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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曾向胡适提問：“人們都是認為帝國主義、列強侵犯或者是國内的封建軍閥是危害中國發展的重要原因。為什麼你卻會認為貧窮，愚昧，疾病是中國的問題所在？”
胡适是這樣回答的：“什麼都歸結于帝國主義，張獻忠洪秀全又歸咎于誰？鴉片固由外國引進，為何世界上長進民族不蒙其害？今日滿天滿地的罂粟，難道都是帝國主義強迫我們種的？帝國主義扣關門，為何日本藉此一躍而起，成為世界強國。”
青年胡适
這段曆史上十分著名的“梁胡之問”在當時曾引起了社會上的争論熱潮，許多人批判他作為一個中國人，卻沒有站在中國人的立場考慮國家危亡之事，雖然未曾有叛國行為，但思考問題太過理智，不曾維護自己的國家。
胡适真正意義上走入被大家熟知的曆史是在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裡，當時的他師從美國的杜威教授，剛剛從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是頗受危難之際的祖國迫切想要招攬的人才。
《新青年》雜志封面
陳獨秀最是欣賞胡适的才幹，在胡适尚未聲名鵲起之際，他便力排衆議，邀請胡适回國任北大教授，做《新青年》的同人編輯。
胡适也不負陳獨秀所望，一篇《文學改良刍議》打響了新文化運動有力的一槍，在大江南北的文人學子圈中亮出了他胡适的名号，這一年，胡适不過堪堪26歲。
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先行者，胡适對于文化改良的建議其實有些偏頗，主張全盤學習西方先進文化，徹底擯棄中國傳統文化。諸如此般非黑即白的思想在如今看來未免太過極端，但在當年那個苦苦探求中國新道路的年代，文人學者們的思想遠比我們想象的更加極端。
我們從曆史課本上了解的胡适與魯迅是站在對立陣營的，他們互相看不慣彼此，備受國人尊敬的魯迅也曾多次發文諷刺胡适。
胡适和妻子江冬秀
但在最初的時候，魯迅、陳獨秀、李大钊、胡适、梁漱溟等人是在同一個陣營的。他們以北京大學為思想陣地，以《新青年》雜志為思想載體，攜手并進，為尋求中國未來的出路而不懈奮鬥。
但随着國内情勢的變化，胡适和魯迅、陳獨秀等人的思想逐漸發生分歧，後來甚至從和而不同發展成為互相敵視的政見之争。
胡适深受美國民主自由思想的影響，死心塌地追随他的恩師杜威教授，認為中國也應當學習美國，這樣才能走出一條活路。
胡适與恩師杜威合影
在那個思想争鳴的時代，沒有誰能肯定地說誰對誰錯，自然胡适也應當有自己的發言權。可就是在這個關口，中國外交在巴黎和會遭遇失敗，被中國外交稱之為救世主的美國威爾遜總統在面對中國山東主權移交問題時不作為，消息傳來，國内上下一片憤慨。
但此時的胡适卻将自己置身事外，以一個旁觀者的角度看待山東主權從德國移交日本的問題，對于中國來說如此喪權辱國的條約，他卻未曾表現出一丁點作為中國人的氣節，甚至因為他的恩師杜威訪華，借此想要離開北大。
陳獨秀、李大钊帶領學生們興起五四運動，想要給政府施壓，而胡适非但不出一份力，還發表阻攔之言，說學生們的本職是學習，不應牽扯到國事上。
胡适與陳獨秀
常說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哪怕是在如今的和平年代，學生都有關心國家大事之責，更何況在國家面臨危亡之際，學生作為愛國的中國人，哪裡還能兩耳不聞窗外事地讀聖賢書？
中國人站在中國的土地上，面臨着家國被破的威脅，怎能以旁觀者的态度視之？就像強盜都闖到你家中搶你錢财，殺你至親，辱你友戚了，你卻毫無悲傷憤懑之感，反倒責怪自家房子不夠牢固，家中之人不夠強大。
胡适
在民族大義面前，以堅韌之心衛之，以熱血之心搏之，以真誠之心守之，才是作為一個中國人應有的态度與氣節。無論自己的家國面臨怎樣的危險，都理智、客觀又中立地去看待與評價，這樣未免太過冷血。
常說未經他人苦莫勸他人善，胡适似乎就是站在一個局外人的角度在勸導受苦受難的同胞安分守己做好自己應做的事情，不要參和國家大事。
但與此同時，胡适又将危害中國根基的責任怪罪到國人拒絕被啟蒙的愚昧上，但他從未想過并不是每一個中國人都有機會做他胡适這樣的人。
他能接受良好的教育，擁有留學美國的機會，習得他所追捧的西式先進思想，與他的家境、天賦、家人的支援都離不開幹系。但在學成歸國後，他卻以“何不食肉糜”的心态看待被他形容為“愚昧”的同胞。
為何憂國憂民的總是文人志士？難道普通百姓就天生未生愛國這一心竅？追其原因，不過是因為文人受教育程度高，能用高尚的言辭包裝自己的愛國之心罷了。
對于普通人來講，他們的愛國之心并不弱，隻是在三餐無繼的境地，求生才是本能。要想開民智，解愚昧，在動亂的年代，帶動全民參與國家大事、捍衛民族尊嚴才是可行之道。
胡适與蔣介石
胡适後來加入蔣介石麾下，蔣介石曾對他有着高度評價：新文化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新思想的師表。
胡适當時的一些文章确實見地頗深，對于當下社會的發展也有積極的影響，但最終還是淪為了自己所痛罵的那一類人。哪怕在今天，已經作古多年的胡适還是走在争議的刀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