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知堂原創
做任何學問，哲學思辨都是最基本的方法。研究國學、研究《易經》也不例外。隻是兩千多年的經學傳統，形成了迷信經典、迷信聖人的思維習慣。我們今天研究《易經》就一定要破除這思想禁锢。除此之外，曆史分析的方法也應當是我們在研習《易經》過程中需要堅持的方法。我們今天就來談談它。
《周易》這本書的成書過程并非如《易傳》所講，由伏羲畫卦、文王演卦、孔子作傳而成。凡事物的産生皆源自需要。上古時代，人們普遍信奉神明，同時服務于生産生活的各項技術均處于萌芽階段，科學技術更無從談起。
例如，上古時道路不發達，交通不便利，牛馬的馴化，車輛的使用尚未普及，較近距離的出行都将是極為困難的事情。通訊不發達，兩地相隔便無法聯絡，家人長時間出門在外，家裡人就無從獲悉其情狀。醫藥不發達，當人們生病了，無法治療和預後，就隻能乞諸巫祝，求神問蔔。
在各種技術極不發達的條件下，當人們遭遇到疑難或困難時，就最容易想到借助神明力量來釋疑解難。正是為适應這一需要，是以就産生各種旨在交通神明與人事的種種技術，巫祝、占蔔等活動便應運而生了。是以巫祝、占蔔等活動實際上就代替了服務于生産生活的種種實用技術并發揮着與之相同的社會效能。
上古時代神明信仰文化填補了上古時期社會生活中實用技術缺失的空缺，适用于文化與技術極不發達的特定曆史階段。雖然在理性昌明的當下，求神問蔔被視為封建迷信活動，但上古時代與神明信仰相适應的種種技術和活動卻不能簡單以迷信目之。
舉例來說，丈夫出門後幾年卻不見來，又沒有技術手段使雙方取得聯系，他是生是死無從知曉。但丈夫長期不歸，孤兒寡母的生計就成了問題，總不能讓她們餓死吧。這個時候丈夫是生死，能否歸來，何時歸來的問題便成迫切要解答的問題了。假如丈夫已經死了，永遠都不能回來了，那麼這個女人是否可以改嫁他人進而擷取繼續生存的機會。這就需要一個無可置疑的權威來為她做出決斷。
我們知道在當下的條件下，當丈夫長期不歸，妻子就可以向法院提出宣告丈夫已經死亡的申請，然後由法院作出公示，若幹年後丈夫還不能歸還，妻子便可自動解除與他的婚約，進而合法改嫁。政府與國家權力機關是做出此類決斷的權威力量。
在上古時代，人們隻能将他們共同信仰的神明當作這個權威，凡是神明作出的決斷都是不能懷疑的。是以巫祝、占蔔都以神明信仰為前提，是神明信仰文化的合理産物，它們所擔負的社會職能與現代技術甚至部分政府職能是相同的。是以《易經》所代表的蔔筮活動不能以封建迷信來看待，它反映了上古時代特定曆史條件下的文化，也反映了當時代人們的思想與活動。
是以我們讀《周易》要把它當作曆史來讀，而不能僅當作預測未來的工具。事實上，《周易》也從來不具備這個功能，古人設計卦象并不是為了預測未來，它是為決斷神明的意志。古人占蔔的目标是求神，請示神明為當下困難所做出決策，而不是預測。
比如，丈夫出門後遲遲不歸。他在外面遇到了怎樣的特殊情形，以至于不能歸還? 由于在當時的條件下不能使妻子與在外的丈夫聯絡，是以妻子便無法獲悉丈夫在外的情形。但是古人認為神明是可以知道一切的，是以妻子為此去問蔔的目的是要讓神明告訴她丈夫在外的情形，也就是讓神明來幫她找丈夫。如果那時雙方都有手機，也就用不着求神問蔔了。這個時候求神的作用與手機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
《周易》的卦象與經文無關深奧的哲理或宇宙規律，它們都是與人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比如，噬嗑卦，卦辭講利用獄，意思是說本卦利于牢獄中犯人的貞問。如果家人裡有坐牢的，想要了解他在牢房中的具體情形就可以去蔔師那裡占問噬嗑卦。我們細讀爻辭，可以了解到它們的内容都是有關犯人在牢獄中生活的狀況。
如果我們要問，神明真得就能知曉那個犯人在牢獄中的真實形情形嗎? 或者蔔卦後的結論與囚犯在牢獄中的真實狀況一緻嗎?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蔔卦并不能反映囚犯的真實狀況，而且蔔卦的意義也不在于要反映真實。它隻是借助神明在人們心目中權威地位來解決人們擷取疑難解答的渴求。比如，作為一位母親，不管自己的兒子如何罪大惡極，她都會牽挂兒子在牢獄中的狀況。她急于了解，渴望知曉，但是兒子被關押的監獄距離自己的家很遠，根本無法互通消息。
但是如果不能知曉，老母親就茶飯不思，日思夜想，生活便了無趣味。怎麼辦呢? 上古的人們就隻能求助神明，因為神明在人們的心目中是萬能的，無所不知無所不曉。而且，神明不會欺騙我們，是以占蔔後的結論就會被視作真實的狀況。
至于那究竟是否與真實情形一緻則是無關緊要的，當那神啟示的結論被告知老母親後，老母親同樣會感到心安，思念兒子的心情得到安慰，接下來的生活才更有意義。這才是上古蔔筮的意義之所在。
《易經》的原理不在于洞悉萬事為物之理，進而實作預知未來的功用。它純粹是為解決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實際問題而設計的，是以研讀《易經》需要堅持曆史的，社會的，人文的分析立場。
您若喜歡該文章，請長按下面圖檔