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文明長河，探尋演替真谛，人類近現代精英前赴後繼，相繼提出了多種文明理論，主要有：維科1725年在《關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學原理》中提出了“周期論”，孔多塞1794年在《人類精神進步史綱》中提出了“進化論”，斯賓格勒1917年在《西方的沒落》中提出了“循環論”，湯因比1934年在《曆史研究》中提出了“挑戰論”，費孝通1991年提出了“美美與共論”，還有多種多樣的“現代化論”，等等。
圖：早在舊石器時代晚期，尼羅河谷的居民就已經熟知如何利用自己周圍環境中的動物了。距今約1萬年前，來自尼羅河沿岸村莊的當地居民很可能非常喜歡捕獲鳥兒，包括不同種類的鴨子和鵝。
近20年來，中國學者何傳啟帶領其在中國科學院的團隊另辟蹊徑，建立了獨立于世的“第二次現代化理論”。他在《東方複興：現代化的三條道路》一書中指出：人類文明猶如一條長河，她從非洲走來，在亞洲發明了農業文明，在歐洲創造了工業文明，在美洲孕育了知識文明。這個知識文明就是資訊技術革命所導緻的新的文明形态，有人也稱為數字文明時代。
圖：人類史發端于非洲，但未止步于非洲。相反，人類在非洲站立，進而走出非洲、奔向全球，進而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發展浪潮。
綜上，我們不難發現，這些理論的共同關注點是揭示文明演變中“變”之規律。但是，受到何傳啟《中國複興的科學基礎和戰略機遇》等著作的啟發，筆者發現文明演進中影響曆史程序直至影響當今全球格局的重要因素還有“不變”或不易于“變”之規律，即類同由牛頓所揭示的物體運動慣性定律，是以稱之為“文明演進的慣性定律”。
《易》有言：“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解天之文，則時變可知也；解人之文，則化成可為也。”古今中外，天文、人文一直是道之兩軌、并駕齊驅，彼此無交集，更無統一。但自老子、柏拉圖以來，人類精英尋求統一知識的努力一直沒有中斷過。也許是因為天文、人文二者間的鴻溝巨如天塹，人類理性迄今仍未飛越此天塹。而文明演進慣性定律的發現，表明人類社會的文明運動，與物質世界的物體運動，存在同樣的原理；并提示，天文、人文不僅可并行不悖，而且能異曲同工。
波瀾壯闊的人類文明史
周口店遺址複原圖。大約70萬年至20萬年前，人類遠祖的一支徙居周口店龍骨山地區。在漫長的曆史歲月中，“北京猿人”學會了用火，并能制造些簡單的石器。距今大約20萬年至10萬年的“新洞人”和距今1萬年至2萬年的“山頂洞人”也相繼在此繁衍生息。
凡成大器者，其孕必久。人類史相較于生物史以及人類文明史相較于人類史均是如此。地球上有生命以來，已大約經曆了39億年，而作為生物之靈長的人類僅是在其最後的數百萬年才出現，人類史僅占地球生命史的大約0.005%。與此相似，文明肇端前(即在文字發明前)，人類史有着超長的通常被稱為“史前”的時期。它約占人類存在時間的99.8%,包含了人類的誕生、“兒童期”與“青春期”。漫長的史前進化孕育并點爆了宇宙間非凡、地球上唯一的“瞬間”之曆史絕響—人類文明。人類的文明史，或通常被稱為以文字記載為基礎的“真正曆史”，雖然僅占人類史的0.2%，但此0.2%絕非微不足道，相反，正是這0.2%，譜寫了人類史最華彩的鴻篇巨制，也鑄就了太陽系甚至整個宇宙史的鼎盛。
南京博物院藏明萬曆利瑪窦《坤輿萬國全圖》(1608年)。人類起源于非洲，走出非洲後，在亞洲建立了農業文明，在歐洲發明了工業文明，在美洲創造了知識文明。一眼所見，人類及其所創造的文明從未停止前進的步伐，而且文明潮頭總是“喜新(大陸)厭舊(大陸)”。
人類文明從始至今，按生産力發展，可分為農業文明、工業文明、知識文明三個階段。正如荷蘭著名曆史學家赫伊津哈所言：“我們的文明是第一個以全世界的過去為自己的過去的文明，我們的曆史是第一部世界史。”一部人類文明史，很顯然不是單一的非洲史，不是亞洲史，也不是簡單的歐洲史，甚或美洲史，而是地道地道的全球史。
非洲是當今地球上最為貧瘠的大陸，卻是人類的搖籃。圖為位于坦尚尼亞的古人類洞穴遺址，其曆史可追溯至250萬年前。
非洲是當今地球上最為貧瘠的大陸，卻是人類的搖籃。根據化石考據，像黑猩猩和大猩猩一樣，所有超過1500萬年之久的人亞科均源于非洲。大多數科學家認為：第一批真正的人類，屬于人屬，出現在200萬前的非洲。人類物種形成的曆史幾乎完全在非洲展開。
解剖學上現代人類的起源和傳播來自非洲，這一基于化石的科學結論得到了最近的實體學年代測定技術、計算機模拟人類個體差異和基因組研究等新證據的支援。來源于線粒體DNA(發現于細胞并遺傳自母親)研究的基因證據也證明了一個單一的血統回溯到非洲“家園”。
人類史發端于非洲，但未止步于非洲。相反，人類在非洲站立，進而走出非洲、奔向全球，進而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發展浪潮。人類走出非洲的遺傳學證據：通過研究現代人遺傳基因的相似性和差異性以及追尋他們在非洲的共同祖先，各大陸之間互相聯系的遷徙路線已經被科學地追蹤。
諸多科學報告的基因證據表明，最早的非洲遷徙大約始于200萬年以前。此外，語言學的研究也提供了全新次元的支援證據。語言的誕生将人類和其他動物差別開來。對語言的研究提供了世界各地曆史上的民族遷徙的重要線索。最早的和使用最廣泛的語系表明存在兩個關鍵的遷徙時期。第一個時期是沿水路從非洲到達太平洋地區并且穿過了熱帶地區，時間在8萬年至5萬年前之間。第二個時期的人類遷徙是從氣候适宜的溫帶到達氣候更加極端的環境中，時間在4萬年至3萬年前之間。人類走出非洲，看來不是一次單一的遷徙，而可能是多次、多方向的擴散。
出土于巴基斯坦摩亨佐達魯地區的牛車陶塑，标志着公元前2400年印度河流域文明農業水準的發達程度。
人類文明的浪潮首到之站，是亞洲。農業和畜牧業是在亞洲西南部的一批“核心地區”被發明的。在亞洲西部，專家對當地的新石器時期進行了大量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可靠的證據。在那裡，食物生産(包括家養動物與種植植物)在距今1.2萬年前不久就開始了。從這一核心地區，新石器時代的生活方式擴充蔓延到歐洲、非洲的地中海部分以及亞洲的整個西部和南部直到印度次大陸
第二批核心地區是幾個地區，首先一部分在上埃及或者撒哈拉東南部，始于距今1萬年前，那時那裡還沒有被荒漠化所影響。另兩個核心地區就在中國，一個在黃河流域。在此，食物的生産開始于距今8000年前，農業以兩種類型的糧食(谷子和黍)為基礎，馴養的動物僅限于狗、豬、鴨和雞。另一個核心地區包括長江中下遊流域。其食物生産幾乎與黃河流域同時開始。水稻在此開始被種植，稻田耕作技術得以發明，繼而傳播到南部地區，并向西傳播到印度、緬甸、泰國及印度支那等。公元前3200年前後，亞洲的蘇美爾人發明文字，建立城市與國家，率先進入文明社會。公元前500年前後，中國出現諸子百家，開始率先打破封建制或分封制，進入大一統文明形态。
數千年來，中國将郡縣體制的農業文明發展到了幾乎無以複加的程度，進而樹立了古代文明一座雄偉的“珠穆朗瑪峰”。在此期間，歐洲則處于黑暗的中世紀，美洲還未被文明世界所發現。非洲遲遲未進入文明時代，是以顯然不是農業文明的發端者。
經過工業革命的洗禮，西方社會開始進入大工業時代。圖為19世紀早期，英國煤礦使用蒸汽機作為礦坑升降動力。
以下史實，幾乎人所共知。公元1500年前後，歐洲文藝複興，打破封建制，開始走向資本主義社會。公元17～18世紀，英國發動啟蒙運動，開啟工業革命，率先邁向工業文明。工業革命通常被認為是自新石器時代以來人類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從1780年到1850年，在短短不到三代人的時間裡，一場人類曆史上前所未有的深遠革命改變了英國，繼而改變了世界。
石版畫：1851年，倫敦世界博覽會，英國工業機械展廳。
工業革命标志着從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開始轉向個人所得不斷增長的現代經濟。作為第一個工業化國家，英國在18世紀下半葉處于技術領先地位。早期工業化國家有比利時、法國、尚未統一的一部分德意志邦國，以及先前受英國主體殖民并獨立不久的美國。19世紀後半葉，工業化在荷蘭以及斯堪的納維亞、奧匈帝國的部分領土、瑞士、意大利和日本發展迅猛。
在南歐和東歐，在俄羅斯帝國和世界其他一些地區，工業化還沒有發展成為全國性的程序，而是被局限于國内的某些區域。盡管有些分散，但不管是自身已完成工業化，還是被卷入工業化強國控制的國際金融和貿易網絡的國家和地區，這個過程已經成為世界性現象。
農業并不發達的日本勉強跟上了工業文明的步伐。圖為19世紀中期的日本貴族騎着馬出行。
遺憾的是，率先發動農業文明革命的亞洲，除了在農業文明中乏善可陳的日本跟上了工業文明的步伐，其他幾乎所有亞洲國家尤其是如農業文明代表性國家或地區中國、印度等均遠未跟上人類文明這一新潮流，更非工業文明的發端者。
1950年11月29日，工程師依據阿蘭·圖靈的思想原理與設計手稿制造出的“電腦”。阿蘭·圖靈被後世視為計算機科學之父，是人工智能發展史上無法繞過的一個名字。
20世紀下半葉，美國發明計算機與網際網路，發動資訊革命，率先開啟知識文明。1980年，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在其所著《第三次浪潮》中指出：“一個新的文明正在我們生活中出現。它到處遭到了一批視而不見的人的壓制。這個新文明帶來了新的家庭形式，改變了我們工作、愛情和生活的方式，帶來了新的經濟和新的政治沖突，尤其是改變了我們的思想意識。這個新文明今天已局部存在。”“這個新文明的誕生，是我們生活中唯一最有爆炸性的事件。它是了解現代首要的關鍵，是今後事态發展的核心。它的深刻意義，就像一萬年前發明農業的第一次浪潮對人類解放的變革，或者如同工業革命引起的第二次浪潮所帶來的震撼世界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是下一次變革—第三次浪潮的幸運兒。”
20世紀下半葉，美國發明計算機與網際網路，發動資訊革命，率先開啟知識文明。數十年前，人類模仿自己蒙童時期即有的初階計算智能，發明了計算機，開啟了“智業文明”的第一階段——資料為源、資訊為流的資訊時代，成就了“美利堅合衆國”。
近40年來，由美國發動的這波知識文明浪潮如火如荼地展開，目前已露端倪的有：以資訊科技與生物科技為代表的科技革命、以計算機/網際網路/人工智能/腦與認知科學為代表的資訊認知革命、以教育普及和知識廣播為特征的學習革命、知識産業與服務業超過傳統工農業的産業革命、知識對經濟的貢獻率超過傳統生産要素的經濟革命等。這些特征已明确無誤地訓示了一個新時代、新文明——智能時代、知識文明或叫做數字文明的來臨。令人驚奇的是，這一最新文明同樣不是發端于工業文明的發祥地歐洲，而是剛被文明世界發現不久的新大陸—美洲。
慣性定律支配文明演進的方式
牛頓第一定律揭示：一切物體在沒有受到力的作用的時候，總保持靜止或勻速直線運動狀态。物體的此類性質被稱為慣性。艾薩克·牛頓在其《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裡對其給出了嚴格的定義：慣性，是物質固有的屬性，是一種抵抗改變的現象，它存在于每一物體當中，大小與該物體相當；當作用在物體的外力為零時，慣性表現為物體保持其現有的相對狀态不變，即保持靜止或勻速直線運動；當作用在物體的外力不為零時，慣性表現為外力改變物體運動狀态的難易程度，即在同樣的外力作用下，加速度較小的物體慣性較大，反之加速度較大的物體慣性較小。由此可見，物體的慣性，在任何時候(受外力或不受外力)、任何狀态下(靜止或運動)均不會改變，更不會消失。
這一物質運動定律可否用于認識人類文明的發展模式?
光纖就像一條由玻璃纖維鋪設而成的軌道。這條軌道日以繼夜地傳輸着數字化的聲音、影像以及任何可以轉化為位元組的電腦資料，這徹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
通過分析人類主要文明形态及其發祥地，可以發現文明演進也如同上述的物體運動一樣，處于任一文明形态的國家乃至大陸，總是趨向于保持原有的文明形态不變，因而文明也存在其固有的、抵抗改變的慣性定律。
人類起源于非洲，走出非洲後，在亞洲建立了農業文明，在歐洲發明了工業文明，在美洲創造了知識文明。一眼所見，人類及其所創造的文明從未停止前進的步伐，而且文明潮頭總是“喜新(大陸)厭舊(大陸)”。由此，人們總是容易想當然地以為人類文明的發展、進步、演變是自然、自發、自主的過程。
以資訊科技與生物科技為代表的科技革命是近40年來由美國發動的這波知識文明浪潮的重要組成部分。
實則不然!
200多萬年前，非洲是人類的發源地，目前它仍是最落後的地區；8000多年前，亞洲是農業文明的發祥地，目前多數亞洲地區仍處于農業社會；200多年前，歐洲是工業文明的策源地，目前多數歐洲國家仍在固步自封；30多年前，北美洲成為知識文明的領頭羊，目前它正走在世界知識社會體系的前列。
由此可見，人類文明史上的各類新興文明，均不是在前一文明的發祥地或興盛地接續出現，而都是遠離前一文明的發祥地或興盛地，即在前一文明落後甚至缺失的區域出現。這一現象反複發生。假如新舊文明更替如此出現一次，我們尚可認作是曆史的偶然事件。事實是，人類迄今所有發生過的新舊文明更替均是如此。這就迫使我們不得不将其認定為文明演進的一種規律性現象。
迄今所有關于文明演進的理論甚或常識都會告訴我們：前一文明的發祥地、興盛地，自然會有更好的基礎、更大的機遇進入下一新興文明。而展現于我們面前的情景卻是絕然相反的曆史畫卷!
以計算機/網際網路/人工智能/腦與認知科學為代表的資訊認知革命無時無刻不在改變着我們的生活。
是以，我們就不得不問：何以如此?筆者的回答是：慣性!類似于物體運動中無時、無地不在的慣性!确切地說，就是文明演進也與物體運動一樣，無時、無地不存在阻礙其已有狀态改變的慣性，前一文明存世愈久、程度愈盛，進而慣性愈大，進入下一文明階段或文明轉型愈難。簡言之，文明演進存在慣性定律。類比于物體運動的牛頓第一定律(慣性定律)，我們因而将此稱之為“文明的慣性定律”。此慣性定律之影響，自有文明而始，與生俱來、根深蒂固且無時無處不在。可以說，人類文明有史以來的任何時代、任何民族、任何國度，其文明演進均受已有文明慣性的制約，而隻有憑借外來與内生之力合力打破已有文明的慣性，才能導緻新的文明誕生。
“文明的慣性定律”，不僅要接受所有自然的、自發的、沒有外力作用下的“任何文明形态均抵抗改變”的普适性檢驗，更要接受文明興替程序中“新興文明必然在前一文明慣性較小、且遠離前一文明發祥地/興盛地的國家或大陸出現”的後發先至的判決性檢驗。
人類文明史迄今經曆了從史前文明向農業文明、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工業文明向知識文明的三次重大興替。如前所述，人類誕生于非洲，最早的史前文明發現于非洲，而農業文明卻發端于遠離非洲、人類遷徙較晚到達的亞洲；無獨有偶，工業文明并未起步于農業文明的發祥地、興盛地亞洲，而是起步于遠離亞洲、且農業文明較為落後的歐洲；更有甚者，最新的知識文明不是興起于工業文明的搖籃—英國與歐洲，而是位于其大西洋彼岸、剛被文明世界發現不久的新大陸、建國時間不長的美國及其所在的美洲。
人工智能是指通過普通計算機實作的智能，同時也指研究這樣的智能系統是否能夠實作，以及如何實作的科學領域。1956年，在美國達特茅斯學院舉行的會議上，人工智能的概念及其研究領域正式确立。
從上可見，人類文明所有演進的曆史均無一例外地從反面證明：任何文明形态，均存在其固有的抵抗改變的慣性，慣性越大，改變越難，慣性越小，改變越易；新興文明往往興起于前一文明慣性較小、遠離前一文明發祥地/興盛地，因而較易改變的國度與大陸。是以，我們可進一步将“文明的慣性定律”稱之為“文明演進的慣性定律”。而由于此定律揭示了“前一文明的發祥與興盛反而阻止了同一地域緊接一輪新興文明的興起”這一規律性現象，因而又可将其概括為“文明興替的陷阱”。這是又一種“發達的陷阱”，是時空尺度上規模最大的“發達的陷阱”。
慣性定律導緻發展陷阱
“陷阱”一詞，最近流行于國内外，其中尤以“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金德爾伯格陷阱”為盛。這三者與上面所揭示的“文明興替的陷阱”一樣，均與發達相關，是以筆者姑且将其統稱為“發達的陷阱”。
世界銀行《東亞經濟發展報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指出鮮有中等收入的經濟體成功跻身為高收入國家；它們往往陷入經濟增長的停滞期，既無法在工資方面與低收入國家競争，又無法在尖端技術研制方面與發達國家競争。一個經濟體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邁進的過程，既不能重複又難以擺脫以往由低收入進入中等收入的發展模式，是以極易出現經濟增長的停滞和徘徊。“中等收入陷阱”發生的主要原因是低端制造業轉型失敗。低端制造業可以帶來中等收入，但伴随而來的污染、低質低價，必然導緻惡性循環。而破除這一慣性、實作低端制造向高端的轉型更新，必須依靠高科技，但發展高科技絕非一日之功。是以，這一陷阱是任一國度走向發達所必須邁過的第一道門檻、跨過的首條鴻溝。
“修昔底德陷阱”，源自古希臘著名曆史學家修昔底德。他認為，當一個崛起的大國與既有的統治霸主競争，多數以戰争告終。
“修昔底德陷阱”，源自古希臘著名曆史學家修昔底德。他認為，當一個崛起的大國與既有的統治霸主競争，多數以戰争告終。公元前5世紀，雅典的急劇崛起震驚了陸地霸主斯巴達。雙方間的威脅與反威脅引發了長達30年的戰争，戰争結束後，兩國均遭毀滅。修昔底德總結道：“使得戰争無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壯大的力量，還有這種力量在斯巴達造成的恐懼。”這是任一國度走向王座所必須攀登的珠峰，也是成王敗寇的分水嶺。此外，根據文明演進慣性定律，不難推測：更新的下一輪文明，将發端于美洲以外的大陸。人類隻要文明演進不斷，地球上将不複存在一成不變的“霸主”，美國也決不會例外。是以，作為目前最大經濟體的美中雙方宜積極認識此“鐵律”，提前看清并確定成功跨越此類陷阱，避免“秦人不暇自哀、後人哀而不鑒、亦使後人複哀”的循環。這将是時代之幸!也将是人類之幸!
2017年初,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發表了題為《特朗普與新陷阱》的文章,提出了關于避免“金德爾伯格陷阱”的思考：當今世界會不會重蹈上世紀30年代的覆轍?即維護世界體系穩定的上司國不願為提供全球公共産品貢獻力量，全球體系陷入衰退乃至爆發世界大戰。查爾斯·金德爾伯格是美國著名的世界經濟史和國際政治經濟學專家，霸權穩定理論奠基者之一。他認為，20世紀30年代的災難起源于美國取代英國成為全球最大霸權，但又未能像英國一樣承擔起提供全球公共安全産品的責任。筆者以為，跨越“金德爾伯格陷阱”，是時代更張、文明興替、開天辟地的扭轉乾坤之舉。
以上三大陷阱，其本質均是源于事物發展的慣性(如“中等收入陷阱”)，或對已有慣性的破壞和倒退(如“修昔底德陷阱”“金德爾伯格陷阱”)，它們均屬于全球或其某一局部發展過程中趨于或走向發達目标所必然面臨的陷阱，是以又可統稱為“發達的陷阱”。與人們已知的這三大發達陷阱相比，文明演進慣性定律，是徹頭徹尾的“發達的陷阱”。因為在人類文明史上，前面三大陷阱，雖然絕大部分相關國家或時代均曾面臨而且滑入過這些陷阱，但總有成功跨過這些陷阱的少數例子。與之相反，面對文明演進慣性定律，迄今無一大型文明區域、無一大陸曾成功地跨越過這一發達的陷阱!這是當今世界的命門，更是執當今知識文明之牛耳的美國的命門。
繁盛于宋代的“海上絲綢之路”路線示意圖。
那麼，中華文明有無可能徹底跨越這些陷阱?
中華文明複興将開創人類文明新紀元
中華文明，開智、明慧5000餘年，獨立史間；中華民族，近十四萬萬之衆，自強不息、足及全球，特行世間。
王者興于時變。王者，在這裡是文明發展領頭羊的比喻；時變，就是文明轉型新生的演替。未來王者何許?當今時變何在?
遠古時代，人類以創造力，首先解放“物之力”，造就了8000多年的“農業文明”。人類用石刀、石斧，劈開了文明的初路；用銅器、鐵器，敲奏出農業文明的強音。農業文明成就四大文明古國。
近代以降，人類創造力進而解放“能之力”，造就了300多年的“工業文明”。蒸汽機的發明，引發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内燃機的出現，使得輪船、汽車、飛機等相繼誕生；電作為能源，以雷霆之力洞開現代文明的大門；核能的橫空出世，終于集物、能之大成。工業文明成就了“日不落帝國”。
2017年9月29日，全長逾2000公裡的中國量子保密通信骨幹網絡“京滬幹線”宣告開通。“京滬幹線”是世界首條量子保密通信幹線，其開通标志着中國建構出天地一體化廣域量子通信網絡雛形。
當今世界，人類創造力正闊步向前，解放“智之力”，造就“數字文明”“知識文明”并開啟“智業文明”。
數十年前，人類模仿自己蒙童時期即有的初階計算智能，發明了計算機，開啟了“智業文明”的第一階段—資料為源、資訊為流的資訊時代，成就了“美利堅合衆國”。
中國科技大學旗下的國盾量子公司研發的多款量子通信産品亮相2015杭州雲栖大會，量子通信是指利用量子糾纏效應進行資訊傳遞的一種新型的通訊方式。
進入新世紀，人類正邁向未曾開墾的感覺智能以及更高階的認知智能新大陸!類腦晶片、大資料、深度學習、雲計算等新技術群的層出不窮，使得人工智能短期内在圖像識别、自然語言識别以及人機博弈性遊戲對抗中别開生面，大有“奇點臨近”之勢，人類正昂首挺進“智業文明”的第二階段—知識為源、智慧為流的智慧時代!
簡言之，人類文明的演進規律是從“物”到“能”至“智”之力的解放。而“物之力”“能之力”“智之力”的解放可謂文明的三大躍遷，是改變舊有文明慣性、締造新興文明的旋乾轉坤之力。
2017年9月15日上午，2017年全國“大衆創業，萬衆創新”活動周西安主會場啟動。從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供給側改革，到“大衆創業、萬衆創新”，全國迅速掀起創新潮，創新成果不斷湧現，引來全球關注與盛贊。
人類理性對自然、對自我的問究，無不經曆序貫的資料、資訊、知識與智慧四大階段。20世紀下半葉至今，人類積數千年文明之曆史碩果，憑數千年未有之時代東風，在不到50年的時間内，接踵邁入了知識經濟時代、資訊時代、大資料時代。雖然時代之序看起來逆“資料→資訊→知識→智慧”之邏輯，但恰是其應用性之序，它們預示着人類社會正在走向集大成的最偉大時代—智慧時代!人類在相繼憑借“物之力”完成農業革命、竭盡“能之力”實施工業革命後，正緻力于解放宇宙間物之極、悟之際的“智之力”，以發動人類文明史上再造乾坤、集大成的智業革命!人類的發展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點
上述新生文明在“拔地而起”之時，每每略過舊有發達陷阱之所在。那麼，如何超越這些陷阱?智慧文明誰主沉浮?
上海市便利的交通、繁華的夜景，構成獨有的“城市節奏”。
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供給側改革，開啟大衆創業、萬衆創新，全國迅速掀起創新潮，創新成果不斷湧現，引來全球關注與盛贊。
看一下西方主流媒體發表的評論文章，我們馬上就能感受到發達陷阱可能如何被跨越：
美國《福布斯》雜志網站在載文“從模仿者到創新者：中國何以會很快成為世界技術領袖?”中指出：中國在金融技術、生物技術、智能機器人發展的新時代，估計會擔負起全球上司角色。
英國《金融時報》載文說，中國正告别“山寨”時代，多個新興産業處于全球創新發展前列。
英國《泰晤士報》載文指出：中國群眾比西方人更加願意接受新科技，現金支付方式在中國消失的速度遠遠快于西方國家。
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中國在軍用無人機領域後來居上，下一代無人機将進入“機群”時代。美國蘭德公司蘭德爾·斯蒂博說，這種機群能對航母和艦載機發動淹沒式攻擊，且目前對這種攻擊并無有效的防禦辦法。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近期報告認為，多年的技術封鎖讓中國打造完成了世界上最完善的工業和技術創新體系，確定中國能獨立完成多種大型創新軍備項目，比如量子通信與量子計算等。這些是西方國家沒有想到的。
《金融時報》又載文說，不久前，來自“一帶一路”沿線20國青年評選出中國的“新四大發明”：高鐵、支付寶、共享單車和網購。中國沒趕上前三次變革浪潮，但用三十年走完了人家二百年才走完的三次工業革命，這是很了不起的。
法國《世界報》報道說，中國要從世界工場變成世界實驗室，從世界經濟的發動機變成未來科技的全球老大。
這些評論讓我們強烈地意識到，創新創造是實作文明轉型新生、超越慣性定律的途徑。而文明交流互鑒正是創新創造的不竭動力之一。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中國夢正在引領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實踐。
萬物有生則機，生物為萬物之太；萬生有靈則智，智慧為萬象之極。中華文明，開智、明慧5000餘年，獨立史間；中華民族，近十四萬萬之衆，自強不息、足及全球，特行世間。日出東方，王者歸來，可期新的時代。
原文釋出時間為：2018-04-16
本文作者：賀福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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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連結：
賀福初院士：發達陷阱可能被跨越，中華文明複興将開創人類文明新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