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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曾向胡适提问：“人们都是认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犯或者是国内的封建军阀是危害中国发展的重要原因。为什么你却会认为贫穷，愚昧，疾病是中国的问题所在？”
胡适是这样回答的：“什么都归结于帝国主义，张献忠洪秀全又归咎于谁？鸦片固由外国引进，为何世界上长进民族不蒙其害？今日满天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帝国主义强迫我们种的？帝国主义扣关门，为何日本藉此一跃而起，成为世界强国。”
青年胡适
这段历史上十分著名的“梁胡之问”在当时曾引起了社会上的争论热潮，许多人批判他作为一个中国人，却没有站在中国人的立场考虑国家危亡之事，虽然未曾有叛国行为，但思考问题太过理智，不曾维护自己的国家。
胡适真正意义上走入被大家熟知的历史是在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里，当时的他师从美国的杜威教授，刚刚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颇受危难之际的祖国迫切想要招揽的人才。
《新青年》杂志封面
陈独秀最是欣赏胡适的才干，在胡适尚未声名鹊起之际，他便力排众议，邀请胡适回国任北大教授，做《新青年》的同人编辑。
胡适也不负陈独秀所望，一篇《文学改良刍议》打响了新文化运动有力的一枪，在大江南北的文人学子圈中亮出了他胡适的名号，这一年，胡适不过堪堪26岁。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先行者，胡适对于文化改良的建议其实有些偏颇，主张全盘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彻底摈弃中国传统文化。诸如此般非黑即白的思想在如今看来未免太过极端，但在当年那个苦苦探求中国新道路的年代，文人学者们的思想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极端。
我们从历史课本上了解的胡适与鲁迅是站在对立阵营的，他们互相看不惯彼此，备受国人尊敬的鲁迅也曾多次发文讽刺胡适。
胡适和妻子江冬秀
但在最初的时候，鲁迅、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梁漱溟等人是在同一个阵营的。他们以北京大学为思想阵地，以《新青年》杂志为思想载体，携手并进，为寻求中国未来的出路而不懈奋斗。
但随着国内情势的变化，胡适和鲁迅、陈独秀等人的思想逐渐发生分歧，后来甚至从和而不同发展成为互相敌视的政见之争。
胡适深受美国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死心塌地追随他的恩师杜威教授，认为中国也应当学习美国，这样才能走出一条活路。
胡适与恩师杜威合影
在那个思想争鸣的时代，没有谁能肯定地说谁对谁错，自然胡适也应当有自己的发言权。可就是在这个关口，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遭遇失败，被中国外交称之为救世主的美国威尔逊总统在面对中国山东主权移交问题时不作为，消息传来，国内上下一片愤慨。
但此时的胡适却将自己置身事外，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待山东主权从德国移交日本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如此丧权辱国的条约，他却未曾表现出一丁点作为中国人的气节，甚至因为他的恩师杜威访华，借此想要离开北大。
陈独秀、李大钊带领学生们兴起五四运动，想要给政府施压，而胡适非但不出一份力，还发表阻拦之言，说学生们的本职是学习，不应牵扯到国事上。
胡适与陈独秀
常说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哪怕是在如今的和平年代，学生都有关心国家大事之责，更何况在国家面临危亡之际，学生作为爱国的中国人，哪里还能两耳不闻窗外事地读圣贤书？
中国人站在中国的土地上，面临着家国被破的威胁，怎能以旁观者的态度视之？就像强盗都闯到你家中抢你钱财，杀你至亲，辱你友戚了，你却毫无悲伤愤懑之感，反倒责怪自家房子不够牢固，家中之人不够强大。
胡适
在民族大义面前，以坚韧之心卫之，以热血之心搏之，以真诚之心守之，才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应有的态度与气节。无论自己的家国面临怎样的危险，都理智、客观又中立地去看待与评价，这样未免太过冷血。
常说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胡适似乎就是站在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在劝导受苦受难的同胞安分守己做好自己应做的事情，不要参和国家大事。
但与此同时，胡适又将危害中国根基的责任怪罪到国人拒绝被启蒙的愚昧上，但他从未想过并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机会做他胡适这样的人。
他能接受良好的教育，拥有留学美国的机会，习得他所追捧的西式先进思想，与他的家境、天赋、家人的支持都离不开干系。但在学成归国后，他却以“何不食肉糜”的心态看待被他形容为“愚昧”的同胞。
为何忧国忧民的总是文人志士？难道普通百姓就天生未生爱国这一心窍？追其原因，不过是因为文人受教育程度高，能用高尚的言辞包装自己的爱国之心罢了。
对于普通人来讲，他们的爱国之心并不弱，只是在三餐无继的境地，求生才是本能。要想开民智，解愚昧，在动乱的年代，带动全民参与国家大事、捍卫民族尊严才是可行之道。
胡适与蒋介石
胡适后来加入蒋介石麾下，蒋介石曾对他有着高度评价：新文化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新思想的师表。
胡适当时的一些文章确实见地颇深，对于当下社会的发展也有积极的影响，但最终还是沦为了自己所痛骂的那一类人。哪怕在今天，已经作古多年的胡适还是走在争议的刀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