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在朝廷，原無論先主後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陽南陽

劉備三顧茅廬、諸葛亮結束躬耕生活不僅是諸葛亮人生經曆中具有轉折意義的事件，也是劉備蜀漢政權發展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标志性曆史事件，同時還是引發東漢末年到三國魏晉時局演變的重要事件，曆來受到關注。然而劉備三顧茅廬事件的發生地即諸葛亮當時的躬耕地在哪裡，是河南南陽還是湖北襄陽，這個難解之謎千百年來一直困擾着人們。無論在學術界，還是在教材處理和人們日常讨論中，常常見到意見相左的論争。在經濟繁榮發展與市場強勁推動下，多地出現争奪名人出生地現象，諸葛亮躬耕地争議問題是否也屬于這樣性質？既然諸葛亮說自己躬耕于南陽，為何又會出現襄陽的說法？如何看待曆來南陽和襄陽兩地盛行的三顧茅廬故事和既有的相關曆史文化遺迹？

一、争議的出現絕非經濟與市場的推動

1978年以來，史學界出現一種觀點，認為諸葛亮躬耕地問題是當時現實沖突引發的史學問題。上世紀八十年代，由于《三國演義》紀念郵票的發行，出現了《“三顧茅廬”發生在襄陽隆中》（丁寶齋撰，《集郵》1989年第4期）、《“三顧茅廬”不發生在襄陽隆中》（張曉剛、王玉君撰，《集郵》1989年第10期）以及《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陽南陽——一樁在郵票孕育中引發的曆史懸案》（楊林、孫麗麗撰，《集郵》1990年第4期）争論文章。鑒于曆史問題引發現實問題，“史學界有責任加以澄清”，因而武漢、成都、北京史學界召開讨論會。讨論中，出現一種後來一度盛行的說法，認為躬耕地問題的出現是從《三國演義》紀念郵票開始的，即：“諸葛亮躬耕地在南陽還是襄陽的問題，有人說是由來已久的問題，好像曆史上就有這麼一個懸案沒解決。我認為這是向來沒有疑義的問題。”（1990年3 月15 日，譚其骧在上海史學界舉行的“諸葛亮躬耕地問題座談會”上的發言，金泰整理《譚其骧論南陽躬耕地》，高士楚、龔強華、丁寶齋、李克勤編《諸葛亮躬耕地望論文集》，東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頁。）其中，一些人認為諸葛亮躬耕地之争的出現與地方經濟發展的“文化搭台”有關（高巍：《“故裡”打架，諸葛亮不急》，《中國文化報》2016 年9月6日第3 版）。這種說法是有待修正。關于諸葛亮躬耕地問題争論絕不是因目前社會現實問題引發、在經濟與市場作用下出現的現象，而是一種早已存在的曆史現象。

關于劉備三顧茅廬與自己躬耕地，諸葛亮雖然明言躬耕地、三顧茅廬的地點在南陽，然而未點明具體地點。東晉時期，在王隐《蜀記》、習鑿齒《漢晉春秋》中出現了諸葛亮故居的記載，随後郦道元《水經注》明确指出三顧茅廬的所在地為今襄陽隆中。不過，直至唐代，南陽三顧茅廬所在地的說法仍然占主導地位，李白在《南都行》叙述：“走馬紅陽城，呼鷹白河灣。誰識卧龍客，長吟愁鬓斑。”（李白撰，安旗、薛天緯、閻琦、房日晰箋注：《李白全集編年箋注》卷三《南都行》，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299頁）杜甫在《武侯廟》中說：“猶聞辭後主，不複卧南陽。”（浦起龍：《讀杜心解》卷六《武侯廟》，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828頁）汪遵《南陽》有“陸困泥蟠未适從。豈妨耕稼隐高蹤。若非先主垂三顧，誰識茅廬一卧龍”（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六百二汪遵《南陽》，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6955頁）的抒懷。現存成都武侯祠的《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為唐憲宗元和四年（809）所立，碑文由曾任監察禦史、宰相的裴度所撰，柳公權之兄柳公綽所書。碑文說“公是時也，躬耕南陽，自比管樂，我未從虎，時稱卧龍。”（青羊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纂：《成都市西城區志》，成都出版社1995年版，第510頁）

元代，仁宗皇慶元年(1312) 秋，程钜夫《敕修南陽諸葛書院碑》記述：“南陽城西七裡，有崗阜然隆起，曰卧龍崗，有井淵然渟深，曰諸葛井，相傳漢丞相忠武侯故居，民歲祀之。”（有觀點如劉龐生《諸葛亮草廬故居地望綜觀》（《西安交通大學學報》1998年第3期）以為争論源于元代，是錯誤的）據《敕建南陽諸葛書院碑記》，武宗至大二年（1309），河南平章政事何玮到南陽谒諸葛亮祠，令南陽地方官擴建，仁宗延祐二年（1315）經中書平章政事與翰林院集議，賜南陽諸葛亮祠為“武侯祠”。儒學教授王謙在《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廟碑》中稱：“距南陽治城西七裡，有崗曰卧龍，俗以為武侯隐居之所，前人蔔地一區，起屋四楹，繪像而祠焉。”（張鵬翮：《忠武志》卷六，康熙冰雪堂刻本，第20a頁）

明代楊應奎在《敕賜忠武侯廟規祭文祭品檄文碑》中說：“南陽郡城西七裡許，有阜隆然，綿亘四十餘裡，名曰卧龍崗，乃漢丞相忠武侯諸葛孔明躬耕之地也。”（柳玉東：《卧龍崗武侯祠碑刻》，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63頁）李東陽在《重修諸葛武侯祠記》中稱： “南陽城西五裡卧龍崗，為草廬舊址，漢史稱侯躬耕南陽，又曰寓居襄陽隆中。”（柳玉東：《卧龍崗武侯祠碑刻》，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5頁）朱瓘在《重修諸葛武侯祠記》中稱：“南陽縣治之西，去城六七裡許，有崗曰卧龍，舊有諸葛武侯祠，歲久就圮。”（柳玉東：《卧龍崗武侯祠碑刻》， 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8頁）葉桂章在《助修武侯祠宇記》中稱：“嘉靖乙酉歲仲冬，予奉命使唐府，之南陽。暇日，得晉拜武侯祠于卧龍崗。崗在郡城西南可十裡許，叢竹蕭蕭，古樹森映……地勢四面稍下，惟中崗隆起，故曰隆中，蓋南陽偉觀也。”（柳玉東：《卧龍崗武侯祠碑刻》，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61頁）

清代顧炎武《肇域志》“河南·南陽府·南陽縣”條記載：“卧龍崗，在西南七裡，起自嵩山之南，綿亘數百裡，至此截然而住，回旋如巢。諸葛孔明草廬在其内。今即其地為祠。”（顧炎武：《肇域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0頁）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一“南陽縣”條記載：“卧龍崗在城西南七裡……相傳孔明草廬在其中。”（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2404頁） 明、清兩朝官修統志，除載有襄陽故居外，同時又載南陽故居，兩說并存，如《大明一統志》《大清一統志》《古今圖書內建·方輿彙編》。

由于曆史文化内涵的豐富多樣，随着經濟文化的繁榮，經濟文化關聯日益密切，這種形勢下出現了一些不同地域争奪文化名人的現象。這是一個複雜的現象，簡單地歸結于經濟利益主導下的文化競争是不合适的。尤其是，諸葛亮躬耕地問題曆史上早已存在。目前該論辯不免有經濟利益因素在内，但更重要的因素卻是曆史事件真僞與諸葛亮精神文化地域化，涉及當地文化認同與歸屬問題。

二、今襄陽隆中不屬于當時的南陽

劉備三顧茅廬與諸葛亮躬耕地的記載，權威的材料莫過于諸葛亮本人的陳述，即：“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出師表》）。躬耕地、三顧草廬的所在地，雖然無法确指何處，但一定歸屬于當時的南陽郡，因而是否屬于當時的南陽就成為最基本而重要的準則。

諸葛亮躬耕南陽之時，三國割據局面尚未形成，因而行政區劃依舊是遵循東漢的舊貌未做改變。當時國家行政劃分上實行州、郡、縣三級制，南陽是郡級行政區，治所宛縣，即今河南南陽市，轄境相當今河南熊耳山以南葉縣、魯山、内鄉間和湖北大洪山以北應山、随縣、襄陽間地以及陝西山陽等縣地。南陽郡南鄰南郡，二者同屬于荊州。南郡原為楚國郢都（今湖北江陵西北）及其周圍地區，轄境相當今湖北武漢以西，監利以北，四川巫山以東，湖北襄陽以南地區。

通過漢朝到唐朝的曆史文獻閱讀不難看出，東漢末年，南陽郡與南郡的分界線是漢水（今漢江）。據《元和郡縣志》記載：“秦兼天下，自漢以北為南陽郡，今鄧州南陽縣是也。漢以南為南郡，今荊州是也。後漢建安十三年，魏武帝平荊州，置襄陽郡。自赤壁之敗，魏失江陵，而荊州都督理無常處。吳将諸葛瑾、陸遜皆數入其境，自羊公鎮襄陽，吳不複入。永嘉之亂，三輔豪族流于樊、沔，僑于漢水之側，立南雍州。”（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卷第二十一《山南道》二《襄州》，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527頁）南陽郡、南郡都是秦代所置，以漢江為界，東漢張衡在大賦中說南陽位于“陪京之南，居漢之陽”（《南都賦》）；東晉時期習鑿齒說：“秦兼天下，自漢以南為南郡，漢以北為南陽郡。”（《襄陽記》）（郦道元撰，楊守敬纂疏，熊會貞參疏，李南晖、徐桂秋點校：《京都大學藏鈔本水經注疏》卷三十四　江水二注引，遼海出版社2012年版，第1600頁）因而南陽郡位于漢江之北，南郡在南。

就行政區劃來說，今湖北襄陽隆中位于漢水以南，在諸葛亮時代屬于南郡，不屬于南陽郡。

三、習鑿齒說的故居不是襄陽隆中

實際上，今襄陽附近也有諸葛亮故居。最早的文獻為西晉永興元年（304），諸葛亮去世70年，鎮南将軍、荊州刺史劉弘前往諸葛亮故居，立碑，并讓李興寫祭文，“（李）興之在（劉）弘府，弘立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興俱為之文，甚有詞理。”（《晉書》《李密傳》附子興傳，房玄齡等撰，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晉書》卷八十八《孝友》，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276頁）王隐《蜀記》記載：“晉永興中，鎮南将軍劉弘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為李興為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陽，聽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轼諸葛之故鄉。’”（陳壽撰，裴松之注，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三國志》卷三十五《蜀書·諸葛亮傳》注引，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936頁）從記述中可以看出，劉弘立碑的諸葛亮故居漢江北岸，故而說在“沔之陽”，因而這個故居在當時屬于南陽郡，具體是當時的鄧縣，稍後習鑿齒在《漢晉春秋》的記述也進一步證明了這一點，即：“亮家于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裡，号曰隆中。”（陳壽撰，裴松之注，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三國志》卷三十五《蜀書·諸葛亮傳》注引，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911頁）據《水經注》，“六十餘年，永平之五年，習鑿齒又為其宅銘焉”（《漹水注》）。《水經注》這一年号記載有誤，一般認為是太和五年（370），此時上距永興元年為66年。劉弘為荊州刺史，習鑿齒為襄陽人，二人長期居住襄陽，因而對附近的諸葛亮故居了然于胸，他們所拜祭的是一個地方，這個故居與今天漢江南的襄陽隆中不是一個地方。不過，這個地方距離今天的襄陽隆中非常近，距離當時的襄陽城二十裡。

從二人的記載來看，諸葛亮曾經在漢江以北距離今襄陽隆中不遠的地方居住過，并且一度有房屋存留，這個住所東漢三國時期屬于南陽郡鄧縣，今天屬于湖北襄陽，然而它并不是今天的襄陽隆中。王隐和習鑿齒的記述中，該地的确是諸葛亮故居，但沒有在他們的記載中看到三顧茅廬的相關性叙述。北魏郦道元撰寫《水經注》的時候，将三顧茅廬坐實，他說：

沔水又東徑隆中，曆孔明舊宅北，亮語劉禅雲：‘先帝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即此宅也。’車騎沛國劉季和之鎮襄陽也，與犍為人李安共觀此宅，命安作宅銘雲：‘天子命我于沔之陽，聽鼓鞞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後六十餘年，永平之五年，習鑿齒又為其宅銘焉。（郦道元著，陳橋驿校證：《水經注校證》卷二十八《沔水》，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662頁）

從文字叙述上看，表面上看來郦道元所記述的是劉弘和習鑿齒所祭拜過的諸葛亮故居，并且以諸葛亮與劉禅對話的形式宣示該地即為三顧茅廬處；“即此宅也”，現場感強烈，似乎是二人在諸葛亮舊齋對談。諸葛亮加入劉備集團之後，會以這種方式和劉禅在故居話舊？這是可疑的。細審文意，竟然發現此處的故居并非是漢江以北的故居，既然漢江“曆孔明舊宅北”，那麼它就位于漢水之南，與“天子命我于沔之陽”的地理位置叙述不一緻。郦道元《水經注》中的諸葛亮故居，已經不是王隐和習鑿齒所記述的地點，雖然文字材料上他汲取了前兩位的材料。這表明，從晉朝到北魏時期，人們觀念中的襄陽附近諸葛亮故居，經曆了一個變化，由漢江以北轉移到漢江南，即今天的襄陽隆中。雖然兩地離得很近，但是在魏晉時期卻屬于不同的行政區劃，前者屬于南陽郡，後者屬于南郡。雖然今天兩地都屬襄陽。

四、湖北曾為家，三顧在南陽

從已有文獻分析可知，今襄陽隆中武侯祠作為諸葛亮躬耕和三顧茅廬紀念地，有着悠久的曆史，但是它不是劉備三顧茅廬的所在地，它的出現與相距不遠的一處諸葛亮故居有關。在三國和兩晉時期，沒有文獻将它與三顧茅廬聯系起來。嚴格地說，它之是以被視作三顧茅廬的地點，是因為北魏郦道元《水經注》的不嚴謹記載。

據《明嘉靖南陽府志校注》卷五所述：“侯（諸葛亮）初亡，所在求為立廟，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于道陌上……蜀亡，故将如黃權等先已在宛，其他族人當多相依，故南陽有侯祠所謂諸葛庵者，意亦道陌私祭之類。”（楊應奎修、張嘉謀校注《明嘉靖南陽府志校注》卷五《祀典》，南陽地區史志編纂委員會1984年翻印民國本，第9頁）宛即南陽郡治所今南陽市，河南南陽卧龍崗武侯祠出現于諸葛亮病故不久，與黃權有關，最初屬于私人祭祀性質。黃權，字公衡，巴西阆中人，劉備為漢中王時為治中從事，劉備稱帝後讨伐東吳，他竭力反對，後來被迫投魏，拜鎮南将軍。獲得諸葛亮兇信後，他便在南陽諸葛亮躬耕地建了諸葛庵，歲時祭祀。蜀國滅亡後，其他一些蜀國将領也攜帶族人搬遷到諸葛庵附近，寄托哀思。諸葛庵又被稱為諸葛廬，一度久負盛名，有所謂“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劉禹錫《陋室銘》）的說法。

就曆史事件來說，劉備三顧茅廬是曆史真實，事件發生地點具有唯一性；但是三顧茅廬的傳說與諸葛亮的躬耕生活已經超越了單純曆史事件的真僞層面，作為文化與精神财富，印在河南南陽與湖北襄陽兩地的曆史深處，成為當地人民群衆曆史文化認同、歸屬感乃至地域文化建構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無論如何，以曆史事件發生地的真假唯一性來衡量、判斷就顯得蒼白無力。諸葛亮幼年随叔父諸葛玄投奔劉表，不久叔父去世，開始遊學與躬耕生活，因而他的故居也就不止一處。任何堅信一處故居而否認他處的想法都是不可思議的。諸葛亮襄陽住過，南陽也住過，兩地都有家，兩處都同樣重要。雖然三顧茅廬發生在南陽，但諸葛亮的躬耕故事、劉備三顧茅廬的傳說二者所蘊含的文化認同、精神傳承，屬于兩家所有。

當顧嘉衡在南陽卧龍崗武侯祠寫下對聯“心在朝廷，原無論先主後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陽南陽”的時候，這位襄陽人、五任南陽知府内心一定感受到南陽、襄陽之間文化認同之間沖突。這副對聯，不僅是一種文化認同與歸屬沖突之下沖突調和與折中的政策，也蘊含着一種超越曆史事件真僞唯一性的卓識，暗示着精神文化的傳承，有其獨特的規律性。正如流行南陽各地的關于王莽追劉秀的扳倒井傳說，雖然這些地方劉備未必都去過，各地之間故事情節之間不乏沖突，但它們蘊含的文化内涵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