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王朝》最後一集結尾處，說乾隆繼位時國庫存銀已經有五千多萬兩，而十三年之前，即雍正帝繼位時，國庫存銀不到七百萬兩。盡管影視作品中的資料不足為信，但很多史料中也曾記載康熙六十一年時國庫存銀僅有八百萬兩。那麼，這個說法靠譜嗎？
要想搞清楚這個問題，首先就得明确康熙六十一年國庫存銀八百萬兩一說源于何處。其一是清代著名史學家魏源在其《聖武記·武事餘記·兵制兵饷》中，記載：“康熙六十一年，戶部庫存八百餘萬”。
其二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阿桂在《論增兵籌饷疏》中說到：“臣于乾隆十年在銀庫郎中任内，曾詳悉查核，每年各省所入地丁、關稅、鹽課、漕項銀，約三千萬餘萬，災赈蠲緩，不在此數，此歲入歲出之大略也。又查康熙六十一年，部庫所存八百餘萬兩。”
阿桂是乾隆朝的重臣，曆任主事、員外郎、郎中、軍機章京、工部侍郎、戶部尚書、吏部尚書、大學士、領班軍機大臣，封一等公。他從政領兵五十餘年，文韬武略兼備，特别是他當了三年的戶部尚書，對國家的财政當然非常了解，所表意見自然也較為權威。
是以，自此以後，提到康熙末年國家存銀數量，皆以阿桂所說“部庫所存八百餘萬兩”為準。魏源的記載大緻也是沿用了阿桂之說。
但是根據戶部的記載，阿桂的說法顯然又站不住腳。乾隆四十年軍機大臣遵旨查明康熙、雍正至乾隆三十九年戶部銀庫存銀數量後，開列了一份清單。記載：
康熙三十三年起到五十八年，除四十二年3836萬兩，四十三年3998萬兩，其餘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二、五十三、五十七、五十八，國庫存銀都在4000萬兩以上。其中，五十七年有銀4431萬兩，五十八年有4736萬兩，五十九年有銀3931萬兩，六十年3262萬兩。
這就讓人産生了疑問，為何隻過了一年，存銀就陡降至八百餘萬兩？康熙帝曾在四十八年時說過，國庫之是以能存銀四五千萬兩的三個條件，即無大的征戰，無土木工程，内用也極其節省。以這個說法而言，那麼到了康熙末年，唯一能讓國庫存銀陡降的就隻有對外用兵了。
康熙五十七年準噶爾汗策妄阿拉布坦派兵侵略西藏，康熙帝遣軍往征，并于五十九大敗準軍，進據拉薩。但直到雍正六年，雙方一直處于對峙階段，沒有出現過大的軍事行動，邊境形勢緩和。
盡管西北用兵耗費了大量的軍費，但僅僅幾萬軍隊的四年備戰和半年的交戰，就讓号稱國庫充盈的“康熙盛世”搞成隻有八百萬餘兩并且出現了嚴重的财政危機的局面，這顯然又是說不通的。要不然這個盛世也太空虛了，國力也太脆弱了，哪有什麼資格稱為盛世呢？
那麼西北用兵究竟花了多少銀子呢？這從戶部的賬單上可以清楚地看見，由于用兵，軍費開支浩繁，用銀極多，緻國庫存銀有所下降。康熙五十八年存銀為4736萬兩，五十九年減少為3931萬兩，六十年又減少為3262萬兩。雍正元年是2371萬兩，從雍正二年起，因局面穩定，存銀增為3162萬兩，三年、四年皆為4000萬餘兩。從康熙五十八年到雍正四年戶部存銀的增減情形來看，存銀之減确實與西北用兵有關。
還有一個證據也十分有說服力，那就是雍正二年四月十四日，總督戶部三庫和碩怡親王允祥奏述盤點戶部銀庫情形：“查得六十一年奏銷冊内實在金二千五百五十四兩五錢二分八厘，内虧空四百九十八兩五錢……實在銀二千七百一十萬九千二百八十六兩七錢五分，内虧空銀二百五十九萬二千九百五十七兩六錢三分一厘。”
怡親王這個奏折現存國家曆史檔案館，怡親王是雍正繼位後負責清查戶部的當事人，自然不會搞錯。那麼搞錯的隻能是阿桂了，因為他沒有檢視康熙六十一年的奏銷冊，也沒有看到允祥的奏折，又沒有看到《雍正朝起居注》和《清世宗實錄》的記述，憑空冒出個“康熙六十一年，部庫所存八百餘萬兩”的說法，既冤枉了康熙也誤導了世人。
奏銷冊上所載實在銀2700萬餘兩，與上年康熙六十年3262萬餘兩減少了500萬餘兩，看起來比較符合實際的。也隻有戶部存銀在2000萬兩以上，才能真正支撐用兵征準，少了這個前提，雍正又何來底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