一年（1583年），巡撫賈應元建立文昌祠，賈應元作《建立文昌祠碑記》記之，該文尚存，收錄于清乾隆等《大同府志》等府縣志中。
明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知府黃善于府學内重建魁星樓[26]。
明天啟四年（1624年），大同知府陳元清重修雲路，建造雁塔。雁塔是一座八角七級空心磚塔，塔基座内刻大同曆代舉人姓名。塔高約17米，建在南城牆上。該塔尚存。
明祟桢十一年（1636年），大同知府屈鐘嶽依在湖南常德府學所得之拓片，摹刻了朱熹《易經系辭》碑，鑲在府文廟學明倫堂正壁上。碑為4通，共14行，每行8字，共112字，字徑12～14厘米。原碑為朱熹所書大字行書，蔡元定刻存。上世紀50年代初，将此四碑鑲嵌在上華嚴寺大雄寶殿正面牆上，1984年遷至原大同博物館碑廊下。
清順治十二年（1656年），總督馬之先重修大同府文廟，給事中魏象樞撰《重修廟學贊》記之，該文尚存，收錄于清乾隆《大同府志》中。
清康熙九年（1671年），大同知府林本元、教授李際昌重修府文廟，郎中李宗孔記之[27]，記文不存。
清康熙四十一年（1703年），大同知府葉九思重修府文廟。碑刻尚存。
清雍正三年（1726年），奉诏将啟聖祠改名為崇聖祠。
清乾隆七年（1743年），大同知府通安布重修府文廟四。記文不存。
清乾隆三十五年（1771年），大同知府史奕瑰重修府文廟，史亦瑰自撰《重修大同府學碑記》記之，該文尚存，收錄于清乾隆《大同府志》中。
清乾隆四十七年（1783年），大同知府文光重修府文廟，文光自撰《重修大同府學碑記》記之，該文尚存，收錄于清乾隆《大同府志》中。
清嘉慶二十年（1816 年）三月，大同知府富××重修大同府文廟，提督學正陳嵩慶撰《重修大同府文廟碑記》記之，該文尚存，收錄于清道光《大同縣志》中0。
清道光十九年（1840年），重修府文廟，碑刻尚存。道光之後，對府文廟的修繕情況，尚未收集到具體資料。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廢科舉制，诏"立停科舉，以廣學校"，大同府學遂告結束。
上世紀 40年代後期，在府文廟内曾辦過大同師範學校。
新中國成立後，在府文廟内創辦過大同醫專（1958年）和大同六中（1971~2008年四。
3. 清代大同府文廟的結構
大同府文廟經明代和清前期多次修建，到乾隆時成為規模宏大的标準廟學建築群，整個建築坐北朝南，左廟右學。
孔廟∶最南是雲路牌坊、大成坊，迤東是"道冠古今坊"（義路坊）∶迤西是"德配天地坊"（禮門坊）。大成坊正北是棂星門，由三個牌坊組成，前有10個石獅一字排開，左右立"下馬碑"。過門是泮池，池上有石砌環橋。泮池東有齋明廳，西有潔清廳相對稱。過橋是大成門（戟門），門東為名宦祠，門西為鄉賢祠。過戟門是大成殿，殿東有東庑，西有西庑，左掖有神庫，右掖有神廚。大成殿後是尊經閣，殿西北是崇聖祠。
儒學∶在孔廟之東，從南至北為儒學門、東西齋、明倫堂、府學教授署等;再東則是奎星樓、文昌祠、敬一亭、朱衣閣等建築。
清末民初，雖然儒學停辦，但府文廟建築完整。1907 年，法國人沙畹攝下不少府文廟的珍貴照片。
民國以來，大同府文廟多數建築失修，加上人為拆改，已失原貌。大同六中占據府文廟期間，僅大成殿得以儲存，結構完好。殿面寬五間（30.5 米），進深三間（18.5米。單檐歇山頂，上覆黃色琉璃瓦，鬥棋六鋪作，每間兩朵。轉角鬥棋繁缛複雜，柱網排列為減柱做法。月台欄杆有石刻音樂舞蹈，花草禽獸，千姿百态，意趣橫生。
1983年，大同市對府文廟進行了整修，并列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機關。
三、結束語
2008年，大同市啟動府文廟保護修複工程。曆時兩年，依府文廟的原樣重建了尊經閣、東西配殿、東西廊庑、碑亭、碑廊、泮池、棂星門、儀門。修複了大成殿、神廚、神庫、鄉賢祠、名宦祠、戟門等古建築。孔子像複位于大成殿與尊經閣之間。棂星門前還修建了有3個牌樓的雲路街。
修複後的府文廟規制嚴謹，殿宇壯麗，建築優美，布局勻稱，造型獨特，總面積達4萬多平方米;成為山西，乃至全國較大的府文廟之一。本文撰寫過程中.得到山西大同大學明史專家趙立人先生、大同府文廟文物管理所胡學忠副所長的幫助，深緻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