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府文庙沿革
《文物世界》 2011年02期 李海
大同府文庙即大同府学，是大同传承儒学文化的符号。唐、宋以来，遍布中国境内的各级官学多以儒学和孔庙相结合的形式存在。祭祀先圣孔子，培养儒学人才，故称为庙学，又称学宫、文庙。孔庙是学宫的信仰中心，儒学是学宫的存在依据。地方庙学（文庙）一般位于各地的府、州、县城中，其建筑规模和标准在当地都是很高的，各地的《地方志》中都有关于庙学的记载，并且附有学宫图。可见，庙学在当时的社会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许多学者对庙学已作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很少涉及大同地区的庙学。为此，本文拟对大同府文庙的沿革作初步讨论。
一、大同府文庙的渊源
大同府文庙源远流长。清乾隆《大同府志学校》记载[1]：“大同府儒学在府城东南隅。旧学在府治东，即元魏中书学、辽西京国子监、金时之太学、元之大同县学也。明洪武八年建为府学，二十九年以府学为代藩府，改云中驿为府学，即今学也”。据此，先对大同府文庙的渊源及其早期发展进行探讨。
1.北魏平城已有庙学“雏形”
《魏书·儒林传序》曰[2]：
太祖初定中原，虽日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春，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太宗世，改国子为中书学，立教授博士。世祖始光三年春，别起太学于城东……显祖天安初，诏立乡学，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太和中，改中书学为国子学，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
员至三千”。太宗明元帝出于政治考虑，改国子学为中书学。世祖太武帝在平城之东“别起太学”，即在城东另外再建太学。显祖献文帝天安初（466年）“诏立乡学”，即建立地方官学，实施郡国学制，并按郡的大小规定了博士、学生人数。北魏地方学制的公布和实施，在中国古代尚属首次，正如《魏书·高允传》所言：“郡国立学，自此始也”[3]。高祖孝文帝把中书学又改为国子学，同时又专为皇室子弟开办了皇宗学。
北魏中书学独具特色[4]。北魏初，拓跋鲜卑政权急需汉人士族精英的参与，于是中书学应运而生。据《魏书·李顺传》记载，李顺“神瑞中，中书博士，转中书侍郞”[5]。据此，至迟在神瑞年间（414～416年），明元帝改国子学为中书学。这不仅是名称的改变，重要的是办学性质的变化，中书学既是教育机构，又是北魏早期吸收、控制汉人士族的机构。北魏中书学隶属于中书省，而非太常管辖。中书学博士、学生多为汉人士族成员。中书学虽以五经教授，而中书博士多不专主授经。中书学生亦有品阶，入学即按七品官员待遇，无需经过明经策试即可入仕。不少汉人士族成员多由中书学起家，仕至显贵。因此入中书学也成为汉人士族参与北魏政权、保持政治地位的的一条重要途径。到孝文帝太和年间，汉族士人在朝廷中的地位得到明显的提升，那些累世为官的汉人士族在北魏政权中已可与鲜卑贵族并驾齐驱。这样，中书学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孝文帝于太和十六年（492年）又改中书学为国子学。北魏中书学存在了70多年。
在官学中兴建孔庙始于北魏平城。明元帝永兴五年（413年）下诏“祀孔子于国学，与颜渊配”[6]。《魏书·世祖纪上》记载，世祖始光三年（426年）二月，“起太学于城东，祀孔子，以颜渊配”[7]。是为中国历史上在学校立孔庙之始。如此有庙有学，二者在建置的空间上和进行的尊孔崇儒的教育上密切相联，当时虽未见“庙学”之名，但实已开始形成“庙学”的雏形。
北魏不仅在京师官学中修建孔庙，而且至迟在孝文帝时各州郡学校亦立孔庙奉祀。《魏书·刘道斌传》曰：“道斌在恒农，修立学馆，建孔子庙堂，图画形像。去郡之后，民故追思之，乃复画道斌形于孔子像之西而拜谒焉”[8]。刘道斌是孝文帝时人，出任恒农太守后，修立郡学，在学馆内兴建孔庙。他去职后，恒农人民为纪念他，画其像于孔子像之右配祀，也开启了在地方庙学中设置名宦祠之先河。
从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迁都洛阳到后晋天福初（936年），石敬塘将幽、云十六州割予契丹期间，中国古代庙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如唐太宗贞观四年（629年）下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9]。在此期间，大同长期为州府治所，虽有陷废，但时间较短。按郡国学制，理应设置府学，可惜史载阙如，详细情况不得而知。
2.辽、金、元时大同庙学的发展
（1）辽西京国子监。947年，辽太宗改契丹国为大辽国。辽初大同为云州，辽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年)，改云州为西京，为辽陪都。同年在西京设立了西京国子监，这是继北魏之后，在大同再次设置的国家最高学府。清《山西通志》记载，辽西京国子监在大同府治东南。元代张起岩《祟文堂记》曰：“云中在辽、金为陪京……学即辽故国子监，宏敞靖深冠他所”[10]。
除国子监外，辽在西京尚设西京学（可能是西京太学）及各州学、县学。《辽史·圣宗纪》记载，道宗清宁元年（1055年）十二月，“诏设学养士”。《辽史拾遗》亦载：“道宗诏设学养士，于是有西京学，有奉圣、归化、云、德、宏、蔚、妫、儒等州学，各建孔庙，令博士、助教教之，属县附焉”[11]。
辽据西京78年，设置了西京国子监、西京太学和府学，各类教育机构齐全，培养了一批著名学者和官员。
（2）金西京女真太学。辽末天祚帝迁都西京大同，在此与金人展开激烈争夺。金太祖天辅六年（1122年）攻占西京，辽亡。金仍以西京为陪都。金立国之初，忙于征战，几无官学可言，但就很重视女真子弟的女真文字教育。金太祖天辅三年（119年），女真学者完颜希尹创造女真大字。金太宗天会（1123～1135年）年间，在上京、北京、西京设置了女真字学吗，，教授女真大字。当时，西京大同设置的女真字学是金初仅有的三处女真字学之一。天眷元年（1138年），熙宗又颁布了女真小字，为女真官学奠定了基础。
金世宗、章宗时期，崇儒尚文，各级官学得到较大的发展。金代赵秉文（1159～1232年）曰∶"自大定累洽重熙之后，政教惰明，风俗臻美，及明昌改元，尝诏天下兴学，刺郡之上，官为惰建，诸县听从士庶自愿建立，著为定令。由是庙学在处兴起"【。金代中央官学设置国子监，下辖国子学、太学。在地方设置府学、州学、节镇学、防御州学等。《金史·选举志》记载10，章宗大定十六年（1176年）始设府学，"府学二十有四，节镇学三十九，防御州学二十一，凡千八百人"。《金史章宗本纪》记载【，泰和四年（1204年），"诏刺史，州郡无宣圣庙学者并增修之"。据这些记载可以推断，当时在大同设置了府学无疑。
为了培养女真族人才，金朝专门设置女真国子学及女真太学，以女真语言、文字教学。学生以女真子弟为主。大定二十八年（1198年），在诸府州建女真太学二十二处，设在中都、上京、胡里改、恤频、泰州、临潢、北京、冀州、开州、丰州、西京、东京等地。据此，当时在西京大同设置了女真太学。乾隆《大同府志称其为"金时之太学"，不够确切。明张钦《大同府志·重建大同府县学记》曰吗4∶"府县学旧在府治东南，即魏之中书学、金之女真太学、辽之国子监也"。这一记载可信，且金女真太学就在辽之国子监的基础上设置。
金拥有西京91年，设置了女真字学、女真太学和府学，为西京大同的教育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3元大同庙学。元成吉思汗八年金崇庆二年，1213年），金西京大同为蒙古人占有。元初，大同为西京路。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五年（1288 年），改西京路为大同路。金末兵乱，学校遭到严重破坏。元初，开始恢复。耶律楚材（1190～1244 年）作诗《云中重修宣圣庙》云∶"槐宫悉混玉石焚，庙貌依依惟古云。须仗吾侪更修葺，休教风世丧斯文”[18]。按耶律楚材年龄推断，《云中重修宣圣庙》应创作于灭金前后。据此，元初就开始重修西京（大同）庙学。
忽必烈大德元年（1297年），工部侍郎孙拱担任西京路总管,兼府大尹后，在故辽国子监中兴修恢复西京大同府学。创建崇文堂于大成殿西北，此堂“祟广壮丽,视旧制有加”。修复后的大同府学“衿佩云集，执经受业者,户外之屦常满,弦诵之声洋溢四远邻郡,迨今是则是效”[19]。清顺治《云中郡志》、乾隆《大同府志》中称其为“元之大同县学”，是不确切的，西京路总管、大同府大尹孙拱修复的应是大同府学，或是府学附县学。
二、明清时的大同府文庙
1.明代大同府文庙的始建
明洪武二年（1369年），常遇春攻克大同，改大同路为大同府，隶属山西行中书省，治大同县。如前文所述，明洪武八年（1375年），在原辽、金、元庙学的基础上建置了大同府学。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大同府学改建为代王府邸，又在当时的云中驿（原大同六中所在地）另建大同府学，即大同府文庙。
2.大同府文庙的修葺和增建
明宣德元年（1426年）九月至宣德二年五月，山东参政沈固（后任大同巡抚）、武安侯郑亨和参将曹俭等人“悉撤其旧”，重修大同府文庙。大学士杨荣作《大同庙学记》记之，该文尚存，收录于明正德《大同府志》等府县志中。
明正统七年（1443年）三月至正统八年六月，巡抚罗亨信、总兵朱冕和知府霍瑄等人对大同府文庙进一步续修。大学士陈循作《大同府重修庙学记》记之，该文尚存，收录于明正德《大同府志》等府县志中。
明嘉靖八年（1529年），诏建敬一亭，内立御制《敬一箴》及注释宋儒《五箴》石刻[20]。
明嘉靖十年（1531年），诏建启圣祠[21]。
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冬，大同发生兵变。大同府文庙在兵火中遭破坏，“毁无寸遗”[22]。
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秋至嘉靖十四年夏，大同巡抚樊继祖、知府王诰及其继任者王允等人重建了大同府文庙，留存于后世。该府文庙“大改旧观。中立孔庙，前戟门，前泮，前棂星门……崇文峻阁，壁立于背。左府学，右县学。堂比庙咸差于后，旁各有斋，有舍，有廨。署后各建亭，别其名为‘春风’、为‘时雨’。府学堂前，建敬一亭。县学堂前，建启圣祠。遵时制也。至神库、庖厨、乡贤、名宦、靡事不周，悉有方向”[23]。左通政杜楠作《重建大同府县学记》记之，该文尚存，收录于明正德《大同府志》等府县志中。
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史道接替樊继祖巡抚大同。史道与督学郭时叙等人对樊继祖重建的府文庙，“复修饰而润色之”。史道自撰《重修大同府县庙学碑记》记之，该文尚存，收录于清乾隆《大同府志》等府县志中。
明正德六年（1511年），大同巡抚石玠和山西分守参议陈邦器等人建名宦祠。礼部尚书刘春作《大同名宦祠记》记之，该文尚存，收录于明正德《大同府志》等府县志中。
明隆庆三年（1569年），大同知府程鸣伊“移置启圣祠、敬一亭于左，迁文昌阁、魁星阁于东西十二步之外”[24]。
明隆庆六年（1573年），大同知府聂守中、大同县知县双凤鸣、教授樊思成等人对府文庙增修[25]。
明万历三年（1575年），巡道冯子履把大同县学由府文庙中迁至城西北隅（现大同妇幼医院所在地）。
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巡抚贾应元新建文昌祠，贾应元作《新建文昌祠碑记》记之，该文尚存，收录于清乾隆等《大同府志》等府县志中。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知府黄善于府学内重建魁星楼[26]。
明天启四年（1624年），大同知府陈元清重修云路，建造雁塔。雁塔是一座八角七级空心砖塔，塔基座内刻大同历代举人姓名。塔高约17米，建在南城墙上。该塔尚存。
明祟桢十一年（1636年），大同知府屈钟岳依在湖南常德府学所得之拓片，摹刻了朱熹《易经系辞》碑，镶在府文庙学明伦堂正壁上。碑为4通，共14行，每行8字，共112字，字径12～14厘米。原碑为朱熹所书大字行书，蔡元定刻存。上世纪50年代初，将此四碑镶嵌在上华严寺大雄宝殿正面墙上，1984年迁至原大同博物馆碑廊下。
清顺治十二年（1656年），总督马之先重修大同府文庙，给事中魏象枢撰《重修庙学赞》记之，该文尚存，收录于清乾隆《大同府志》中。
清康熙九年（1671年），大同知府林本元、教授李际昌重修府文庙，郎中李宗孔记之[27]，记文不存。
清康熙四十一年（1703年），大同知府叶九思重修府文庙。碑刻尚存。
清雍正三年（1726年），奉诏将启圣祠改名为崇圣祠。
清乾隆七年（1743年），大同知府通安布重修府文庙四。记文不存。
清乾隆三十五年（1771年），大同知府史奕瑰重修府文庙，史亦瑰自撰《重修大同府学碑记》记之，该文尚存，收录于清乾隆《大同府志》中。
清乾隆四十七年（1783年），大同知府文光重修府文庙，文光自撰《重修大同府学碑记》记之，该文尚存，收录于清乾隆《大同府志》中。
清嘉庆二十年（1816 年）三月，大同知府富××重修大同府文庙，提督学正陈嵩庆撰《重修大同府文庙碑记》记之，该文尚存，收录于清道光《大同县志》中0。
清道光十九年（1840年），重修府文庙，碑刻尚存。道光之后，对府文庙的修缮情况，尚未收集到具体资料。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科举制，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大同府学遂告结束。
上世纪 40年代后期，在府文庙内曾办过大同师范学校。
新中国成立后，在府文庙内创办过大同医专（1958年）和大同六中（1971~2008年四。
3. 清代大同府文庙的结构
大同府文庙经明代和清前期多次修建，到乾隆时成为规模宏大的标准庙学建筑群，整个建筑坐北朝南，左庙右学。
孔庙∶最南是云路牌坊、大成坊，迤东是"道冠古今坊"（义路坊）∶迤西是"德配天地坊"（礼门坊）。大成坊正北是棂星门，由三个牌坊组成，前有10个石狮一字排开，左右立"下马碑"。过门是泮池，池上有石砌环桥。泮池东有斋明厅，西有洁清厅相对称。过桥是大成门（戟门），门东为名宦祠，门西为乡贤祠。过戟门是大成殿，殿东有东庑，西有西庑，左掖有神库，右掖有神厨。大成殿后是尊经阁，殿西北是崇圣祠。
儒学∶在孔庙之东，从南至北为儒学门、东西斋、明伦堂、府学教授署等;再东则是奎星楼、文昌祠、敬一亭、朱衣阁等建筑。
清末民初，虽然儒学停办，但府文庙建筑完整。1907 年，法国人沙畹摄下不少府文庙的珍贵照片。
民国以来，大同府文庙多数建筑失修，加上人为拆改，已失原貌。大同六中占据府文庙期间，仅大成殿得以保存，结构完好。殿面宽五间（30.5 米），进深三间（18.5米。单檐歇山顶，上覆黄色琉璃瓦，斗棋六铺作，每间两朵。转角斗棋繁缛复杂，柱网排列为减柱做法。月台栏杆有石刻音乐舞蹈，花草禽兽，千姿百态，意趣横生。
1983年，大同市对府文庙进行了整修，并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结束语
2008年，大同市启动府文庙保护修复工程。历时两年，依府文庙的原样重建了尊经阁、东西配殿、东西廊庑、碑亭、碑廊、泮池、棂星门、仪门。修复了大成殿、神厨、神库、乡贤祠、名宦祠、戟门等古建筑。孔子像复位于大成殿与尊经阁之间。棂星门前还修建了有3个牌楼的云路街。
修复后的府文庙规制严谨，殿宇壮丽，建筑优美，布局匀称，造型独特，总面积达4万多平方米;成为山西，乃至全国较大的府文庙之一。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山西大同大学明史专家赵立人先生、大同府文庙文物管理所胡学忠副所长的帮助，深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